歷史長河奔騰不息，總有一些偉岸的身影，因其獨特的風骨與才情，在泛黃的史冊中熠熠生輝。張瑞璣，這位清末民初活躍于政壇、文壇的“山西奇人”，曾長期隱沒于歷史的煙塵之中。幸而有衛(wèi)洪平先生，懷揣著對鄉(xiāng)賢的深情與對歷史的敬畏，30多年在工作之余爬梳剔抉，研究不輟，繼1997年3月1日在《文匯讀書周報》發(fā)表長文《張瑞璣其人》、2020年編著《張瑞璣先生年譜》之后，又推出力作《張瑞璣傳》。這不僅是一部人物傳記，更是一把解讀那個風云激蕩時代的鑰匙，讓我們得以窺見一位民國士人的錚錚鐵骨與家國情懷。

《張瑞璣傳》，衛(wèi)洪平 著，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

作為本書的策劃與責編，我與這部書稿有著特殊的淵源。2019年初，我因《張瑞璣先生年譜》與作者結(jié)緣，深感張瑞璣其人值得深挖，遂策劃將其擴展為系列叢書。在編校《年譜》的過程中，我獲益良多，并特邀時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及近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岳謙厚教授對書稿進行學術(shù)把關，從感性接觸到理性深耕，各位師長的相助令我對此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隨著2020年年初《年譜》的正式出版，我便與作者約定撰寫《張瑞璣傳》事宜，并列入我社2021年度重點選題，2021年3月簽訂出版合同。然而，衛(wèi)先生政務繁忙，只能在工作之余點燈熬油，書稿推進緩慢，直至2025年元旦前夕才殺青。書稿殺青后，更是幾易其稿，待排版時已至第四稿。

本書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縮影。張瑞璣（1872—1928）字衡玉，號老衡、?窟野人，清末民初山西趙城（今洪洞縣趙城鎮(zhèn)）人。光緒癸卯（1903）進士，歷任韓城、長安等地知縣，以宰官之身秘密加入同盟會，參與組織了陜西辛亥革命。入民國，擔任山西首任財政司長，署山西民政長，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黎元洪總統(tǒng)府政治顧問。1917年響應孫中山號召南下護法。1919年南北議和，以“德望素著”，被南北政府首腦和雙方總代表公推為赴陜西監(jiān)視停戰(zhàn)劃界專員，一時叱咤風云?！稄埲瓠^傳》通過對傳主瑰奇人生的細膩描摹，重現(xiàn)了一位集“文士之筆，辯士之口，循吏之心，俠士之揮霍，廉士之操守”于一身的“諤諤一士”形象，并借此折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廟堂與江湖之間的奮起、掙扎與堅守，具有極強的說服力。作者并非簡單地為其立傳，而是試圖通過張瑞璣這一微觀個體，回應宏大的時代命題。作者筆下的張瑞璣，既是振興新學堂、創(chuàng)辦《興平報》、組織翻譯《晉礦》的實干家，展現(xiàn)出在教育、新聞、經(jīng)濟領域的遠見卓識；又是在辛亥革命、護法運動等重大歷史關頭，敢作敢為、對抗袁世凱與地方軍閥的勇毅之士。書中對于1919年張瑞璣赴陜監(jiān)視停戰(zhàn)劃界一節(jié)的描寫尤為精彩。那是一個關系南北議和成敗的危急時刻，面對錯綜復雜的軍閥局勢，張瑞璣“騎虎”西行，置個人安危于度外。作者通過細膩的筆觸和嚴謹?shù)目甲C，將這一段歷史高潮寫得跌宕起伏，深刻體現(xiàn)了傳主大智大勇，能進能退的政治智慧。這種基于史實構(gòu)建的人物形象，豐滿而立體，絕非空洞的道德說教。

張瑞璣

在分析與論述方面，作者功力深厚，論述精辟周到且前后連貫，以筆墨復活了傳主風骨。后記中引用錢乘旦先生的話：“一切歷史都是寫出來的。”這并非指歷史可以任意杜撰，而是強調(diào)在浩如煙海且碎片化的史料中，寫作者需要有“挑戰(zhàn)智商”的本事，去復原、去拼接、去打撈那些瀕臨消失的真相。作者正是秉持這一理念，做到了邏輯嚴密、互證有力。全書以時間為軸，結(jié)構(gòu)嚴整，層次分明，生動再現(xiàn)了張瑞璣從清末能吏到民初國會議員，再到政壇名角的非凡經(jīng)歷。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一大亮點——史詩結(jié)合。張瑞璣自謂“詩不如其為人”，其詩歌蘊藏著豐富的思想資料。作者在寫作中特別注意分析傳主的思想軌跡，大量引用其詩歌文獻，以詩證史，以詩明史。這種寫法不僅增加了文本的文學性與可讀性，更讓讀者在吟詠之間，觸摸到了傳主字里行間那顆跳動的心。賈平凹先生在推薦語中感嘆：“一個有血有肉、風骨凜然的張瑞璣，在他的筆墨下復活了?！边@種復活，得益于作者對詩歌與政治軌跡互文關系的敏銳捕捉，論證過程環(huán)環(huán)相扣，毫無拖沓之感。

資料來源的翔實與珍貴，是本書學術(shù)價值的基石。作者秉持“實錄”的史家傳統(tǒng)，足跡遍布京、滬、陜、晉等地的圖書館、檔案館。他所依據(jù)的資料極為廣泛且可靠，不僅包括《政府公報》《申報》等官方與權(quán)威報刊，更大量挖掘并使用了各類私人日記、書信以及稀見的稿抄本。正如應出版社之邀審讀書稿的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仲民所言，作者展現(xiàn)了深厚的文史功底，利用多種資料詳細鉤沉了張瑞璣“特立獨行的一生”。這些資料中，不乏先前從未被學術(shù)界系統(tǒng)使用過的珍貴文獻，這為本書的原創(chuàng)性提供了堅實基礎。通過對這些第一手資料的梳理與辨析，作者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歷史語境，剝離后人涂抹的層層色彩，讓讀者得以近距離觀察那個時代的真實面相。

在研究方法上，本書成功地融合了傳統(tǒng)史學與現(xiàn)代傳記文學的多種手段。作者主要采用了歷史學的文獻梳理法與實證分析法，輔以實地考察與比較研究，未局限于就事論事，而是將張瑞璣置于清末民初社會大變局的宏觀背景下進行考量，運用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視角，通過傳主個人的榮辱升降來透視時代的風云變幻。這種方法論的自覺運用，增強了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使得全書既有傳記文學的生動性，又不失學術(shù)著作的厚重感。

撰寫本書時，作者始終秉持“無征不信”的嚴謹態(tài)度。對于歷史記載，他不盲從舊說，不主觀臆斷，而是通過多方印證以去偽存真。這種求真務實的治學精神，從《張瑞璣先生年譜》貫穿至《張瑞璣傳》，體現(xiàn)于字里行間。

在史料處理上，作者可謂詳略有致：凡有確鑿證據(jù)者，必詳盡闡述，條分縷析；凡證據(jù)不足或史料缺失者，則寧缺毋濫，或直言“待考”，以留待后來者補充；若發(fā)現(xiàn)既往記載失實，亦必通過嚴密考證予以推翻或糾正。這種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不僅提升了傳記的學術(shù)價值，更彰顯了扎實的史學功底。

作者不迷信權(quán)威記載，善于通過比對原始文獻（如墓志、碑傳）與回憶錄（如自傳、回憶文章），發(fā)現(xiàn)并糾正記憶錯誤的史實。如糾正于右任關于茹欲可加入同盟會的記述。于右任在《涇原故舊記》中稱進士出身的知縣茹欲可為“中國同盟會會員”。但茹欲可胞弟茹欲立所撰的《茹君墓志》（于右任書丹）這一第一手資料中，并未記載其兄加入同盟會。依據(jù)親屬所撰、名人書丹的墓志，作者推斷于右任的回憶有誤，認定茹欲可并非同盟會會員，而張瑞璣以知縣秘密加入同盟會，在同時代人中“為數(shù)寥寥”。在涉及具體歷史細節(jié)時，作者力求翔實，同時也坦陳資料搜集的艱難，體現(xiàn)實事求是的作風。對于歷史記載中模糊不清、邏輯矛盾或資料缺失之處，作者不強下結(jié)論，而是列出疑點，標明“待考”，為后續(xù)研究留下空間。書中事例較多，限于篇幅，僅舉一例。曹錕賄選時，張瑞璣也被“賄以重金”，他“斷然拒絕”。書中寫道：其時“瑞璣已不是參議院議員，何以還要賄賂他？或許操弄選舉者試圖借重瑞璣的聲望？待考。”從糾謬、詳查、存疑三個層面，作者展現(xiàn)了一位學者應有的嚴謹態(tài)度：不因前人名望而盲從，不因史料殘缺而編造，始終保持對歷史的敬畏之心。

《張瑞璣傳》填補了近代山西人物研究的一個空白，正如張仲民教授所言，該書“或可被視為管窺清末民初山西歷史的一扇窗”。更為重要的是，它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微觀視角。在當下的學術(shù)研究中，如何從邊緣人物入手，重新審視晚清民初的政治與社會轉(zhuǎn)型，本書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范本。它在歷史學層面豐富了對地方精英與中央政治互動關系的理解；在政治學層面，展現(xiàn)了議會政治在中國早期實踐中的復雜面相；在社會學層面，剖析了傳統(tǒng)士人向現(xiàn)代知識分子轉(zhuǎn)型的心理機制與文化陣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