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福建南平。

這里正在搞一樁離譜的買賣。

桌面上談的，既不是作為硬通貨的金條，也不是什么絕密情報，而是一堆海貨——整整一千斤蟶干。

這筆生意的買主，是軍統(tǒng)局那說一不二的頭把手戴笠；賣主呢，則是福建站的副手陳達元。

那時候戴笠南下巡視，聽人嚼舌根說這玩意兒能滋陰壯陽，是男人的加油站，眼睛立馬就亮了，張口就要帶一千斤走。

這邊福建水警局的局長余鐘民還在抓耳撓腮，愁這堆成山的貨上哪兒弄去，那邊陳達元手腳麻利，搶先一步把貨備齊，堆到了戴笠跟前。

效果那是立竿見影。

蟶干剛送進去，陳達元的前程也就跟著亮了——戴笠大筆一揮，直接讓他來了個三級跳，坐上了軍統(tǒng)局閩南站站長的交椅。

這事兒要是發(fā)生在別的衙門，頂多也就是個官場現(xiàn)形記的笑料。

可偏偏發(fā)生在軍統(tǒng)，這就成了一出黑色幽默。

要知道，就在兩年前的1940年，戴笠才剛剛給幫會立了規(guī)矩，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六不準”。

其中兩條寫得清清楚楚：嚴禁貪污受賄，嚴禁經(jīng)商做買賣。

定規(guī)矩的人，反手就給了規(guī)矩一耳光。

不少人覺得這是戴笠個人修養(yǎng)不到家。

其實，要是把時間軸拉長，把軍統(tǒng)這個龐然大物怎么發(fā)家的過程掰開了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壓根不是饞那幾口海鮮的事兒。

這就是戴笠駕馭這個特務(wù)王國的底層代碼：條條框框是用來捆住下面人的手腳的，而擁有特權(quán)，才是老大確立江湖地位的標志。

這筆賬，戴笠算得比猴都精。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38年。

那年頭，國民黨在武漢開了個五屆四中全會。

蔣介石為了防著政敵搞事情，也為了跟日本人打情報戰(zhàn)，拍板決定把特務(wù)攤子鋪大。

軍統(tǒng)局正式掛牌營業(yè)。

當時的局面是“中統(tǒng)”和“軍統(tǒng)”唱對臺戲。

中統(tǒng)那頭，徐恩曾為了搶那個局長的寶座，眼珠子都殺紅了，那點野心全寫臉上了。

按常理，戴笠一手拉扯起軍統(tǒng)這支隊伍，這把交椅非他莫屬。

可戴笠偏偏出了一張讓人看不懂的牌：這個局長，他死活不當。

那會兒，軍統(tǒng)局局長是個掛中將銜的美差。

請校長另請高人，派個大員來坐鎮(zhèn)，我在邊上打打下手就行。

這是心里話？

鬼才信。

戴笠是個權(quán)欲熏心的人，這點他和徐恩曾是一路貨色。

唯一的區(qū)別在于，他把蔣介石的脈搏摸得更準。

老蔣這人有個毛病，疑心病重。

你越是想把權(quán)抓手里，他越是防賊一樣防著你。

徐恩曾就是吃了這個虧，才在老蔣那兒不受待見。

戴笠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噼啪響：我要是當了局長，名正言順是名正言順了，但在老蔣眼里也就是個打工的。

我要是把位置讓出來，我就成了老蔣眼里“懂規(guī)矩、識大體”的自己人。

于是，軍統(tǒng)局搞出了個奇葩的架構(gòu)：

局長是個擺設(shè)。

先是賀耀祖，后來換成林蔚、錢大鈞。

這些人都是蔣介石侍從室出來的，也就是老蔣的耳朵和眼睛，但在軍統(tǒng)內(nèi)部，他們就是個聾子的耳朵——配飾。

副局長是戴笠。

名分上差半級，實權(quán)上他是天。

這一招“退一步海闊天空”玩得溜啊。

整個軍統(tǒng)上下，只知道有“戴老板”，壓根不知道局長是誰。

十年功夫，軍統(tǒng)像吹氣球一樣膨脹起來，把中統(tǒng)甩得連車尾燈都看不見，成了國民黨特務(wù)系統(tǒng)的扛把子。

這背后，戴笠這招“不當一把手”的棋，起了決定性作用。

有了權(quán)，還得有人賣命。

軍統(tǒng)是個什么地界？

那是把腦袋別褲腰帶上干活的地方。

咋讓這幫亡命徒死心塌地？

戴笠的路數(shù)很野，也很管用：把自己包裝成“神”，把家規(guī)變成“法”。

1940年整出來的“六不準”，就是這套邏輯下的怪胎。

這六條禁令乍一聽挺像那么回事：不許隨便脫離組織、抗戰(zhàn)期間不許結(jié)婚、不許私自對外活動、不許做生意、不許貪污、不許隨便回家過夜。

特別是“抗戰(zhàn)期間不許結(jié)婚”這一條，口號喊得震天響：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可實際上，這背后藏著戴笠陰暗得見不得人的私心。

戳穿這層窗戶紙的，是當時軍統(tǒng)本部管人事行政的科長黃永康。

他直截了當?shù)卣f，戴笠這就是一種“變態(tài)心理”。

原來，就在“六不準”出臺的前一年，1939年，戴笠的原配老婆毛秀叢病死了。

戴笠一直做夢都想找個像宋美齡那樣“既漂亮又高貴、還能飆外語”的新太太，既能撐門面，又能拉關(guān)系。

但這事兒一直沒成。

自己打光棍，就見不得手下人成雙成對。

這聽著像個笑話，但在那個一人獨裁的圈子里，這就是圣旨。

這道禁婚令執(zhí)行得有多狠？

從1940年到1945年，差不多有200多對軍統(tǒng)特務(wù)，僅僅因為談個戀愛或者結(jié)個婚，就被扣上“違反家規(guī)”的大帽子，扔進了禁閉室。

不少人一直關(guān)到抗戰(zhàn)勝利才重見天日。

高壓政策之下，問題解決了嗎？

沒戲。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這玩意兒就像洪水，堵是堵不住的。

那幾年，重慶的防空洞成了軍統(tǒng)特務(wù)們幽會的風水寶地。

年輕的特務(wù)男女不敢在明面上談情說愛，只能趁著黑燈瞎火鉆進防空洞。

原本用來躲日本鬼子炸彈的地方，愣是成了各種桃色新聞的高發(fā)區(qū)，鬧出了不少洋相。

這事兒再次印證了一個管理學(xué)上的鐵律：當規(guī)矩違背了人性，而且僅僅是為了滿足頭頭的控制欲時，它非但帶不來效率，反而會制造出一堆爛攤子。

那么，為啥戴笠能把這種雙標玩得這么溜？

為啥他一邊收著海鮮賣著官，一邊把手下人關(guān)小黑屋，屁股底下的位置還能穩(wěn)如泰山？

說到底，是他吃透了那個年代生存的不二法門：在這個圈子里，唯一的KPI就是對蔣介石的“忠誠”。

戴笠和蔣介石是老鄉(xiāng)，都是早年沒了爹，靠寡母拉扯大。

但這倆人的起點，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蔣介石的發(fā)家史雖說也有坎坷，但大體上是一路飄紅：去日本鍍金、加入同盟會、當團長、娶宋美齡，最后成了領(lǐng)袖。

戴笠呢？

他的前半生簡直就是一部血淚史。

20多歲出來當大頭兵，混到最后流落寧波街頭，差點要去要飯。

要不是老娘找過來，估計早就餓死在路邊了。

直到1926年，29歲的戴笠聽到了黃埔軍校招生的信兒。

這是他咸魚翻身的最后一次機會。

他走的時候，家里窮得連鍋都揭不開。

老婆毛秀叢拔了根金簪子給他，朋友柴鹿鳴湊了點路費。

他是抱著“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思南下的。

因為是從爛泥坑里爬出來的，戴笠比誰都更拿機會當回事，也比誰都更敢下注。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fā)。

蔣介石被扣了，南京那邊亂成了一鍋粥。

大伙兒都在觀望，畢竟去了西安那就是進狼窩，九死一生。

戴笠當時的名聲早就臭大街了，又是特務(wù)頭子，去西安更是腦袋懸在褲腰帶上。

但他還是硬著頭皮去了。

他不是傻大膽，他是在賭命。

他賭的是：只要老子這條命還在，這趟西安之行，就能換來蔣介石一輩子的信任卡。

事實證明，這把梭哈他贏了。

蔣介石脫險后，在好多場合公開給戴笠點贊，夸他忠心。

從那以后，不管軍統(tǒng)內(nèi)部怎么亂，不管外面罵聲多大，戴笠的地位就像釘子一樣扎得死死的。

回過頭來再看這段歷史，軍統(tǒng)局的起家和膨脹，其實是一個極具標本意義的怪胎案例。

它有一個精明到骨子里的頭目。

戴笠懂“退一步進兩步”，不爭虛名爭實權(quán)；他懂“富貴險中求”，敢拿命去換信任。

但他搭起來的這個臺子，從根子上就是歪的。

所謂的“六不準”，對下面人那是天條，對上面人那是廢紙。

所謂的“嚴密紀律”，防得住特務(wù)搞對象，卻防不住站長用一千斤蟶干買官帽子。

黃永康評價戴笠是“嚴以待人，寬以待己”的典型。

這話一點沒冤枉他。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當一個組織所有的規(guī)矩都只是為了服務(wù)于個人的控制欲，而不是為了組織的使命時，這個組織看著張牙舞爪挺嚇人，其實里頭早就爛成了篩子。

那一千斤補腎的蟶干，補不了軍統(tǒng)局骨子里的虛癥。

信息來源：

馬振犢. 特務(wù)政治,揭開民國最黑暗的一面(一) J. 檔案春秋, 2011, (05): 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