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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鷹眼荷魯斯

蒙古征服的過程中充滿了恐怖的屠殺，但建立帝國之后政治卻相對寬松，對中東和東歐而言雖比之前有所收緊，但對東亞社會則大幅解綁，促進了經(jīng)濟和文化的極度繁榮，而可以自由通行的歐亞商路也促進了歐亞各文明極其深廣的交流，開啟了經(jīng)濟與文化的早期全球化之路。不過一到朱元璋出世，一切好東西都只有被摧毀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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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歡迎轉(zhuǎn)載。

14世紀中葉，揚州城外，一座石碑悄然矗立。碑文以倫巴底字母鐫刻，記載著一位年輕女子的生平：“奉主之名，阿門。此處安葬著已故領(lǐng)主多梅尼科·德·維利奧尼斯之女卡特琳娜，她于公元1342年6月去世?！?/p>

卡特琳娜來自意大利顯赫的商業(yè)家族維利奧尼，她的長眠之地并非威尼斯或熱那亞，而是遠在萬里之外、元帝國的繁華都市——揚州。她的下葬證明了當時的揚州存在過一個成規(guī)模的意大利社區(qū)。

這塊沉默的墓碑，如同一把鑰匙，無意中打開了一扇被歷史塵埃掩埋的大門，揭示出一個令人驚嘆的事實：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年），曾有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從金發(fā)碧眼的羅斯人到精明的威尼斯商人，從虔誠的方濟各會修士到技藝精湛的工匠，生活、貿(mào)易、游歷甚至終老于中國。

這不是零星的冒險，而是一場持續(xù)近一個世紀、跨越整個歐亞大陸的文明大交流，一段被后世稱為“蒙古和平”時期的獨特史詩。

序幕：蒙古旋風與蒙古和平

在蒙古鐵騎橫掃歐亞之前，東西方的直接接觸如同星火，零星而珍貴。漢代張騫“鑿空”西域，接觸過中亞的希臘化文明的遺存，帶回了關(guān)于“大秦”（羅馬帝國）的朦朧信息；唐代長安街頭出現(xiàn)過拂菻（拜占庭）使臣的身影；宋朝的泉州港，蕃商云集，其中或許就有來自地中海的冒險家。

然而，這些接觸大多依賴漫長絲路上的多重中介，且受制于吐蕃、阿拉伯、中亞諸勢力的阻隔，真正能抵達中國核心地區(qū)的歐洲人鳳毛麟角。

13世紀，一場政治巨變徹底改變了格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起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從多瑙河畔直到東海之濱。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不僅是中國的統(tǒng)治者，也是蒙古世界體系的核心。帝國境內(nèi)驛道暢通，官方保護商旅，降低貿(mào)易風險；更重要的是，蒙古統(tǒng)治者自身對各種文化抱有興趣，對各種宗教、技藝、商品抱有濃厚興趣和實用主義式的寬容。

這一切創(chuàng)造了史學家所稱的“蒙古和平”環(huán)境——一個雖然由武力締造，卻客觀上極大地促進了東西方人員、物資、知識雙向流動的時代。

于是，歐洲人東來的浪潮開始了。他們的動機各異：商人追逐著絲綢、瓷器與財富的夢想；傳教士懷揣著將福音傳遞到“大汗之國”的熱忱；工匠與技師受雇于蒙古宮廷，貢獻自己的技能；還有因戰(zhàn)爭被擄掠或流亡而來的平民。

他們的來源地幾乎覆蓋了整個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從東歐的羅斯（俄羅斯前身），到中歐的德意志地區(qū)；從南歐的意大利城邦（尤其是威尼斯、熱那亞），到西歐的法蘭西；甚至還有來自拜占庭帝國的希臘人。

商旅：黃金、香料與揚州墓碑

商人無疑是這支隊伍中最龐大、最活躍的群體。他們沿著復(fù)興的陸上絲綢之路，或搭乘船只經(jīng)印度洋、南海抵達中國東南港口。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馬可·波羅家族。

他的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費奧先行探路，而他本人則留下了那部曠世奇書《馬可·波羅游記》。盡管后世對其真實性有爭議，但書中對元大都的宏偉、杭州的繁華、紙幣的使用、運河系統(tǒng)的描述，諸多細節(jié)與中文史料及考古發(fā)現(xiàn)相互印證。

他提到在鎮(zhèn)江看到景教教堂，而元史資料確實記載了一位來自撒馬爾罕的景教徒在那里興建了多座教堂。

比馬可·波羅更早、更專業(yè)的是那些真實存在過的意大利商人。佛羅倫薩商人弗朗切斯科·巴爾杜奇·佩戈洛蒂在1340年左右編纂的《通商指南》中，極其詳盡地記錄了從黑海沿岸的塔納城到中國大都的路線、開銷、貨物和注意事項。

他特別指出，商人到達大都后，可以將攜帶的金銀兌換成中國的“交鈔”（紙幣），然后用這些紙幣購買生絲等貨物。這份冷靜、專業(yè)的商業(yè)手冊，無聲地證明了當時歐亞貿(mào)易的常態(tài)化和制度化。

熱那亞和威尼斯這兩個航海共和國競爭激烈，他們的商人、水手遍布東方。在波斯的大不里士，有熱那亞社區(qū)的影子；在中國的泉州（刺桐），也有一個小型的熱那亞殖民點。

1336年，元順帝甚至派遣一位名叫安德魯·德·薩維尼奧的熱那亞人作為使臣，返回歐洲，尋求“百匹駿馬及其他珍寶”。后來，教廷回贈的一匹西域良馬抵達中國，竟成為元朝宮廷畫家創(chuàng)作的題材，留下了《拂郎國貢馬圖》等作品，成為藝術(shù)史上的一段佳話。

而本文開篇提到的卡特琳娜·維利奧尼的墓碑，證明來到中國的不僅是單身男性冒險家，還有歐洲女性?？ㄌ亓漳群芸赡茈S家族商團移居中國，她的死與葬，意味著一個歐洲家庭在揚州建立了某種形式的長期居所。

這塊石碑是迄今為止在中國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件確鑿證明歐洲女性在元朝生活的考古實物，冰冷石頭上鐫刻的，是一個鮮活生命在異鄉(xiāng)終結(jié)的故事。

在卡塔琳娜·維利奧尼的墓碑被重新發(fā)現(xiàn)之后，揚州又發(fā)現(xiàn)了一塊較小的牌匾，上面刻有銘文，提到安東尼奧·維利奧尼于 1344 年 11 月去世，他是多梅尼科·維利奧尼的兒子。

至于最著名的馬可波羅在那個年代出現(xiàn)也就毫不意外了。即使他自己沒有到過東方，也有意大利社區(qū)將精準的情報傳回，供他撰寫真假參半的著作。

傳教士：上帝之城與大汗之都

與商人逐利并行的是傳教士的奉獻。羅馬教廷一直對東方抱有巨大興趣，既希望聯(lián)合蒙古共同對付伊斯蘭世界，也渴望收獲靈魂。

1245年，教皇英諾森四世派遣方濟各會修士喬瓦尼·達·皮安·德爾·卡皮尼（約翰·柏朗嘉賓）出使蒙古。他歷經(jīng)艱辛抵達哈拉和林，參加了貴由汗的登基大典，雖未達成傳教與結(jié)盟目的，但帶回了詳實的報告《蒙古史》，首次向歐洲系統(tǒng)描述了蒙古的風俗與強大。

隨后，威廉·魯布魯克的旅行更為深入。1253年，他奉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在他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歐洲人在蒙古腹地的更多身影：在當時的博爾塔拉，他遇到被擄為奴、被迫采礦冶鐵的德意志戰(zhàn)俘，他們是第二次蒙古西征帶回東方的戰(zhàn)利品的一部分；在哈拉和林的蒙古宮廷，他遇到了巴黎金匠紀堯姆·布謝，后者為蒙哥汗制作了一座巧妙的銀制 fountain（噴泉裝置）；還有一位來自法國梅斯的婦女帕凱特，她也是在匈牙利被蒙古軍隊俘后帶回東方。

魯布魯克的記載生動描繪了蒙古帝國心臟地帶那個小小的歐洲人社群，這個小社群里還有匈牙利人和羅斯人。

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yè)的真正奠基者是約翰·孟高維諾。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他前往東方。他于1293年底抵達大都，并在此定居。孟高維諾是一位堅韌而富有策略的傳教士：他將《新約》和《詩篇》譯成蒙古文；針對當時中國主要的宗教競爭者佛教，他撰寫文章進行辯駁；他成功說服了信奉景教的汪古部首領(lǐng)闞里吉思改宗天主教；他還收養(yǎng)了一些男孩，教他們拉丁文和圣詩，組建唱詩班。

他的努力獲得了回報，據(jù)他1305年的信中說，已為上千人施洗。1307年，教皇克雷芒五世任命他為大都總主教，并增派了七名方濟各會士前來協(xié)助，其中三人后來被祝圣為主教。孟高維諾在北京建立了至少兩座教堂，他的朋友、意大利商人彼得羅·德·盧卡隆戈慷慨捐贈，支持著教會的運行。

孟高維諾之后，接任總主教的約翰·德·馬里尼奧利（Giovanni de' Marignolli）的經(jīng)歷更具戲劇性。他于1342年抵達大都，向元順帝進獻了一匹來自歐洲的良馬。這匹駿馬神駿非凡，在朝廷引起了轟動，多位文人賦詩作畫歌頌，成為元末一樁文化盛事：

皇帝御極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廿有一日，敕臣周朗貌以為圖。廿有三日，詔臣揭傒斯為之贊。贊曰：

維干秉靈，維房降精。有產(chǎn)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重譯來庭。東逾月窟，梁雍是經(jīng)。朝飲大河，河伯屏營。暮秣太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实叟R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愿歸圣明。皇帝謙讓，嘉爾遠誠。摩于赤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猶贏。色應(yīng)玄武，足躡長庚?；仨娂ぃD轡風生。卓犖權(quán)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曾未足并。周騁八駿，徐偃構(gòu)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維帝神圣，載籍有征。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為國重輕。先人后物，萬國咸寧。

《元史》上的記載則是：

秋七月庚午……是月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后二蹄皆白。

馬里尼奧利在華停留三四年后，由泉州乘船返回。這一時期，天主教在元朝的發(fā)展達到頂峰，據(jù)說在泉州、揚州、杭州等地都建立了主教區(qū)或教堂。

這些傳教士的活動，得到了蒙古統(tǒng)治者前所未有的寬容。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汗們普遍奉行宗教實用主義政策：只要宗教人士為其統(tǒng)治祈禱祝福，不挑戰(zhàn)蒙古權(quán)威，便一視同仁，給予優(yōu)待。

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乃至猶太教，都在帝國境內(nèi)自由發(fā)展。這種氛圍，為歐洲傳教士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窗口。

騎士國王：海屯一世的中亞和蒙古之旅

小亞美尼亞王國的軍隊

除了南歐人之外，當時歐洲的十字軍國家對蒙古人也有認識和接觸。1253至1255年，奇里乞亞亞美尼亞（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國王海屯一世（Het'um I, King of Armenia, 1213-1270, 亦作Haithon, Hayton或Hethum）經(jīng)中亞入朝蒙古面見蒙哥汗，成為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

小亞美尼亞是奇里乞亞亞美尼亞王國之別稱，是亞美尼亞貴族在拜占庭帝國、塞爾柱帝國入侵時期，組織本族難民西遷建立的國家，位于亞美尼亞高原以外的奇里乞亞（Cilicia），瀕臨東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勒塔灣。

隨著十字軍東征和歐洲人的接觸，小亞美尼亞在政治制度上封建化，形成了類似于歐洲的封建制度和騎士制度，并成為了當時十字軍國家的重要盟友和外援。

1243年，西征的蒙古軍隊在克塞山戰(zhàn)役（Battle of K?se Da?）中重創(chuàng)塞爾柱突厥人。在目睹克塞山戰(zhàn)役的結(jié)果后，海屯一世意識到不能和這個空前強大的帝國對抗，于是立即決定向蒙古人臣服。

1247年前后，海屯一世見到了拜住那顏，隨后派出他的兄弟森帕德（Sempad the Constable, 1208–1276）前往大蒙古國首都哈剌和林覲見貴由汗，聲稱全體亞美尼亞人接受蒙古人為其領(lǐng)主。

森帕德于1250年返回奇里乞亞王國首都息斯（Sis）城，帶回了與蒙古人締結(jié)和平誓約、得到對方尊重與款待的好消息，并使整個奇里乞亞王國都成為蒙古帝國的屬國，但海屯仍決定親自前往哈剌和林面見蒙古汗尋求和平并鞏固聯(lián)盟。

1253年，海屯喬裝打扮，自息斯城出發(fā)，經(jīng)蒙古軍隊在卡兒斯（Kars）的駐地，沿里海西岸穿越打耳班門（the Gate of Darband），在柯爾的要塞（the fortress of Cor）覲見過拔都。

之后渡烏拉爾河、額爾齊斯河，經(jīng)哈喇契丹（Xaraxatay）入塔塔兒地（T’at’arastan），在1254年9月13日（十字架獻祭節(jié)，the feast of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Cross）于大蒙古國首都面見威風凜凜的蒙哥汗，得到了汗所頒布的“不許人欺凌他及他的國家”的詔書，以及允許其國家內(nèi)各地教堂擁有自治權(quán)的敕令，正式獲得了蒙古人的庇護。

11月1日，海屯離開哈剌和林，經(jīng)畏吾兒都城別失八里（Be?balex）、察合臺汗國都城阿力麻里（Almaligh）、伊犁河畔的亦剌八里（Ilabalex）等重要城市，渡伊犁河抵達答剌斯（Talas），經(jīng)中亞和波斯，于八個月內(nèi)即返回亞美尼亞地區(qū)。

這次外交活動，促使日后小亞美尼亞參與第三次蒙古西征，回國之后，海屯鼓動他的女婿安條克的博希蒙德六世于1259年左右臣服蒙古。1258年小亞美尼亞軍隊參與圍攻巴格達，1260年小亞美尼亞人參與了阿勒頗圍城戰(zhàn)和大馬士革圍攻戰(zhàn)，小亞美尼亞成功拿回了被塞爾柱突厥人占領(lǐng)的失地。

海屯一世的文化開放政策完全不同于自己封閉排外的前輩。盡管作為基督教國家臣服于蒙古人引發(fā)了爭議，也成為他在后來內(nèi)亂中遭受政敵攻擊的理由，但海屯一世在亞美尼亞歷史上作為富有遠見卓識政治家的地位卻不可撼動。

亞美尼亞著名歷史學家乞剌可思·剛扎克賽曾在《亞美尼亞史》（History of the Armenia）中對他大加贊揚。這本游記詳實生動，記載了蒙古人，中國新疆畏兀兒佛教徒的諸多風俗，是當時亞歐大陸民俗學的寶貴史料之一。

除了海屯，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廷將“諸國人之勇悍者，聚為親軍宿衛(wèi)，而以其人名曰欽察衛(wèi)、康里衛(wèi)、阿速衛(wèi)、唐兀衛(wèi)”，將編在諸蒙古軍和一些區(qū)域的色目人集中編組成軍。

其中的阿蘇，阿速就是漢代史書中的古稱奄蔡，也被稱為阿蘭人，是古代中亞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薩爾馬特人的后裔，蒙古西征占據(jù)了高加索，蒙古帝國將大批阿速特人抽調(diào)，作為蒙哥汗的直屬親軍。阿速人多身材高大、碧眼卷發(fā)，驍勇善戰(zhàn)，中國史書中稱之為“綠睛回回”。

中國和拜占庭帝國的悠久互動歷史

中國和拜占庭帝國的悠久互動歷史

除了商人和教士，還有一些歐洲人以特殊技能服務(wù)于元朝宮廷。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來自“拂菻”（拜占庭）的學者愛薛（Ai-sia，可能為以撒或約瑟的譯音）。

據(jù)《元史》記載，“愛薛通拂菻語及星歷、醫(yī)學”。他掌管西域星歷和醫(yī)藥。因功勛卓著，他被追封為“拂菻王”（十壹年，成宗崩，內(nèi)旨索星歷秘文，愛薛厲色拒之。武宗即位，進金紫光祿大夫，封秦國公。至大元年六月，卒于上都，年八十二?；蕬c元年，贈推誠協(xié)力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拂林王，謚忠獻），子孫也都沿用翻譯為漢字的基督徒名字（也里牙-Elias；魯哈-Luke）在朝為官。

在愛薛之前，中國和東羅馬帝國有過漫長的外交接觸，唐太宗時期，東羅馬皇帝君斯坦斯二世-波格那圖斯遣使來華，被《舊唐書》記載為“拂林王波多力”，他們向唐朝進獻了赤玻璃、綠金精等禮物，向唐朝描述了帝國的一些基本情況：

君斯坦斯二世的錢幣

宮殿的屋梁和門窗，多是用水晶、琉璃做成的。有十二位貴臣共同處理國家政事。

這個國家的國王沒有固定的人，選擇賢能的人立為國君。如國內(nèi)有災(zāi)異或風雨不調(diào)，就廢黜而改立另一個人為王。（羅馬共和制度的殘留遺風）

都城（君士坦丁堡）都城用石頭疊成，特別高峻，共有十萬多戶人家，南面臨大海；城的東面有座大門，高二十多丈，從城門上到下，用黃金作裝飾，燦爛輝煌，遠遠照射幾里。從外到王室，共有大門三重，都有不同的寶物裝飾著。第二道門的城樓里掛著一個大金秤，秤的秤鉤上掛著十二顆金丸，用來表示十二個時辰......當?shù)氐牧曀资遣挥猛咂前寻咨氖^搗成粉末，篩選后涂在屋頂上，其堅固緊密、光亮潤澤，如同玉石一般。到了盛夏酷暑的季節(jié)，人們討厭喧鬧和炎熱，就引導(dǎo)水流從房屋的上面潛流而過，水的機關(guān)靈巧細密，人們都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參觀者只聽到屋上的泉水聲，不一會兒就看到四檐的飛溜，像瀑布一樣懸掛著，激起的涼氣成了涼風，非常工巧。（羅馬的大理石建筑，羅馬的引水渠技術(shù)，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布局和防御工事）

男子剪發(fā)，披帔巾，右袒。婦女不敞衣露胸，用錦做頭巾；貴人習俗都是剃去頭發(fā)而穿著華麗的衣服，乘坐用白繒做車篷和車輪的小車，出入時擊鼓，樹立旌旗幡幟。（對服章制度的描述）

除了對物質(zhì)生活的一些準確描述，拜占庭人介紹了大食國（倭瑪亞王朝）將軍摩拽（穆阿威葉一世）出兵圍攻君士坦丁堡的情況：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

這些情況大致準確，體現(xiàn)了當時確實有東羅馬人抵達長安向唐朝介紹亞歐大陸西部的情況。

到了北宋時期，米哈伊爾七世（宋史記載為：滅力伊靈（米哈伊爾）改撒（凱撒）曾經(jīng)遣使宋朝，再次和中國官方取得聯(lián)系。但是顯然宋代對東羅馬之前和唐朝聯(lián)系的情況不了解，而且做出了其國信佛，其錢幣上的皇帝畫像是彌勒佛像的描述：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

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lǐng)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chǎn)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并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lǐng)主之，每歲惟夏秋兩得奉，給金、錢、錦、谷、帛，以治事大小為差。刑罰罪輕者杖數(shù)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闘戰(zhàn)，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來往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為王名，禁民私造。

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

文明的碰撞與日常

元朝時期生活在中國境內(nèi)的歐洲人總計可能有數(shù)千人。那么，這些散居在中國各地的歐洲人，日常生活是怎樣的？他們?nèi)绾闻c當?shù)厝讼嗵帲?/p>

重要的港口和都城形成了外國人聚居區(qū)。泉州的“蕃坊”里可能就有歐洲商館；大都則有專供色目人（包括歐洲人）居住的區(qū)域。天主教教堂成為信眾社群的中心。揚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教堂建立的記錄，它們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信息交流、互助和維系文化認同的據(jù)點。

溝通是首要挑戰(zhàn)。蒙古語和波斯語是帝國的官方行政和通用商業(yè)語言。許多歐洲商人、傳教士都學會了波斯語。像孟高維諾這樣的傳教士則學習蒙古語以直接布道。同時，也必然存在大量的翻譯人員，包括那些早期來華、已掌握當?shù)卣Z言的亞美尼亞人、突厥人景教徒，甚至可能有一些受過教育的中國本土助手。

卡特琳娜的墓碑暗示了家庭的存在。雖然史料匱乏，但可以推斷，長期居留的歐洲男性可能會攜帶家眷，也可能與本地女性（色目人或者漢人）通婚。

總體而言，來自西域的歐洲諸國的人士大多被歸入“色目人”行列，經(jīng)商上有一些便利，這有利于他們在華立足。傳教士們則積極進行文化調(diào)適：孟高維諾身穿蒙古服飾，采用當?shù)囟Y儀；他們努力學習東方語言，嘗試將基督教教義用本地人能理解的方式表達。

然而，沖突與誤解也難以避免。傳教士與傳統(tǒng)的佛、道勢力存在競爭；其教義與中國的祖先崇拜、禮儀習俗也格格不入。孟高維諾的信中就抱怨過景教徒對他的排擠和誹謗。

十字與蓮花

中西融合的象征

北京房山十字寺

就是當年拉班掃馬修行過的教堂遺跡

這場交流并非單向。同樣有來自中國的人物主動西行，踏上了歐洲的土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列班·掃馬。

他本是出生于大都的畏兀兒（回鶻）景教徒，約1275年與友人馬可斯決心去耶路撒冷朝圣。他們一路西行，歷經(jīng)艱險未能抵達圣地，卻因緣際會，被伊兒汗國（蒙古在波斯建立的汗國）的阿魯渾汗看中。1287年，阿魯渾汗為聯(lián)合歐洲基督教力量共抗埃及馬穆魯克王朝，派遣列班·掃馬作為大使出使歐洲。

于是，一位家族出自高昌，出生在元大都、母語可能是突厥語或漢語的畏兀兒景教徒，穿越整個亞歐大陸，一直走到了亞歐大陸最西邊的英格蘭，先后覲見了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那不勒斯國王、羅馬教皇尼古拉四世、法國國王腓力四世（美男子）以及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

他向這些君主轉(zhuǎn)達了蒙古結(jié)盟的提議，參觀了巴黎大學，目睹了熱那亞與阿拉貢的海戰(zhàn)，并為歐洲的宏偉教堂和圣物所震撼。

列班·掃馬的出訪，是中國人第一次以清晰可辨的身份和目的，深入歐洲腹地，并與亞歐大陸各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進行直接外交對話。他的旅行記，提供了13世紀末歐洲社會、政治、宗教的寶貴東方視角。

與他同行的馬可斯，后來還被推選為東方景教的“宗主教”（大總管）。他們的故事，是蒙古時代歐亞大陸人員與觀念自由流動的最佳注腳。

大幕為何落下？

這場持續(xù)百年的歐洲人在華聚居潮，在14世紀中葉后逐漸走向終結(jié)。

14世紀中葉，元朝內(nèi)部政治腐敗，經(jīng)濟失調(diào)，天災(zāi)頻仍，紅巾軍席卷全國。1368年，明朝軍隊攻占大都，元順帝北逃，元朝對中國的統(tǒng)治結(jié)束。持續(xù)的戰(zhàn)亂和政權(quán)更迭，嚴重破壞了絲綢之路的穩(wěn)定與安全。

新興的明朝深諳商鞅之術(shù)，為了阻止士民了解海外，對外政策極度保守和內(nèi)向。雖然明初鄭和下西洋展示了強大的航海能力，但那是為了消滅海外不在明朝管控之中的民間海商，由朝廷單獨壟斷海貿(mào)。整體上，朝廷對私人海外貿(mào)易和外來宗教采取限制態(tài)度。

天主教被視為“胡教”，失去了元朝時的官方庇護，傳教活動難以為繼。1368年，元朝滅亡，所有外國人隨蒙古人一道被逐，方濟各會傳教區(qū)亦難逃一劫，大都的非漢族景教徒和天主教徒于1369年全遭被逐。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接見了因元末戰(zhàn)亂無法歸國的拜占庭帝國的教士兼商人捏古倫（Nicola，尼古拉），向他宣布大明驅(qū)逐蒙古人，恢復(fù)漢家江山的業(yè)績：

“元末，其國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赍詔書還諭其王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余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絕其命。中原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諸臣，東渡江左，練兵養(yǎng)士，十有四年。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復(fù)我中國之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諸邦皆遣官告諭，惟爾拂菻隔越西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捏古倫赍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俾萬方懷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告?！?/p>

朱元璋覺得自己已經(jīng)向周邊諸國宣告中國恢復(fù)，但是因為拜占庭帝國隔得太遠聲教不及，所以專門召見捏古倫讓他帶著國書向拜占庭皇帝宣告此事?！耙讯鴱?fù)命使臣普剌等赍敕書、彩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后不復(fù)至?！?/p>

其實這樣的外交活動，已經(jīng)預(yù)示了一個相對保守時代的到來。后來，明朝又讓拜占庭使者普剌（Paul，疑似保羅）帶著賞賜物回國，在有過數(shù)次貢賜關(guān)系之后，兩國不復(fù)聯(lián)系。

于是，歐洲商人的身影從中國口岸消失，天主教堂漸漸荒廢，孟高維諾等人建立的教會網(wǎng)絡(luò)因后繼無人而中斷?？ㄌ亓漳鹊哪贡灰安菅诼?，這段歷史逐漸被遺忘。

直到近兩個世紀后，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人才再次來到中國，而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人面對的，是一個對“泰西”幾乎毫無記憶的明朝社會，在歐洲，直到葡萄牙教士鄂本篤完成了從印度出發(fā)穿越帕米爾高原和新疆，最后抵達甘肅的內(nèi)亞之旅前，西方人一致認為中國北方存在一個和中國長期對峙的“契丹”。

元朝時期歐洲人在華的歷史，是古代世界最后一次，也是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歐亞文明直接碰撞與融合。它發(fā)生在蒙古帝國用鐵蹄和驛道強行“壓縮”了時空的背景之下。

盡管這個帝國本身不乏暴力與壓迫，但它無意中創(chuàng)造的“蒙古和平”，卻讓威尼斯商人與揚州士紳有可能同桌宴飲，讓方濟各會修士在元大都的教堂里用蒙語吟唱贊美詩，讓拜占庭學者參與修訂中國的歷法。

它證明了前現(xiàn)代世界的全球化萌芽，在民族國家體系形成之前，已經(jīng)存在一個人員、商品、思想高度互聯(lián)的歐亞世界。

揚州城外那塊孤寂的墓碑，不再僅僅是一個意大利女孩的安息之所。它是一個時代的紀念碑，銘刻著那段跨越山河、種族與信仰，無數(shù)普通人勇敢走向陌生世界的故事。

今年作者預(yù)計會出版兩本作品，一本是盛唐西域，另外一本是絲路長歌：漢朝西域300年經(jīng)營史，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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