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第一個創(chuàng)舉——屯田制。

東漢末年，軍隊打仗吃糧成了大難題。

其實早在西漢，晁錯建議“徙民實邊”，讓老百姓去邊疆墾荒，充當“人肉屏障”，可那叫“徙民”，不算真軍民結(jié)合。

漢武帝時趙充國又把“徙民”加上“衛(wèi)戍”，做了點嘗試，卻只能自給自足，難以反哺中央。

直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手下大規(guī)模推行，才把屯田制玩出了新花樣。

當時有個叫棗祗的屯田都尉，看中了這套軍民合一的制度，便和韓浩、鄧艾合力說服曹操：“這樣一來，軍糧有著落，還能把盈余上繳中央，一舉兩得。”

曹操一聽有好處，立刻任命棗祗為屯田都尉，下令在許昌一帶開荒。

第一年就收獲百余萬斛谷子，曹操高興得合不攏嘴：“此法可行，速行天下！”于是屯田很快鋪到冀州、兗州，后來又傳給蜀漢、東吳，三分天下都在種田。

士兵扛鋤頭、挑糞堆，犁過的田地綠油油，收獲季節(jié)餓狼也得讓路。

不過，好景不長。

魏國進入相對穩(wěn)定期后，一些地方官員開始以權(quán)謀私，把好田分給自家親戚，屯田地漸漸荒蕪，制度名存實亡。

直到隋唐時代，又借鑒了曹操的經(jīng)驗，才讓“占田千頃、屯聚萬人”再度大放異彩，可見這套制度的深遠影響。

第二個創(chuàng)舉，看似血腥，卻讓敵人再也不敢玩“挾持人質(zhì)”這一套。

公元194年，曹操正與呂布鏖戰(zhàn)，呂布派人詐降，硬是把夏侯惇給劫走。

軍心一亂，營中嘩然，士卒亂如麻。

關(guān)鍵時刻，韓浩沖出來穩(wěn)住隊伍，他一邊堵門擋逃，一邊朝各營將領(lǐng)大喝：“汝等若再潰散，必一律問責！今日之事，非救一將可解，惟留住軍心方能克敵！”

待營中平靜，他又沖到夏侯惇帳前，喝斥那幾名刺客：“汝等兇逆，敢執(zhí)大將，欲何所為？吾受命討賊，豈因一將之命而撤手乎？”

說罷，韓浩當即下令強攻，不顧夏侯惇生死，直指刺客陣地，誓要魚死網(wǎng)破。

那幾人一看形勢已破，趕緊放人投降，卻死不見活著離營的路。

后見曹操，韓浩將此法稟報，曹操拍案稱贊：“卿此可為萬世法！”遂下令：凡遇劫持人質(zhì)，一律不顧，直取賊首；擒獲劫匪，賞功無量。

自此，再無對手敢輕用此計。

第三個創(chuàng)舉，則是“求賢令”。

當時做官的路子只有“舉孝廉”“察舉”，名額都被世家大族霸占，寒門書生根本沒機會。

曹操打仗需要大批智囊，卻常常找不到人。

于是他寫下征才檄文：“唯才是舉，不拘門第；至論文章，唯業(yè)立身。”不管寒門還是豪門，只要有文才、會謀略，就可入幕。

從此，荀彧、程昱、郭嘉、鐘繇等名士紛紛投奔，一時“幕府群英會”，文武合璧，替他定策驅(qū)敵、理政輔佐。

而此時，三國鼎立局面漸成，各路諸侯也開始模仿“唯才是舉”的做法。

到了南北朝、隋唐，官吏選拔越來越看科舉功名，“寒門出才俊”也不稀奇。

再往后，宋明各朝更把“招賢納士”當成治國安邦之本。

現(xiàn)代社會落實公務(wù)員招錄、企業(yè)校園招聘，都是建立在曹操打出的“唯才是舉”雛形之上。

這么看，曹操留給后世的“三大創(chuàng)舉”各司其職：屯田制解決戰(zhàn)時吃糧難題，國土經(jīng)濟自給有余；人質(zhì)不值一驛馬鐙、軍心至上，震懾敵寇；唯才是舉、廣納賢能，為政治運轉(zhuǎn)注入新鮮血液。

正因為曹操破舊立新、敢于實驗，才讓這些制度在亂世中開花結(jié)果。

那么，這位被趙云評價為“亂世奸雄”、許劭評作“治世能臣”的曹操，究竟是奸雄還是能臣？

或許答案不止一個，但無可否認的是，我們今天享受的農(nóng)田制度、軍事規(guī)則和人才觀，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