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和東南亞，有四個國家曾深度浸潤在中華文化圈，漢字、儒家思想、傳統(tǒng)習俗一度貫穿其社會生活。

但近代以來，出于民族認同構建、殖民影響等原因，它們紛紛走上“去中國化”之路，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有的全盤倒向西方，有的激進切割后陷入困境，有的在變革中保留根基，還有的在代價之后尋求回歸。

日本

日本是最早嘗試去中國化的國家之一，卻走出了溫和改良的路子。

公元7世紀起，日本遣唐使大量吸收中華文化，漢字、佛教、儒家思想深深扎根，還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假名文字。

但近代清朝衰落，日本明治維新后提出“脫亞入歐”，把西方當作現(xiàn)代化標桿，去中國化成了必然選擇。

二戰(zhàn)后受美國影響，日本曾想徹底廢除漢字，可實踐中發(fā)現(xiàn)根本行不通。

日語七成以上詞匯源自漢字，僅靠假名無法準確表意，比如“先生”“學生”若只用假名書寫，辨識度極低。

最終日本妥協(xié)，保留了2000多個常用漢字，卻對其進行了“本土化改造”。

不少漢字含義與中文大相徑庭，比如“娘”在日語里指年輕女子，而非母親。

這種取舍，既擺脫了對中國文化的完全依附，又借助漢字保留了文化根基，算是在去中國化中找到了最優(yōu)解。

韓國

韓國就是那個折騰半世紀去中國化，如今又試圖恢復漢字的國家。

過去上千年，漢字是韓國的官方文字，公文、史書、家譜全靠漢字記載，民間用的諺文只是輔助。

二戰(zhàn)結束后，韓國為擺脫殖民陰影、強化民族認同，把去漢字化當成塑造國家身份的手段。

1970年更是下令中小學徹底停教漢字，公文、路標全用純韓文，連首都“漢城”都改成了音譯的“首爾”，就怕留一點中國痕跡。

可沒了漢字麻煩不斷，韓語七成詞匯源自漢字，而韓文是表音文字，大量同音異義字讓人分不清。

比如“醫(yī)生”和“義士”讀音寫法都一樣，連法律文書、醫(yī)療記錄都常出歧義，甚至引發(fā)糾紛。

更嚴重的是，年輕人看不懂自家古跡上的漢字石碑、祖上的漢字家譜，和歷史斷了聯(lián)系。

近年來韓國開始反思，大企業(yè)招聘時懂漢字成了加分項，中小學也逐步恢復漢字選修課，可半個世紀的斷層難以彌補，漢字教育如今成了精英家庭的“特權”，想要真正重拾根基，路還很長。

越南

越南的去中國化，更多是被殖民歷史推著走的被動選擇。

從秦漢時期開始，漢字傳入越南，此后上千年里，漢字一直是官方文字，科舉考試、文學創(chuàng)作都離不開它，越南還在漢字基礎上造了喃字。

但19世紀法國殖民者入侵后，為切斷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lián)系、方便統(tǒng)治，強行推廣拉丁字母拼成的“國語字”，一步步取代漢字。

越南獨立后，為強化民族獨立身份，正式確立國語字為唯一官方文字，徹底廢除漢字教育。

這雖讓識字率快速提升，卻造成了嚴重的文化斷層。

現(xiàn)在越南年輕人看著古跡上的漢字石碑、祖上的漢字家譜，就像看天書，研究本國歷史只能靠專家翻譯的二手資料，還容易出錯。

近年來中越經貿往來密切，懂漢語、認漢字的年輕人成了職場香餑餑，民間也興起學漢字熱潮，但這多是出于實用需求，而非文化尋根，百年文化斷層很難補上。

新加坡

新加坡是四個國家里唯一主動全盤西化、去中國化最決絕的一個。

它七成人口是華人，本可依托中華文化凝聚力量，但1965年被迫獨立后，現(xiàn)實處境讓它不得不另尋出路。

當時新加坡身處東南亞，周邊都是馬來族、伊斯蘭國家，若強調華人身份和中華文化，很容易被鄰國猜忌孤立，甚至面臨封鎖打壓。

時任領導人李光耀看得很明白，新加坡國土小、沒資源，只能靠國際貿易和外資存活，而英語是國際通用語，擁抱西方才能活下去。

于是新加坡果斷把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和教學語言，華文課淪為輔助，只教基礎溝通，不涉及文化傳承，連曾經的華文名校南洋大學也被關停。

幾十年下來，新加坡徹底西化，年輕人日常交流、工作辦公都用英語，春節(jié)雖還過，卻只剩貼春聯(lián)、舞獅的形式，多數(shù)人不懂背后的寓意。

如今它經濟發(fā)達，制度、思維都貼合西方，成了“華人面孔、西方內核”的國家。

李光耀晚年也承認，這是無奈的生存選擇，雖換來了國家穩(wěn)定，卻也讓華人文化根脈越來越淡。

這四個國家的經歷證明，文化根脈不是想斷就能斷的。

去中國化或許能短期塑造表面的獨立身份，卻往往要付出文化斷層、認同困惑的代價。

無論是主動西化的新加坡，還是回頭補漢字的韓國，都在告訴我們，盲目割裂歷史文化，最終只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而文化傳承才是一個國家的精神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