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覺得真正的高考高峰尚未到來，最擁擠、競爭最激烈的階段將集中出現在2032—2035年左右。這一判斷看起來足夠直觀、足夠自洽。因為2014年至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連續(xù)多年維持在1600萬人以上，特別是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刺激下，出生人口一度接近1800萬。按照“18年后進入高考體系”的簡單推算方式，這批孩子走到高考門口的時間，正好對應2032—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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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判斷默認了一個前提：出生人口可以被直接等同為十八年后的高考人數。但這種“直線外推”的方式忽略了出生人口與高考人數之間，實際上隔著一整套復雜的教育結構、家庭選擇與制度變遷。如果簡單地把出生數據當作高考規(guī)模的等價替身，那么圍繞未來十年的許多教育判斷和焦慮，就建立在一個并不牢靠、甚至已經發(fā)生變化的邏輯基礎之上。

當然，人們相信2032—2035年是高考高峰是很正常的，因為它符合大多數人的直覺經驗，也符合我們長期以來對教育與人口關系的基本認知。首先，高考人數的“基礎盤”來自出生人口，只要出生人口規(guī)模足夠大，十八年后走到高考門口的潛在人群就會隨之擴大。其次，2014年至2017年確實構成了中國近二十年來一個罕見的出生高位區(qū)間，出生人口連續(xù)多年維持在1600萬人以上，將這批人群與2032—2035年的高考年份對應起來，并無明顯漏洞。

可是問題恰恰埋藏在這種“過于順暢”的邏輯之中。高考不是出生人口的自然延伸，更不是一條沒有分叉的直線路徑，它是一個高度結構化、不斷篩選的過程。也就是說，出生人口所決定的，是“可能走到高考的人數上限”，而不是“最終實際出現在高考報名表上的人數”。這兩者之間不是一條毫無損耗、筆直通行的“傳送帶”。

應該講，大家容易形成“出生人口≈高考人數”的直覺，是因為在特定歷史階段，這條路徑確實足夠筆直。獨生子女時代，家庭對子女的教育選擇呈現出高度一致性：上普通高中、參加高考、盡可能進入本科體系，這是一種不需要反復權衡的默認選項。因為高度同質化的教育路徑，我們才可以用出生人口去推算未來的高考規(guī)模。

不過這些條件發(fā)生變化了，高考的“到達率”在從一個近似常數，逐漸變成一個可波動的變量：從初中到高中，從高中再到高考，越來越多的“隱性分流”在發(fā)生，有人在升學節(jié)點選擇了不同類型的高中，有人在高中階段轉向單招、貫通培養(yǎng)或其他路徑，還有人提前放棄了高考。

2）

另外，當家庭結構轉向二孩乃至多孩之后，即便是中產家庭，也會逐漸考慮教育路徑的多元化，他們不再全員死磕高考，對單個孩子學業(yè)失敗或偏離主流路徑的容忍度也會明顯提高。

多種因素疊加，導致高考的“唯一性”被削弱，高考人數不再與出生人口呈正相關關系。中國高考人數的歷史性峰值可能不是很多人預期的2032—2035年，而是已經提前顯現在2024—2027年前后。原因在于，現在高考仍然具有極強的“兜底性”和路徑唯一性，大多數學生無論成績高低，都會選擇堅持到最后。

需要說明的是，高考人數不往上漲，并不意味著競爭消失。2032—2035年一定還是“很卷”，但這種“卷”更多來自結構性競爭，競爭的核心不是誰能擠進考場，而是誰能在不同路徑、不同層級的分化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話講回來，高考肯定不會在短時間內變得輕松，僅僅是它所承載的壓力形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理解這一點，學校才不至于在培養(yǎng)目標上發(fā)生錯位；學生也才不會在并不匹配自身能力與取向的競爭中長期硬撐。

“卷”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仍然用舊時代形成的邏輯，去理解一個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的教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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