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的一個清晨，北京天空剛透出微白，電話鈴聲劃破了吳桓興家中短暫的寂靜。周恩來的聲音透過話筒顯得有些沙啞，卻依舊清晰：“吳院長，勞煩您了，陳毅同志需要您的幫助�！�

對話只持續(xù)了不到三分鐘，卻決定了一位元帥后半生的醫(yī)療方案，也把一位旅居海外多年的放射醫(yī)學專家完全留在了祖國的土地上。

陳毅那時剛做完結(jié)腸癌手術(shù)，兩個月高燒反復(fù)，轉(zhuǎn)移風險隨時存在。301醫(yī)院會診后，周恩來想到了日壇醫(yī)院的鐳放射技術(shù)，而吳桓興正是那里的掌門人。消息一出，外界只看到紅旗車緩緩駛?cè)肴諌t(yī)院，鮮有人知背后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第一次見面，陳毅主動用生硬卻帶著韻味的法語說了一句“Bonsoir”，隨后又切換成四川話自嘲：“老吳，要勞你這個外國‘先森’給我開小灶嘍�！币痪洹巴鈬弊屛堇餁夥蛰p松下來，也把兩人的距離悄然拉近。吳桓興隨口回答：“首長，僑是僑，心可不在海外。”短短一句，透露了他半生的軌跡。

吳桓興出生于1912年的毛里求斯，父親吳應(yīng)奎經(jīng)營雜貨鋪，常對孩子描摹中國山河。年少時，白人教師的偏見像一把鈍刀，慢慢割出民族自尊的傷口。高中畢業(yè)，他本可免試進劍橋，父親卻讓他回到上海。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他第一次沖進戰(zhàn)地救護，徹底明白了“為何而學醫(yī)”。

為了攻克癌癥，他去了倫敦皇家放射學院深造。母親死于癌癥，那份悲痛讓他對鐳放射學癡迷到近乎固執(zhí)。抗戰(zhàn)勝利后，他帶著新技術(shù)回國，可國民政府的混亂讓他看到舊制度的無力。上海解放前夕，勸他去臺灣的人絡(luò)繹不絕，他只是淡淡一句：“醫(yī)院還有一百多位病人等著我�！�

1950年，抗美援朝爆發(fā)，他穿上志愿軍軍裝赴朝鮮前線，親自操作簡易放射設(shè)備救治重傷將士。回國后，他受命組建國內(nèi)首個放射生物學系，又在1958年主持籌建日壇醫(yī)院，把鐳放射治療做到“毫米級別定位”。同行給這套方法起了個俏皮的名字——“小灶的小灶”。

這份“小灶”如今落到陳毅身上，每周六次，每次二十分鐘，從劑量到角度全憑吳桓興隨時調(diào)整。有意思的是，治療室里只有兩個人，一位身披鉛衣，一位平躺靜默。為了避免病人胡思亂想，吳桓興總愛先開口：“陳老總，當年您在巴黎留學時，可見過毛里求斯來的僑胞？”陳毅樂了，“見過，酒桌上喝紅酒，一樣喊打倒帝國主義�！�

閑談中，“華僑”“愛國”成了高頻詞。陳毅動情地提到舊日戰(zhàn)友陳嘉庚，話鋒一轉(zhuǎn)：“桓興，現(xiàn)在外頭形勢還亂，你有沒有想過離開？”空氣似乎凝滯了兩秒，吳桓興抬頭，語氣平穩(wěn)卻堅定：“離開容易，可誰來調(diào)那臺鐳源？誰來負責這些病人？”陳毅點頭，眼中閃過欣賞，“華僑很多是愛國的，你是最好的例子�！�

治療到了第四個月，癌灶雖然依舊頑固，但客觀講生存期已被明顯拉長。陳毅從未詢問過病情，只在一次擺位時瞥見吳桓興額頭的汗珠，輕聲自嘲：“老陳這副爛腸子，怕是拖累你了。”吳桓興笑，說得像開玩笑：“醫(yī)生怕沒挑戰(zhàn)，病人怕沒醫(yī)生。”一句話讓元帥放聲大笑，治療室里回蕩著兩人的爽朗。

時間線繼續(xù)推移。1972年末，陳毅幾度高燒，身體日漸虛弱，卻仍惦念小灶能否推廣。一次治療后，他抓住吳桓興的手：“老朋友，總要讓更多人受益，你得留下。”短短一句，其實已道出他對人才的珍重。那年12月，陳毅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噩耗傳開，吳桓興久久站在治療室門口，沒有流淚，只是一遍遍復(fù)盤每一組射線數(shù)據(jù)，仿佛要找出遺漏的百分之一希望。

陳毅走后，吳桓興沒有停下研究。1978年，他把“小灶的小灶”寫進國家腫瘤診療指南核心章節(jié)，被同行稱為“中國放射治療里程碑”。幾年后，他當選全國人大常委、僑聯(lián)副主席，仍保持門診，每周三下午，固定給老病號復(fù)查。有老兵握著他的手說：“吳院長，當年要不是您，我的命早沒了�！彼皇桥呐牟v本，“別謝我，謝你命硬。”

1986年10月30日，吳桓興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5歲。人們在悼詞里寫下“學術(shù)精湛”“情懷樸素”之類高大詞匯，他生前卻常說：“自己不過是把留洋學到的一點本事用在了該用的地方。”

當年治療室墻上的時鐘早已更換，鐳放射源也升級到了更先進的直線加速器，但那枚指針指向的1972年，卻始終提醒后來者：科學和愛國，從來不是兩條分岔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