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那個秋天，上海灘的江風帶著幾分涼意。

一位英國著名的邏輯學(xué)家伯特蘭·羅素，剛一只腳踏上中國的碼頭，心里就咯噔一下，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異樣。

這股勁兒不是因為外灘的萬國建筑，而是滿大街那些橫平豎直的方塊符號。

大意是說，如果要論記錄事情的效率，這玩意兒簡直是人類造出來的最笨重的工具。

這話乍一聽，特別扎耳。

過去的一百年里，不少人都覺得這是西方人的傲慢，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人。

可要是把情緒先放一放，站在一個搞數(shù)學(xué)和邏輯的人的角度來看，羅素當時心里其實是在盤算一筆細賬。

這筆賬的核心就一樣?xùn)|西：信息傳遞到底要花多大代價。

在他眼里，漢字這套玩法，擱在1920年的工業(yè)背景下，簡直就是一樁賠本賺吆喝的買賣。

憑什么這么說？

因為他盯著一樣?xùn)|西看——機器。

那會兒的西方世界，處理信息的技術(shù)正像坐了火箭一樣往上竄。

早在1886年，萊諾排鑄機就問世了。

那家伙有多猛？

一個熟練工坐在鍵盤前頭，手指頭飛舞，一秒鐘就能排好7個單詞。

印報紙的速度，那是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

可羅素在上海的印刷廠里瞅見的是啥場面？

幾百號排字工人，像無頭蒼蠅一樣在一面面巨大的“鉛字墻”前面來回穿梭。

要印一張報紙，工人得托著個盤子，瞪大眼睛從幾千個密密麻麻的鉛塊里，把需要的字一個一個挑出來，再純手工拼到一起。

西方的一臺機器幾分鐘搞定的活兒，中國的印刷廠得讓一幫人大汗淋漓地忙活四個鐘頭。

最讓人頭疼的是改版。

就沖這一點，他斷定漢字跟機械化排版是“八字不合”。

這真不是瞧不起誰，這是物理規(guī)律和工程學(xué)算出來的死局。

只要還得用這套方塊字，中國要想擠進工業(yè)化信息高速路，門兒都沒有。

這算是算了一筆“硬件賬”。

緊接著，還有一筆更讓人撓頭的“軟件賬”。

羅素當時搞了個挺有意思的現(xiàn)場實驗。

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羅素那時候眉頭就鎖緊了。

作為一個搞邏輯的，他特別在乎系統(tǒng)的“規(guī)矩”。

這是一套標準化的通用接口。

可漢字缺的就是這個接口。

成千上萬個字符，每一個都長得不一樣，每一個都得靠死記硬背。

雖說形聲字有點規(guī)律可循，可那點規(guī)律跟特例比起來，簡直不夠看。

羅素掐指一算：一個中國人要想達到“讀寫無障礙”的水平，得比西方人多花五到十倍的時間和精力。

他在書里直言不諱，那會兒中國的識字率還不到兩成。

這不是中國人腦子笨，而是這套系統(tǒng)的門檻實在高得離譜。

老百姓寫封家書，都得掏錢請個代筆先生。

這直接造成了一個可怕的后果：知識被鎖在極少數(shù)人的保險柜里了。

更讓羅素覺得沒戲的，是這套系統(tǒng)很難造新詞。

西方那邊出了個新東西叫“Telephone”，那是“遠距離”加上“聲音”兩個詞根一拼，邏輯通順得很。

但在中國，引進新概念簡直就是車禍現(xiàn)場。

羅素發(fā)現(xiàn)，當時的技術(shù)術(shù)語亂成一鍋粥。

“二氧化碳”是一種叫法，“電報”被叫成“電的報信”。

聽著好像也沒毛病，可一旦涉及到高精尖的科學(xué)領(lǐng)域，這種靠意譯或者音譯硬湊出來的詞兒，會讓信息的準確度大打折扣。

他在政府檔案館里看到的景象，更是讓他直搖頭。

為啥？

因為漢字沒法像字母那樣，按A到Z的順序瞬間歸類。

同樣是姓“孫”的檔案，可能就因為偏旁部首差了一點點，就被塞到了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柜子里。

羅素評價道：“字典這東西，在西方是人人手邊都有的工具，在中國卻成了考據(jù)學(xué)家的專利�！�

查個生字，你得先搞懂部首，再數(shù)清楚筆畫。

要是連筆順都弄不明白，那字典你連翻都翻不開。

信息結(jié)構(gòu)一團亂麻，檢索起來費勁巴力。

在那個連電腦影兒都沒有的年代，這簡直就是信息管理的災(zāi)難。

按照羅素的邏輯推演下去，結(jié)論只有一個：漢字就是現(xiàn)代化路上的絆腳石。

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其實比羅素還激進。

像錢玄同、魯迅、蔡元培這些大咖，都在喊著要“廢除漢字”或者“全盤拼音化”。

羅素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他畢竟是大哲學(xué)家，沒有光停留在“吐槽”這一層。

在《中國問題》的同一章節(jié)里，他寫下了這么一句極其深刻的話：

這筆賬是咋算的呢？

他拿歐洲做了個參照物。

英國人看不懂德國的報紙，法國人讀不通意大利的詩。

語言成了一堵墻，擋住了交流，也把統(tǒng)一給搞沒了。

可在中國，完全是另一碼事。

一個山東大漢，聽不懂四川人的方言，但四川人寫的詩，他一眼就能看明白。

羅素打了個特別精妙的比方：阿拉伯數(shù)字。

全世界做買賣的，語言可能不通，但只要在紙上寫下“1、2、3”，誰都能懂。

為啥？

因為數(shù)字不是拼音，它是表意符號。

漢字，就是一套更復(fù)雜的、裝滿了哲學(xué)、法律和美學(xué)的“阿拉伯數(shù)字”。

它不需要你念出聲，直接就把意思印到了你的視網(wǎng)膜上。

這說白了，就是一場持續(xù)了兩千年的豪賭。

羅素看透了這一點。

他給的方子是：雙軌制。

他覺得中國應(yīng)該搞一套“漢字和拼音并存”的路子。

這個建議，在當時聽著有點像和稀泥，可歷史最后證明，這還真是唯一的出路。

后來的事兒，大伙兒都清楚了。

中國沒把漢字扔進垃圾堆，而是走了一條羅素當年做夢都沒想到的路——技術(shù)硬突圍。

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出臺。

這一下就把羅素說的“入門難”給破了。

拼音成了漢字的拐棍，讓識字率在幾十年里噌噌往上漲。

到了80年代，王永民搞出了五筆，朱邦復(fù)發(fā)明了倉頡。

漢字被拆成了字根，這一招徹底打破了“無法輸入電腦”的技術(shù)封鎖。

再往后，王選教授弄出了激光照排技術(shù)。

那個讓羅素直皺眉頭的“幾百人撿鉛字”的畫面，徹底成了老皇歷。

漢字不光住進了電腦，跑得還比誰都快。

羅素當年眼里的那個“死結(jié)”，被技術(shù)這把剪刀硬生生給剪開了。

回過頭再去瞧1920年的那個秋天，羅素的皺眉真不是傲慢。

他眼光很毒，一眼就看見了漢字在機械時代的命門——沒法編碼、沒法排序、沒法普及。

他說的一點錯都沒有。

這筆賬，中國最后是算贏了。

信息來源：

伯特蘭·羅素《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1922年出版。

新京報書評周刊2020年8月5日《中國情結(jié)：羅素訪華的思想余波丨羅素訪華100周年》。

北京日報2019年9月2日《羅素的“中國問題”與中國之“羅素問題”》。

中國網(wǎng)2009年9月9日《羅素<中國問題>解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