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天寒地凍，12號這天，王昭死在了牢里。

他走的時候身份很尷尬，頭頂著“反革命”的帽子。

要知道，這位爺以前可是響當當?shù)娜宋铩嗪Ｊ∥诙?、省長。

這事兒現(xiàn)在回頭看，透著股說不出的荒唐勁兒。

王昭這人，死得太冤，冤得離譜。

咋回事呢？

要了他命、讓他被整得死去活來的那個“核心罪名”，其實是一場離他十萬八千里的流血沖突。

咱們把鏡頭切到1967年的青海西寧。

那邊槍聲大作、雪地都被血染透的時候，作為青海一把手的王昭人在哪？

他在病床上躺著呢。

早些時候他腿摔斷了，先是住院，后來轉(zhuǎn)院去了河南洛陽，最后回了北京老家養(yǎng)病。

別說那場慘案發(fā)生的時候他不在現(xiàn)場，他連青海的地界都沒沾邊，更別提什么現(xiàn)場指揮了。

可那會兒，沒人聽他解釋。

那場震驚上面的大亂子平息后，一份《決定》下來了：王昭被扣上了“幕后黑手”的大帽子，直接隔離審查。

哪怕他那身子骨已經(jīng)快散架了，還是被輪番拉出來斗。

五十天里，大大小小的批斗會開了四十三場，鐵打的漢子也扛不住這么折騰，最后帶著一身傷，走了。

一直熬到1977年，新來的省委書記譚啟龍才算給他把這案子翻過來。

一個人，得為自己壓根沒干過、甚至連看都沒看見過的事兒把命搭上，這聽著完全沒邏輯。

但在1967年那種特殊的氛圍里，邏輯這東西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冷冰冰的生存規(guī)矩。

這背后，說白了，就是一場關(guān)于“站隊”的生死局。

咱們把日歷翻回1967年年初。

那會兒的形勢，明眼人一看就懂，但那是真要命。

部隊接到死命令：介入地方，搞“支左”。

這兩個字寫起來只有十筆，干起來卻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活兒。

對于地方上那些拉幫結(jié)派的群眾組織來說，誰要是能拉攏部隊給自己站臺，誰就是官方蓋章的“左派”，誰就能說了算。

這么一來，各路人馬都削尖了腦袋往軍區(qū)鉆，拼命想爭取軍隊的支持。

當時的西寧，兩撥人鬧得不可開交：一邊號稱“八一八”，另一邊叫“捍衛(wèi)隊”。

這就給青海省軍區(qū)出了道難題：到底挺誰？

這可是個單選題，還沒法棄權(quán)。

選對了，這地界就穩(wěn)了；選錯了，那就是火上澆油，甚至能搞出內(nèi)戰(zhàn)來。

省軍區(qū)那幫大佬內(nèi)部，因為這道題，徹底掰了。

軍區(qū)司令員劉賢權(quán)，他心里有本賬：他拍板了，撐“八一八”。

有了司令員這句話，“八一八”那邊跟打了雞血似的，立馬動手奪權(quán)——把省委大院和辦公樓圍了個水泄不通，宣布接管一切大權(quán)。

這一搞，軍區(qū)另一幫人——副司令員他們——坐不住了。

在副司令員這幾位負責人看來，這簡直是胡鬧，局面已經(jīng)失控了。

他們的想法是：既然是支左，那得支持真左派啊，現(xiàn)在的亂象必須得剎車。

既然司令員站“八一八”，那副司令員就反著來，傾向于支持“捍衛(wèi)隊”。

這下麻煩大了：軍隊高層，一個嗓子里冒出兩種聲音。

要是擱平時，大家坐下來開個會也就解決了。

可在那是個火藥桶一樣的年份，分歧直接變成了武斗。

副司令員干了件破格的事兒。

按照蘭州軍區(qū)政委冼恒漢后來的說法，這位副司令員搞起了非組織活動，直接把頂頭上司劉司令給關(guān)了起來，電話線一拔，徹底切斷了聯(lián)系。

說白了，這就是變相奪權(quán)。

副司令員的小算盤是這么打的：只要我能把局面鎮(zhèn)住，把“八一八”那種激進的勢頭壓下去，讓西寧恢復正常，等到生米煮成熟飯，上面最后肯定會點頭。

可惜啊，他低估了形勢有多復雜，也高估了自己的本事。

矛盾的火藥桶，最后堆在了青海日報社門口。

那會兒，“八一八”把青海報社給占了，等于手里握著喇叭。

這在副司令員看來，簡直是反了天了。

為了把局面扳回來，青海駐軍搞了個聯(lián)合指揮部，副司令牽頭那五個人拍了板：對報社實行軍事管制。

這是一步險棋，甚至可以說是步臭棋。

蘭州軍區(qū)那邊的態(tài)度那是相當明確：堅決不行。

冼恒漢后來回憶說，蘭州軍區(qū)覺得這就是“利令智昏”，副司令自封老大，關(guān)了劉賢權(quán)還不上報，這是嚴重的犯規(guī)。

對于軍隊接管報社這事兒，蘭州軍區(qū)是明確反對的。

可是在西寧，箭已經(jīng)在弦上了。

副司令員那是鐵了心，根本不聽上面的，我就要干。

他的兵直接開到了報社門口，要接管。

里面的人不干。

雙方就這么在報社門口僵上了，足足頂了九天牛。

九天啊，在那滴水成冰的鬼天氣里，幾千號老百姓，對著荷槍實彈的大兵，擠在那么一丁點地方，罵娘的、推搡的，亂成一鍋粥。

人的神經(jīng)早就繃到了極限，稍微有點火星子就能炸。

到了2月23日，這根弦終于斷了。

聯(lián)合指揮部下令：強行取締“八一八”，抓人！

就在雙方亂哄哄地推搡、抓人的節(jié)骨眼上，出事了——有個戰(zhàn)士的槍，走了火。

在那會兒那種緊繃的氣氛下，這一聲響，就是開打的信號。

其他的當兵的以為對面開火了，或者是聽岔了命令，本能地就扣動扳機開始“反擊”。

密集的子彈瞬間掃向了人群。

這就是后來轟動全國的“二二三慘案”。

原本說是要去“維持秩序”，結(jié)果搞成了血流成河的大悲劇。

槍聲一停，更大的風暴刮過來了。

誰也沒想到會死這么多人，但在當時那個復雜的環(huán)境下，既然開了槍、見了血，這鍋總得有人背。

上面發(fā)話了，下來個《決定》。

頭一個倒霉的，肯定是下令開槍和擅自奪權(quán)的副司令那幫人，直接隔離審查。

這倒也說得過去。

可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遠在北京養(yǎng)傷的王昭，也被劃進了壞人堆里。

為啥？

因為在那會兒非黑即白的腦回路里，既然鎮(zhèn)壓“八一八”是錯的，那作為省委領(lǐng)導的王昭，肯定也是“壞人”那一伙的。

哪怕他人不在現(xiàn)場，也得給他扣上幾頂帽子，硬生生把他變成了這場悲劇的政治替罪羊。

這邏輯根本不通，但在那狂熱的運動里，誰還在乎邏輯啊。

王昭后來的日子，簡直就是在地獄里過。

五十天斗了四十三次，對于一個重病號來說，這就是變著法兒的處決。

另一邊，局面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彎。

《決定》把副司令辦了之后，給“八一八”平反了。

原本被關(guān)起來的劉賢權(quán)，官復原職，重新主持工作。

后來又搞了軍管會，成立了省革委會，他當了一把手。

而那個下令開槍的副司令，背上了一輩子的罪名。

這就完事了嗎？

沒呢。

歷史這玩意兒最詭異的地方就在于，過個幾年，它還能再翻一次燒餅。

到了1979年，大環(huán)境變了，當年的那個《決定》也被撤了。

那個曾經(jīng)被捧成“革命左派”的組織，后來被認定在支左問題上有毛?。欢斈杲o定的那些“反革命”罪名，也被認為跟事實不搭邊。

這來來回回折騰了十幾年，回頭一看，好像沒誰是真正的贏家。

劉賢權(quán)后來調(diào)去中央了，青海留下的爛攤子給了張江霖。

張江霖當過省革委副主任，在這個位置上苦熬了多年。

等特殊時期一過，他的下場也不咋地——按“退休交地方安置處理”。

對于這個結(jié)果，冼恒漢一直覺得不公道。

他在回憶錄里發(fā)牢騷，說這幫人“在青海那種苦地方干了幾十年，落一身病”，最后落這么個下場，真叫人心寒。

再回頭看這段往事，你會發(fā)現(xiàn)有個現(xiàn)象特讓人窒息：

身處局中的每個人，在做決定那一哆嗦的時候，都覺得自己是“沒毛病”的。

劉司令支持“八一八”，他覺得自己這是緊跟形勢，支持群眾。

副司令關(guān)上司、打報社，他覺得自己是在平息動亂，恢復秩序。

戰(zhàn)士們扣扳機，是因為聽見槍響，以為自己在自衛(wèi)。

甚至是被整死的王昭，到死也沒明白自己咋就成了罪人。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在執(zhí)行正義，或者是出于自保。

可所有這些看似“合理”的決定湊一塊兒，卻釀成了一場沒法挽回的大禍。

冼恒漢后來總結(jié)說，那是“利令智昏”，是“非組織活動”。

這話分量很重，但也點到了根子上：當權(quán)力的車輪沒了剎車，當個人的想法凌駕于規(guī)矩之上，當槍桿子被用來解決思想分歧時，流血就成了必然。

至于結(jié)局咋樣，現(xiàn)在早就蓋棺定論了。

只是那個在醫(yī)院里等著出院卻等來催命符的王昭，那個在報社門口因為一聲走火倒下的無名百姓，成了這段歷史里最沉重的代價。

任何決策都有價碼。

而在1967年的青海，這筆單，買得太貴了。

信息來源：

如有疏漏，以官方黨史記載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