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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暢，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作為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歷史產(chǎn)物，“老中國通”通常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長期居留中國，并深入接觸中國社會、文化與政治的外國人。他們多為傳教士、外交官、商人、記者或學者，憑借長期在華生活積累了豐富的本土經(jīng)驗，往往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刻理解，甚至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在既往學術敘事中，這一群體常被闡釋為“權力競逐、現(xiàn)代化與跨文化互動”的象征。

然而，有一位“老中國通”孫明甫（Roy S.Anderson）的傳奇經(jīng)歷至今仍鮮為人知。曾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Paul S.Reinsch）給予他極高評價，稱其“不僅對中國的國情和民情了如指掌，而且與中國所有大人物交往甚密”。目前有關孫明甫在華活動的研究，僅散見于中美石油開發(fā)、臨城劫車案等專題研究的邊緣地帶，其形象多被簡化為“傳奇”且“神秘”的存在。這一研究空白，既源于孫明甫本人刻意維持的隱秘行事風格，也與其英年早逝導致的個人檔案散佚相關，亦折射出傳統(tǒng)外交史研究對非官方行為體的忽視。

得益于新史料的整理與利用，本文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孫明甫文件集》《索克思文件集》以及美國威斯康星州歷史學會收藏的《芮恩施文件集》、密蘇里州歷史學會收藏的《克勞文件集》中的個人往來電報、信函為線索，討論外國人介入中國政治的方式與限度問題。通過聚焦孫明甫的三重身份，本文試圖揭示他如何憑借語言能力與對中國本土傳統(tǒng)的適應，輾轉各方收集情報，并在中外交涉中發(fā)揮斡旋作用，進而探討以孫明甫為代表的外國人在介入軍閥政治時，其作用限度又在何處。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或將為理解民初跨國政治生態(tài)提供新的認知路徑。

一、通曉時事的消息靈通人士

在現(xiàn)存有關孫明甫生平的記載中，其早年經(jīng)歷頗具傳奇色彩。孫明甫出生于中國，是東吳大學首任校長、美國傳教士孫樂文（David L.Anderson）之子。據(jù)卡爾·克勞（Carl Crow）所述，孫明甫擁有極強的語言天賦，掌握多種中國主要方言，這一優(yōu)勢使其在辛亥革命期間嶄露頭角。革命爆發(fā)后，各地軍隊匯集南京，“唱歌般的廣東話、輕柔悅耳的蘇州話與喉音濃重的北方話”混雜，將領之間因方言隔閡難以溝通。孫明甫遂擔任翻譯員，克勞甚至稱其為“整個中國軍隊的翻譯、發(fā)言人和顧問”。此外，孫明甫還因協(xié)助鎮(zhèn)江軍民抵御清軍圍攻，被譽為“鎮(zhèn)江救星”并獲授勛章。

孫明甫是當時公認的通曉時事的外國人，其方式在于頻繁往來中國各地，與地方要員接觸，將從上一處獲得的獨家情報，轉化為與下一處會談的資本，從而實現(xiàn)信息交換，“他不停地周游世界，一會兒在紐約，一會兒在云南，一會兒在北京。他的朋友們跟不上他的腳步，前一天晚上還與他共進晚餐，第二天就得知他已乘船去了廣州，或坐火車去了莫斯科”。軍政要員依靠消息靈通人士獲悉機密情報并非個例，據(jù)民國記者指南所載，在與軍政要員會談時，“應將不曾發(fā)表或不能發(fā)表于報端的消息給他談談。若能將（與）他有關的新聞說給他聽，他更歡迎。他聽了你的新聞以后，自然地就會說出他所知道的新聞，或者他愿發(fā)表的意見”。孫明甫曾透露其獲取情報的策略：為降低對方戒備，應當樹立完全中立的形象，以論證或建議的方式自然地透露與之相關的情報，然后細致觀察對方的反應，并聽取其對局勢的評價，以此判斷他的立場和動向。

以孫明甫為代表的消息靈通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美國官方在華情報系統(tǒng)的不足，他們所提供的信息成為美國公使館的重要參考。一戰(zhàn)前后美國在華情報機構主要由使領館、軍事人員與商務部駐華部門組成，盡管三者在原則上實行信息共享，但僅有使領館直接向國務院負責。當時美國在華領事機構尚不健全，領事館多分布于港口城市，且因人手緊缺，繁重的日常事務占據(jù)了各地領事的主要工作時間。美國國務院收到報告稱：“關于中國西南地區(qū)，我們沒有任何信息。四川南部、云南、貴州和廣西都沒有美國領事官員，江西、安徽、河南、陜西、山西和甘肅也是如此?！睍r任駐青島領事佩克（Willys R.Peck）進一步指出，“領事官員并非總能獲得全面、可靠的信息”，客觀原因大致是：（1）領事職責使其難以外出；（2）與內(nèi)地傳教士和商人的通信雖有價值，但成效難以保障；（3）中國報刊發(fā)展程度不足以提供令人滿意的信息。

與芮恩施的接觸，是孫明甫提升其“中國通”知名度的關鍵環(huán)節(jié)。1913年11月，美國新任駐華公使芮恩施抵達上海，擬乘火車前往北京履職，孫明甫及其好友端納（W.H.Donald）陪同登車。途中二人向芮恩施“作了一次非常有用的形勢介紹”，他們“主動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并回答了許多問題”。盡管芮恩施已是美國首屈一指的遠東事務專家，但他很快意識到，憑借此前掌握的知識，以及各地領事機構所提交的報告，遠不足以應付中國的復雜政治局勢，因此十分看重孫明甫、端納等人提供的信息。此舉甚至遭到了公使館其他官員的投訴，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提醒芮恩施，有人向國務院反映，他曾就一些重要的外交問題與“一小撮未正式隸屬于公使館的人”磋商，這些人得到了芮恩施的信任，“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經(jīng)常被征詢并得到采納”。芮恩施只得解釋稱，因工作須應對異常復雜的現(xiàn)實問題，“我絕對有必要每天準確了解重要事件的進展情況，在這方面，能夠幫助我的人不多”，孫明甫即為其中之一。但他向國務院保證，他只是在收集情報，絕沒有泄露公使館機密。

事實上，孫明甫所提供的帶有指向性的信息，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芮恩施的判斷?！拔逅倪\動”爆發(fā)后，孫明甫前往上海觀察群眾運動進展，他向芮恩施報告稱，這場運動雖被稱為“學生運動”，實則是“一場群眾運動，是偉大的中產(chǎn)階級發(fā)起并持續(xù)推動的”。他對此稱贊有加，“人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以啟發(fā)廣大民眾，街頭普通民眾對形勢的把握令人驚嘆”。根據(jù)他的觀察，這場運動是反日的，而非激進排外的，因此他強烈反對工部局大規(guī)模鎮(zhèn)壓學生，并強調(diào)應對這場運動報以同情之理解，與作為中國公敵的日本劃清界限。孫明甫還將從李純處得知的情報轉告芮恩施：日本領事告訴李純屬下，英法在山東問題上支持日本，美國在巴黎會議上一敗涂地，試圖勸說李純與日本合作。孫明甫表示，“日本領事如此大膽地對中國官員說這種話”，這是日本人所發(fā)動的“曠日持久的反美運動”的一部分。芮恩施深以為然，他聯(lián)合英法公使，指示駐滬總領事保持克制，盡可能避免激化中國民眾情緒，以防引發(fā)全面排外風潮。

孫明甫亦多次向芮恩施表達中國南北政府均無希望的觀念，“今天從北京或廣州發(fā)出的命令，在這兩個城市以外的地方?jīng)]有任何分量。如果我們現(xiàn)在能使操控兩個政府的腐敗派別退隱或消亡，我們決不會傷害中國，相反，我們會使局面更加明朗”。芮恩施認同這一判斷，因而向國務院報告，他希望能暫時離開北京，加強與中國各地非官方知識分子和商業(yè)階層的接觸，就“商業(yè)、教育、地方政府和交通方面的發(fā)展與他們交談”，因為這些群體才代表了“真正的民族力量”。他將北京政府稱為“玩著老一套政治游戲的沒有代表性的、過時的、腐敗的官僚集團”，“我們所承認的北京政府的權威并未延伸至北京城墻以外的地方，對我們權利的保護和我們合法活動的發(fā)展都依賴于各省人民的善意。如果他們相信，我們除了容忍在北京掌權的那幫腐敗分子外，實際上什么也看不見，那么我們過去在中國享有的國家信用和道德權威，就會受到極大損害”。

孫明甫并非孤軍奮戰(zhàn)，到1920年夏天，他與端納、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三人結成了明確的合作關系。盡管后兩者在日后聲名更著，但在當時，孫明甫是三人中的主導者。經(jīng)由孫明甫引薦，初出茅廬的索克思成為端納的助手，索克思對此機會頗為感激。三人在情報收集中形成明確分工：端納常駐北京，便于從北京政府官員處獲取信息；索克思定居上海，與國民黨人相交甚密，并善于利用外國報刊；孫明甫奔波于中國各地，與各路軍閥往來頻繁。索克思表示，他們的合作具有互補性，“很多人害怕我，認為我是布爾什維克，我可以把他們引向您和上將（指孫明甫）。同時，也有一些人害怕你們，你們可以把他們引向我。我們將一起處理所有事情”。為便于秘密交換情報，孫明甫購買了專屬密碼本，供三人即時電報聯(lián)絡。他還不時往返于京滬之間，向二人當面通報最新政情。

三人一致同意將中國商人湯節(jié)之納入陣營，并幫助其擴大在上海的影響力。湯節(jié)之是1920年前后上海商界激進派代表人物，1918年已成為廣肇公所年輕領導人之一，五四期間他率先就“佳電”向上?？偵虝_發(fā)難，致使正副會長及部分會董被迫辭職。到1920年，索克思告訴端納，湯節(jié)之“已控制上?？偵虝?，舊派被打得潰不成軍”。1921年1月，索克思與湯節(jié)之在上海共同創(chuàng)辦《商報》，該報表面上由中國人運營，實則是三人輸出觀點的平臺。湯節(jié)之向端納表示，“我們的報紙是您的機關報，您寄給我們的東西將按照您的要求印刷”。到當年秋天，《商報》的發(fā)行量在中國報紙中排第3位，僅次于《申報》和《新聞報》。除刊載商業(yè)資訊，該報亦成為“激進主義政治主張的代言人”，并對時政與其他緊急事態(tài)作出迅速反應。

1921年新任美國公使舒爾曼（J.G.Schurman）到任，孫明甫再度扮演起向新公使介紹中國局勢的角色。在給舒爾曼的一份長達104頁的備忘錄中，孫明甫從辛亥革命開始，系統(tǒng)梳理了中國政治格局的演變歷程。他歸納了直系、皖系、奉系與廣州政府的力量分布，并對中國主要政治人物作出點評。例如，吳佩孚的軍事才能超群，但缺乏政治謀略，除非他成為聯(lián)省自治運動的代言人，否則必將敗于其他軍閥的政治陰謀。段祺瑞的性格缺陷致其失敗，他不僅極端固執(zhí)，而且易于被政敵激怒。而張作霖則堅信武力和金錢的力量，“他從未試圖以救世主的姿態(tài)號召民眾，他放棄了成為英雄的一切偽裝，將其政策簡化為冷血，他的務實程度令人吃驚”。對于孫中山，孫明甫評價稱，盡管他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但這恰是他得到狂熱支持者擁護的原因。此后，孫明甫持續(xù)向舒爾曼傳遞從各地獲取的情報，繼芮恩施之后，孫明甫再度成為美國公使知悉中國政治生態(tài)的重要渠道。

二、溝通中外的跨文化媒介

孫明甫溝通中外的能力，在其擔任美孚石油公司職員時已初露端倪。他之所以能夠深入中國本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該公司在華建立的特殊行銷模式。經(jīng)過專業(yè)培訓的美籍推銷員奔走于中國各地，除推銷煤油之外，他們還與中國官員打交道，處理地方稅收等事務，“如同富有進取心的傳教士一般深入中國社會”，孫明甫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4年2月10日，美孚石油公司與北京政府簽訂《中美合辦煤油礦合同》。當時有傳聞稱該合同涉及秘密借款、油礦國有化等事項，因此引發(fā)輿論爭議。2月23—24日，湘、鄂、贛、晉、陜五省聯(lián)合會代表向農(nóng)商總長張謇抗議，孫明甫出面調(diào)解。據(jù)芮恩施的回憶，孫明甫與五省代表討論了合同中各項條款，指出在直隸、陜西發(fā)展大規(guī)模工業(yè)對該兩省的益處。幾日后，原持反對意見的團體轉而向張謇表示慶賀，并承諾將協(xié)助該合同的實施。

孫明甫成為芮恩施理解中國“生意門道”的指南，使其意識到外國人來華經(jīng)商須適應中國社會傳統(tǒng)。1914年3月，北京政府財政總長周自齊向孫明甫透露，目前山西票號資金狀況窘迫，但政府無力援助，詢問美孚石油公司是否愿意提供1000萬美元借款，并暗示這將與山西石油開采權有關。孫明甫向芮恩施解釋，周自齊的“弦外之意”實為以借款換開采權。盡管未采納該提議，在孫明甫的影響下，芮恩施主張通過與當?shù)厣倘私M建聯(lián)合公司來爭取地方支持，并提醒美孚石油公司負責人，“您與您的公司在中國的地位，將不僅取決于合同條款，更是取決于您與中國人建立的個人信任與合作關系”。然而，參與談判的公司副總裁班米斯（W.E.Bemis）卻未能領會到這一策略，他的行事風格引起北京政府不滿，“從談判最初，他就專橫跋扈、疑心重重”，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談判的破裂。此后，孫明甫還在利益堅順公司（Messrs.Lee,Higginson Co.）借款、裕中公司（Siems-Carey Company）運河工程、紐約東方礦業(yè)公司（New York Orient Mines Company）云南勘測等項目中持續(xù)發(fā)揮協(xié)調(diào)作用。

除商業(yè)領域之外，芮恩施在政治事務上亦愈發(fā)信任孫明甫，甚至授意他在自己不便出面時與中國官員直接交涉，從而踐行其政治意圖。1919年中國南北議和前后，芮恩施派遣孫明甫作為其私人代表，陪同使館武官德賴斯代爾（Douglas B.Drysdale）拜訪中國南方軍政要員，調(diào)查各地主要軍事力量，打探他們對南北和談的立場與態(tài)度，并積極促進雙方和談。經(jīng)孫明甫引薦，德賴斯代爾在南京與李純會面。1月8日二人共同前往上海，19日抵達廣州，2月6日抵達云南，3月18日返回北京。德賴斯代爾驚訝于孫明甫對中國官員的熟悉程度，“他是美國公使的私人朋友，也是江蘇督軍李純的秘密顧問”，“我有幸能借助他精通中文的優(yōu)勢，他在中國的影響力或許超過任何其他外國人”。

在上海，孫明甫起草備忘錄，闡明對南北和談的具體期望，“作為進一步討論和觀點比較的基礎”，并將之提交南北談判代表朱啟鈐與唐紹儀。該備忘錄提議，南北和談應涉及以下主題：推行聯(lián)省自治，廢除督軍制度，遣散多余軍隊并組建國家軍隊，鐵路與礦產(chǎn)資源國有化等等。南北初步協(xié)議經(jīng)由各省議會批準后，由每省派出10名代表，前往指定地點組成國民議會，選舉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并批準代表起草憲法，供各省議會審議。在芮恩施的授意下，孫明甫還向中國軍政要員暗示，如若南北和談順利，美國將提供資金支持用于裁撤軍隊及其他善后工作。芮恩施主張通過資金援助的方式支持總統(tǒng)徐世昌的和平方案，“指望中國自己制定健全的善后政策是徒勞的，只有在友好大國的指導下才能實現(xiàn)”。在南方之行中，孫明甫試圖向中方表示：“我們并非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干涉中國內(nèi)政，而是作為關心中國福祉之人，如若我們認為協(xié)議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我們愿意提供財政支持”。德賴斯代爾認為，孫明甫是傳達這一意向的最佳人選，“他不僅善于提出建議，還能確保這些建議得到考慮”。

此行另一重要目的，是前往云南打探督軍唐繼堯的態(tài)度。孫明甫曾作為紐約東方礦業(yè)公司職員到訪云南，與唐繼堯素有交誼。孫明甫向芮恩施報告了唐繼堯所能接受的和平方案：在北京召開“舊國會”會議，并完成（1）選舉徐世昌為總統(tǒng)；（2）起草新的國會選舉法，將議員人數(shù)至少減半；（3）將憲法起草工作移交給聯(lián)省憲法起草會議。完成這些工作后，“舊國會”應即解散。孫明甫預測，唐繼堯有與徐世昌走向聯(lián)合的可能，“督軍非常希望看到中國實現(xiàn)永久和平，他正努力起草一份全面宣言。他心胸寬廣，不搞黨派政治。我認為他對徐總統(tǒng)并無成見，他愿意為了國家利益與徐總統(tǒng)合作。最近，兩人之間有了電報往來，此為雙方即將達成諒解的積極跡象”。

1919年芮恩施辭職離華后，業(yè)已積累相當聲望和經(jīng)驗的孫明甫更趨活躍，其角色逐漸從美國公使代理人轉變?yōu)橐元毩⑸矸輩⑴c中外事務的中間人。最令其聲名大噪的，是在“臨城劫車案”中發(fā)揮的調(diào)解作用。1923年5月6日，以孫美瑤為首的土匪在津浦鐵路山東沙溝與臨城兩站之間，攔截了由浦口北上的列車，綁架數(shù)十名中外人質。各國駐華代表態(tài)度強硬，要求北京政府迅速解救人質，孫明甫被指定為代表之一與匪首直接談判。索克思解釋道：“那時候總是需要一個值得信賴的外國人，他能做一些中國人做有危險的事。這種人中最值得信賴的當數(shù)孫明甫。他是所有事件的中間人。”外國報刊亦有意渲染孫明甫事跡以向北京政府施壓，借外國人的英勇形象襯托北京政府的無能。一時間，孫明甫的名字出現(xiàn)在外國報刊頭版頭條之上。5月16日《大陸報》頭版標題為“這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恐怖電影，大陸報記者描述孫明甫承擔的艱巨工作，并預測他將克服困難取得成功”，次日又以“孫明甫在匪患中嶄露頭角，展現(xiàn)出處理困境的非凡技巧，并冒生命危險解救外國人質”為題報道其“英雄事跡”。

選擇孫明甫為調(diào)解人，是外國威懾介入談判的具體化表現(xiàn)。外國駐華代表認為，中國官員內(nèi)部關于是剿是撫的意見并不統(tǒng)一，故需委派代理人堅決執(zhí)行其要求。美國駐濟南領事戴維斯（John K.Davis）報告稱，中國官員在場人數(shù)眾多使得局勢更為復雜，“迄今為止，為爭取早日釋放人質而進行的一切有實質價值的談判，均由孫明甫及與之關系密切的江蘇集團推動”。他認為，“若無外國代表參與，任何進一步談判都是徒勞的”。同時，孫明甫的本土經(jīng)驗填補了外國官方外交機構在處理地方事務時的不足。正如鮑威爾（J.B.Powell）所言，美國公使舒爾曼“幾乎直接從康奈爾大學來到中國，他曾擔任哲學教授及校長。山東匪患發(fā)生時，他到中國才一年多。他面臨的是國際政治的實際問題，與美國大學校園的學術氛圍相去甚遠”，因此孫明甫比他更適合與中國地方官員和土匪交涉。孫明甫以魯西南方言與土匪直接交談，并憑借對當?shù)匚幕c“江湖義氣”的理解贏得信任。5月12日，孫明甫攜溫世珍與李麟閣首次入山，未攜帶任何護衛(wèi)，其“孤軍深入”之舉令土匪印象深刻。初次談判后，孫明甫安排護送他出山的土匪郭琪才夜宿其車廂，次日還為其準備西式早餐。郭琪才返回匪營后講述其經(jīng)歷，令土匪們對孫明甫漸消戒心。

孫明甫主要負責往返于土匪與官軍營地之間，傳遞雙方最新條件，并向外界通報外國人質狀況。在談判因土匪內(nèi)部分歧而陷入僵局時，孫明甫深知土匪不愿談判破裂，只是有意抬高要價以試探政府底線。他威脅稱不愿再居中調(diào)停，“匪使再四挽請，約其確定辦法，再行入山”。他還陪同山東督軍田中玉前往北京，并向美國公使匯報進展。地方官軍對孫明甫外國人的身份有所顧忌，在他往來談判期間，軍隊基本沒有新的進攻活動。曾有中國官員單獨入山談判招撫條件，遭到孫美瑤拒絕。土匪們認為這只是政府“為確保外國人自由而采取的欺騙手段之一”，因為在談判同時軍隊仍向前推進并擊斃數(shù)匪。田中玉亦承認，在孫明甫未前去談判時，“匪中頗有戒心”。從根本上而言，土匪們扣押外國人質并非出于排外，而是借此獲得與政府談判的資本，孫明甫的個人能力確屬談判成功的技術要素，但在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政治語境下，其最終解決仍取決于列強威懾與北京政府剿撫政策的平衡，外國報刊對孫明甫個人英雄主義形象的塑造遮蔽了這一本質。

經(jīng)數(shù)輪談判，雙方均有讓步并達成協(xié)議：官軍即時撤防，土匪釋放全部外國人質，北京政府承諾收編3000名土匪。匪首指定孫明甫為中間擔保人，并由曹錕出具書面授權。政府以“官府與匪并無文字之條件”為由，授權孫明甫在協(xié)議上簽字。6月8日，曹錕向孫明甫發(fā)放委任狀：“汝于臨城匪案中充任調(diào)停人，不辭酷暑艱辛，竭力斡旋，余甚感佩。今案既經(jīng)商議，解決有方，望勿遲疑，速應匪徒所求諸般保證，俾中外被擄之人早脫險境。”12日，孫明甫與匪首孫桂枝互換保證書，孫桂枝聲明：“從此以后，永遠忠心國家，決不作違犯及其他有損軍人名譽之行為。并代表眾兄弟鄭重聲明：對于安德森先生深信不疑，對于安先生擔保，永矢遵守。”儀式結束后，孫明甫向鮑威爾感慨道：“一個外國人不得不簽署一份擔保中華民國誠信的文件，真是件怪事?！?/p>

三、軍閥時代的政治掮客

盡管孫明甫曾多次表示，在軍閥混戰(zhàn)的時代，“支持政治舞臺上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用，幫助一個半壞的人去干掉另一個半壞的人，對中國沒有好處”。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若不依附于軍事領導人，一個外國人很難對中國政治真正施加影響。他的好友克勞曾含蓄地批評道：“孫明甫接觸的都是軍閥，這些軍閥為了無謂的權力爭奪將普通人卷入戰(zhàn)斗。”孫明甫不再滿足于僅充當中外交涉的調(diào)解人，或是純粹的“顧問力量”，而是成為能夠改變中國政治格局的積極參與者。他在唐繼堯和吳佩孚之間輾轉，“我做了很多中國朋友不贊成的事，但我認為這是在真正幫助中國。我曾經(jīng)支持這個人或那個人，認為通過這種支持可以推動事情的發(fā)展”。他最終深陷軍閥政治邏輯的泥淖，再也無法從“他者”視角理解中國政治，淪為軍閥時代游走于灰色地帶的“政治掮客”。

1920年代初，“聯(lián)省自治”思潮一度盛行，得到了部分軍閥、知識分子以及外國在華人士的吹捧，孫明甫亦屬其中之一。他認為，中國未來的出路在于“聯(lián)省自治”，這意味著各省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各省選舉本省人擔任省長，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聯(lián)合，進而建立一個代表中國各聯(lián)邦省份的中央政府。這種構想暗含了對美國聯(lián)邦制經(jīng)驗的參照，亦源于孫明甫對中國政局的現(xiàn)實觀察。在他看來，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業(yè)已崩潰，北京政府既無權威也無能力統(tǒng)一全國，追求“武力統(tǒng)一”的軍閥戰(zhàn)爭給民眾帶來災難，推行“聯(lián)省自治”或有望結束數(shù)年的軍閥征戰(zhàn)。游歷于中國各地的經(jīng)歷使孫明甫相信，中國具備聯(lián)邦制的天然土壤，各省在經(jīng)濟、地理、文化上的差異是推行自治的基礎。

根據(jù)他的評估，唐繼堯治下的云南或將成為在全中國推行“聯(lián)省自治”的起點。云南地處邊陲，具備推行自治的先天地理優(yōu)勢，更重要的是，孫明甫認為唐繼堯有推行“聯(lián)省自治”的意愿。他樂觀地表示，“唐繼堯將會是中國第一個裁撤軍隊、讓軍隊從事筑路和農(nóng)業(yè)的人。他想幫助云南，也想幫助中國。唐繼堯一直在宣揚民有民治，他宣布廢督是發(fā)自真心的。只要北方不與四川聯(lián)手入侵云南，他就愿意與四川達成協(xié)議。他也不介入與廣西的戰(zhàn)斗，他只想獨善其身。如果南北均允許云南自治，那就會有和平”。在此信念下，孫明甫作為唐繼堯的私人顧問，協(xié)助他與各方磋商和平協(xié)議。

1920年夏天南北政局的劇烈動蕩，為推行“聯(lián)省自治”至少是“云南自治”提供了短暫機遇。直皖戰(zhàn)爭后段祺瑞下臺，8月起陳炯明率粵軍討伐桂系，桂軍敗退。此時控制北京政權的直、奉兩系認為，南北和平能否實現(xiàn)，要看滇系態(tài)度，因此積極拉攏唐繼堯。各方通過孫明甫以探聽唐繼堯意向，“目前唐繼堯是整個局勢的關鍵。近日總理靳云鵬派人聯(lián)系我，懇請我接受他的委托，與唐繼堯談判?？偨y(tǒng)亦派遣財政總長周自齊來見我，提出了同樣的請求。李純也懇請我將他的和平條件轉達唐繼堯”。孫明甫為此四處奔走，10月初，他陪同唐繼堯代表與江蘇督軍李純舉行和談。11月，他又赴京尋求與北京政府達成聯(lián)合的可能。然而，西南地區(qū)的內(nèi)部爭斗中止了孫明甫的活動，原駐川滇軍軍長顧品珍起兵反唐，1921年2月唐繼堯下野出走。孫明甫也被認為是其“鷹犬”而遭受輿論攻擊，他被指責為“比日本人還壞，一直在把中國出賣給外國特許經(jīng)營者，并且玩弄骯臟的政治手段”。端納也批評稱，孫明甫的議和方式與以往軍閥間的利益勾結并無二致，“單獨議和是愚蠢的，應有一個全面的和平，否則根本沒有和平”。

此后，孫明甫又投入?yún)桥彐邝庀?。直皖?zhàn)爭后，吳佩孚由直系師長躍升為“中外矚目的政治新星”，特別是他善于利用“公電”媒介來表達“對國家主義和民主觀念的擁護”，將自己塑造成愛國者的形象。吳佩孚還特別注重爭取英美社群的支持，“以便在他取得最高權位的時候，贏得他們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孫明甫被其有意塑造的形象所吸引，1921年9月，他前往湖北與吳佩孚會面，稱其“具有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非凡勇氣”。孫明甫認為，吳佩孚“很對他的胃口”，因為他“擁護民治政府，主張在憲法形式下建立穩(wěn)定政府?！睂O明甫成為吳佩孚眾多幕僚中的一員，如另一位日籍幕僚岡野增次郎所言，吳佩孚在洛陽的官邸“引四方有志政客訪問洛陽者不斷，嵩山洛水實成為四百余州欲求功名富貴之土流的總匯點”。

在吳佩孚的政治架構中，召開國民大會是其“國家主義”理念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這種姿態(tài)使孫明甫相信，如若自下而上的“聯(lián)省自治”難以推行，或可借助“開明軍閥”先實現(xiàn)全國統(tǒng)一，“他們能夠保護人民，而人民可以通過召集各省代表會議，決定政府的改組方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契合當時聯(lián)省自治派中的“先國后省”理論，吳佩孚本人也宣稱，“自治為救國要訣，佩孚素所主張，但各訂省憲，不顧中央，絕非余所贊同。中央自治條例公布，然后推行全國”。1921年9月，吳佩孚授意張紹曾發(fā)出召開廬山國是會議的通電。孫明甫為其疏通各方，他意欲借助湯節(jié)之的影響力，動員此時在上海出席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的各省商界領袖，公開支持并出席廬山會議。他勸說湯節(jié)之帶頭表態(tài)，中止正在上海召開的會議，“吳佩孚已發(fā)出邀請，請全國人民到廬山開會，這一邀請已獲得廣泛響應。商會聯(lián)合會是否應避免重復召開會議，接受廬山會議的邀請？”而后，湯節(jié)之在會上發(fā)表公開聲明，號召與會代表支持廬山會議，并表達了支持吳佩孚的傾向。由于全國各方反對，廬山會議無疾而終。1922年初，八團體國是會議在上海召開，孫明甫認為研究系有操縱此次會議的企圖，因此強烈建議與會的湯節(jié)之設法阻止。3月15日會議開幕，湯節(jié)之以報到代表未達法定人數(shù)為由抗議，又提出不可徑用“國是會議”之名，繼而要求取消開幕，否則將代表上?？偵虝讼?。

孫明甫既是吳佩孚政治表演的受眾，又參與其中，通過國際背書建構其民主愛國形象。他以“Bruce Baxter”的化名在《字林西報》上為吳佩孚做“人格擔?！保槠滠娛禄顒愚q護。他聲稱吳佩孚在湖北發(fā)動戰(zhàn)事、霸占京漢鐵路收入實屬不得已之舉，并將其描繪為北京與廣州政府的“受害者”，“他不愿聽命于北京或廣州，僅因為這個原因，政客們就千方百計地把他描繪成自私自利的最壞的軍閥”。1922年12月，孫明甫在《紐約時報》上發(fā)表長文，極力渲染吳佩孚將遵照美國經(jīng)驗建立統(tǒng)一民主的新中國，并配有吳佩孚大幅照片。文中宣稱：“統(tǒng)一的中國將在極短時間內(nèi)到來，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最和平的國家之一。偉大的中國即將到來的跡象在全國各地出現(xiàn)。假以時日，中國將發(fā)展出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一個比我們美國更優(yōu)秀、更美好的政府。”

隨著吳佩孚“武力統(tǒng)一”政策漸成定局，孫明甫對其實現(xiàn)“聯(lián)省自治”的幻想逐漸破滅。但他又認為，此時直奉兩股勢力分庭抗禮，在無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吳佩孚總比張作霖要強。至此，孫明甫已徹底陷入“以軍閥制軍閥”的邏輯困境。1921年底梁士詒組閣后，直奉關系急劇激化，孫明甫四處探聽奉系動向。他前往北京拜訪梁士詒，主動提及直奉大戰(zhàn)不可避免，甚至列舉了詳細的作戰(zhàn)可能，并表示如若奉皖聯(lián)合，或者由梁士詒出資支持，直系很可能被擊敗。從表面上看，孫明甫是在探討戰(zhàn)爭可行性，實則是在試探梁士詒的立場，并誘導他透露所掌握的奉系與皖系動向。梁士詒表示，他本人絕不會支持奉皖聯(lián)合軍事行動，但亦同意大戰(zhàn)將在3個月內(nèi)爆發(fā)，并且會按照孫明甫所提到的作戰(zhàn)計劃進行。由此孫明甫推斷，梁士詒知曉某些軍閥的動向，很可能已有人進入備戰(zhàn)狀態(tài)。1922年底，孫明甫又深入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地區(qū)，打探張作霖與日本軍隊的消息。他向吳佩孚報告，自從直奉大戰(zhàn)被擊敗后，張作霖一直與日本勾結，并圖謀重返北京，“他已著手對其軍隊進行全面改組，聘請了日俄反動分子充當顧問”。

他還試圖幫助吳佩孚調(diào)和與江蘇督軍齊燮元的關系。盡管二人同屬直系，卻存在微妙競爭。孫明甫與齊燮元是舊相識，他多次拜訪齊燮元力勸其與吳佩孚“建立更加和諧的關系”，并保證他是基于中國的“國家利益”呼吁。時值曹錕謀求大總統(tǒng)之位，孫明甫甚至慫恿齊燮元與吳佩孚聯(lián)手推翻曹錕以取而代之，“我了解您與曹錕的關系，也了解吳佩孚與他老上級的關系，因此我確信，你們誰也不能指望他，他對直系名義上的領導也絕非長久之計。曹錕沒有任何軍事才能，他和他在保定的親信一樣肆無忌憚。我曾多次告訴過您，曹錕完全受曹銳和邊守靖的控制，他們希望吳佩孚和您之間發(fā)生摩擦，僅為了維持曹錕的權力平衡。此二人為了一己私欲，不惜犧牲吳佩孚和您的利益”。齊燮元懷疑孫明甫是在為吳佩孚說項，挑撥他出頭反對曹錕，從而令吳佩孚獨享漁翁之利。其后齊燮元力挺曹錕競選總統(tǒng)，孫明甫也察覺齊燮元不信任自己，“齊燮元有能力玩左右逢源的游戲，我一直擔心他會在與我打交道時使用同樣的伎倆。他非常聰明，總是時而這樣或那樣，又怕與我相交太深，所以不采取積極行動”。

孫明甫試圖改變中國政治走向的目標過于宏大，已遠超出“中國通”所能掌控的范疇。盡管他始終尋求破局之法，但卻未曾也沒有能力提出一套系統(tǒng)方案。隨著中國民族主義洪流愈演愈烈，他對中國政治的介入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周自齊曾被問及對于孫明甫等“洋顧問”有何態(tài)度，原本與之交往甚密的他卻表示，現(xiàn)在他對任何介入中國政治的外國人皆無好感，因為他們“在干涉他國事務”。在臨終前，孫明甫又對馮玉祥寄予厚望。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后，吳佩孚失勢，馮玉祥受到段祺瑞、張作霖排擠。孫明甫斷言，段、張合作不會長久，馮玉祥則是有能力之人，“其他人都在為地位而戰(zhàn)時，馮玉祥至少已經(jīng)開始整頓轄區(qū)內(nèi)事務。他對張家口、北京一帶的治理成效顯著，令人欽佩”。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的同一天，孫明甫因病逝世，報紙上他的訃告被孫中山去世的消息所淹沒。索克思為其撰寫悼文，稱他是“一位忠實的朋友，愛中國就像愛自己的祖國”。據(jù)端納所說，孫明甫生前已被提名為新任美國駐華公使，只待總統(tǒng)最終批準。端納認為這既“悲慘”又“值得欣慰”，欣慰是因為孫明甫終于“擺脫了世俗煩惱、外交陰謀和其他瑣事，在遠離督軍、政客的地方安息”。端納評價道，孫明甫是“一個過于敏感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公使，如果不幸降臨在他身上，他一定會很痛苦”。

結語

孫明甫的個案表明，在中外關系進程中，“中國通”群體既非單向的文化侵略工具，亦非被動的歷史旁觀者，而是與中國政治社會深度互動的復雜主體。孫明甫的優(yōu)勢在于，在近代不平等條約體系之下，他既擁有外國人的特殊地位，又深諳中國本土人情文化邏輯。他通過與各地軍政要員實際接觸所獲取的情報，往往具有即時性與在地性優(yōu)勢，不僅填補了美國在華官方情報系統(tǒng)的不足，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公使的判斷。他作為跨文化中間人的作用，在美孚石油公司與北京政府的談判中得以彰顯。在1923年臨城劫車案中，他以“孤軍深入”的江湖規(guī)則贏得信任，并借助外國人身份最終促成人質釋放。

作為當時“中國通”中的佼佼者，孫明甫所面對的困境反映了外國人介入中國政治的限度。矛盾之處在于，他越是想要融入本土權力邏輯，越是陷入身份認同的危機。作為“中國人的好朋友”，他試圖以聯(lián)省自治等進步主張改造中國，但其活動始終依附于軍閥權力網(wǎng)絡，陷入“以軍閥制軍閥”的傳統(tǒng)思維，在唐繼堯、吳佩孚等軍事強人之間投機周旋。他對吳佩孚的扶持，本質上是對“開明軍閥”幻象的投射。這令他不僅喪失了外部觀察者的客觀立場，還失去了作為中外交涉橋梁的諸多優(yōu)勢，最終淪為政治掮客，甚至成為軍閥權力斗爭的棋子。更不必說，當中國民族主義浪潮席卷而來時，其“外國顧問”身份與本土政治訴求之間的沖突日益尖銳，其存在的合法性本身遭到質疑。

（責任編輯： 張秀玉）

原文載《安徽史學》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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