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之罪：歷史記憶與德國的轉型正義》，[德]蘇珊·奈曼 著，李 泳 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5年出版

在美國查爾斯頓教堂槍擊案后，在邦聯(lián)紀念碑紛紛被推倒，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席卷全美的時代，蘇珊·奈曼這個來自喬治亞州的猶太裔，從她旅居近30年的柏林發(fā)出質詢：一個背負歷史罪責的社會，如何才能真正與過去和解？她的《父輩之罪》正如一把精準的手術刀，剖開了德美兩國歷史記憶的肌理。它遠非僅關于德國，更是一部關于我們?nèi)绾闻c歷史共處、為未來負責的指南，它告訴我們：通過誠實的自省與堅定的道德勇氣，改變是可能的。

奈曼獨特的雙重身份，鑄就了本書最珍貴的視角。在種族隔離的南方長大的猶太女性經(jīng)歷，讓她親歷了美國種族問題的復雜性；而作為柏林愛因斯坦論壇的負責人，她又深度介入了德國戰(zhàn)后的歷史清算進程。這使她得以超越簡單的二元敘事——既不將德國美化為“贖罪典范”，也不把美國南方斥為“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堡壘”。

在她的筆下，我們看見一位香煙公司繼承人在得知父親曾參與納粹活動后，毅然賣掉股份，資助揭露國防軍罪行的展覽；我們聽見東德反法西斯教育中的理想與扭曲；我們也隨她走訪埃米特·蒂爾的紀念館，感受那份直面歷史傷痛的勇氣。這些具體而微的故事讓抽象的歷史清算變得可觸可感，也讓我們理解：面對歷史罪責，沒有輕松的道路，但確有可行的路徑。

在所有比較中，最具啟發(fā)性的是奈曼對兩國歷史罪責時間維度的剖析：德國的種族罪行集中爆發(fā)于1933至1945這12年間，而美國的種族壓迫已綿延400年。這一根本差異，決定了兩條迥異的清算之路。

德國的歷史清算擁有一個明確的終點——納粹政權的倒臺，這使得“歷史清算”過程有了清晰的起點。而美國的種族問題，則是一個“沒有明顯結束點的故事”，從奴隸制、吉姆·克勞法到當代的系統(tǒng)性種族主義，構成了一條幾乎不間斷的壓迫鏈條。

奈曼提出了一個極具洞見的歷史分期：美國南方的“零時刻”不應是1865年內(nèi)戰(zhàn)結束，而應是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這意味著，“美國人今天所處的階段，大致相當于德國在國防軍展覽引發(fā)強烈反彈的時期——正如當下拆除邦聯(lián)紀念碑所激起的爭議。”這一歷史定位，為理解美國當下的種族爭論提供了寶貴的坐標系。

奈曼對紀念碑政治的分析極具創(chuàng)見。她精辟地指出，紀念碑具有雙重欺騙性：它們既“掩蓋了歷史的偶然性——一旦豎起，便仿佛亙古存在”，又“作為權力與道德的宣示”。

通過細致的歷史考證，她揭示了美國南方邦聯(lián)紀念碑的真相：它們大多并非建于戰(zhàn)后，而是在重建結束后白人意圖鞏固種族優(yōu)勢，以及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作為反擊的這兩個時期大量涌現(xiàn)。這條時間線雄辯地證明，這些紀念碑絕非單純的“歷史紀念”，而是“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物質載體”。

通過深入考察，奈曼提煉出歷史清算的五個關鍵要素：建構承認罪責的國家敘事、將敘事體現(xiàn)在符號中、重塑歷史教育、重建國歌等文化符號、追究肇事者責任并提供賠償。這五要素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清算框架，超越了簡單的“道歉—原諒”模式。

在西德，我們目睹了這一過程的艱難推進：從最初的“偉大抱怨”——將德國自身視為戰(zhàn)爭受害者，到1968年世代將問題推向公眾視野，再到1980年代國防軍展覽打破“清白國防軍”的神話。每一步都伴隨著社會的激烈爭辯與痛苦反思。

而在美國南方，“失落事業(yè)”的神話依然深植于集體記憶。將內(nèi)戰(zhàn)重新包裝為“州權之爭”而非“奴隸制之爭”的敘事，至今仍在阻礙對歷史真相的承認。奈曼在埃米特·蒂爾紀念館的經(jīng)歷表明，唯有直面歷史中最黑暗的部分，才能真正開啟和解之門。

《父輩之罪》最令人不安之處，在于其驚人的預見性。她敏銳地捕捉到美國政治中浮現(xiàn)的危險信號：對真相的漠視、對“替代性事實”的推崇、對少數(shù)族裔權利的侵蝕，以及將移民妖魔化為“國家威脅”的言論。這些現(xiàn)象與德國魏瑪共和國末期的政治氛圍非常相似。

她的分析揭示了一個深刻洞見：當一個社會拒絕正視自身的種族暴力歷史時，它就失去了識別和抵制新形式種族主義的能力。在此意義上，歷史清算不僅是對過去的責任，更是對未來的保護。

在第三部分，奈曼將前文的教訓綜合運用于兩個具體問題：紀念碑的重建與賠償機制的建立。

關于紀念碑，她提出拆除邦聯(lián)雕像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紀念形式。德國的“絆腳石”——鑲嵌在人行道上、標記著納粹受害者最后住所的小銅碑——提供了一種“自下而上”的紀念模式。它們不回避痛苦，而是通過富有想象力的設計，讓行人在日常生活的某個瞬間與歷史相遇。

柏林克羅伊茨貝格的絆腳石（圖源：視覺中國）

關于賠償，奈曼反對將其簡單等同于社會福利的普遍主義方案。她主張一種有針對性的、承認歷史特殊性的賠償機制，強調歷史不公造成的傷害具有獨特性，需要特殊的修復方式。這一觀點既保持了哲學上的嚴謹，又為政策實踐提供了切實的指導。

最終，《父輩之罪》不是一本關于絕望的書，而是一本“宣告不同類型希望”的著作。奈曼并未天真地認為歷史創(chuàng)傷可以完全愈合，或種族正義能一蹴而就。相反，她提出了一種更現(xiàn)實、更堅韌的希望：一種基于對歷史真相的堅持、對正義的不懈追求，以及對人類道德進步可能性的信念。

這種希望，銘刻在柏林街頭那些小小的絆腳石上，回蕩在伯明翰國家私刑紀念館莊嚴的沉默中，也體現(xiàn)在那些勇敢直面家族黑暗歷史的個體的選擇中。它告訴我們，面對歷史之罪，我們的選擇并非“遺忘或復仇”，而是“記住并改變”。

歷史的清算不僅關乎過去，更是為了未來；不僅打磨一個國家的靈魂，更關乎整個人類文明的航向。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提供給我們的不僅是一部歷史哲學著作，更是一份珍貴的道德地圖，指引我們穿越歷史記憶的迷霧，走向那個尚未實現(xiàn)卻值得奔赴的、更為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