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一份關(guān)于槍決高敬亭的電報送到了延安，毛主席看完，當場就把桌子拍得震天響。

這位在戰(zhàn)場上指揮若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領(lǐng)袖，這回是真動了肝火。

他指著電報嚴厲質(zhì)問：以前內(nèi)戰(zhàn)那會兒，蔣介石花大價錢買高敬亭的人頭都買不到，現(xiàn)在我們自己要把人送上斷頭臺，蔣介石那邊能不答應(yīng)嗎？

這話一點沒錯。

沒幾天前，國民黨那邊的蔣介石、白崇禧也收到了同樣的請求。

跟延安這邊的雷霆之怒完全兩樣，蔣介石那是樂得合不攏嘴，連一秒鐘都沒耽擱，大筆一揮：準了。

一個手握重兵的新四軍名將，咋就倒在了戰(zhàn)友的槍口下，反倒讓死對頭看笑話？

不少人覺得這是“肅反”搞過頭了，或者說是山頭之爭。

這話對，但不全對。

拉長了歷史鏡頭看，這其實是兩套完全擰巴的“活法”撞在了一起。

高敬亭有一本自己的賬，軍部也有軍部的賬，這兩本賬算不到一塊兒去，最后只能拿命來填。

咱們先盤盤高敬亭的家底。

那是從大別山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硬茬子。

1934年主力紅軍走了，把他扔在那窮山惡水里。

缺槍少糧，沒外援，還得應(yīng)付國民黨的圍剿。

擱別人身上早散攤子了，可高敬亭硬是憑本事活了下來。

三年游擊戰(zhàn)，帶著隊伍跟敵人兜圈子。

國民黨把懸賞提到了一百兩黃金，甚至把他全家都殺了，他眉頭都沒皺一下。

連徐向前元帥后來都說，這簡直是游擊戰(zhàn)里的奇跡。

實力有多硬？

1938年2月改編成新四軍第四支隊的時候，他手底下有三千一百多號人。

在當時的新四軍里，這是人最多、槍最硬的一張“王牌”。

但這既是他的護身符，也成了催命符。

矛盾就在一個路口爆發(fā)了：往東走，還是原地守？

延安的指令很清楚，要把棋盤做大，“向南鞏固，向東作戰(zhàn)，向北發(fā)展”。

特別是去皖東，那是卡住南京、上海日軍脖子的要地。

這是大局，也是政治。

可高敬亭心里只有“生存”二字。

在大別山轉(zhuǎn)悠了這么多年，哪條溝能藏人，哪座山能打伏擊，他門兒清。

讓他去皖東平原？

那跟讓老虎下水差不多。

他怕離了這道天然屏障，不僅兩眼一抹黑，連老窩都得丟。

于是他就使出了“拖字訣”。

上頭催東進，他說要整頓；再催，說敵情不清。

張云逸參謀長盯著他上路，他也是磨洋工。

最絕的是蔣家河口大捷后，明明開了個好頭，他反倒把隊伍停下來，在那兒耗了一個多月。

到了1939年5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葉挺軍長親自來下令。

高敬亭面子上答應(yīng)得好好的，轉(zhuǎn)過身立馬變卦，叫部隊停下。

在部隊里，這叫“擁兵自重”，那是掉腦袋的大忌。

可在高敬亭眼里，這是保住革命火種的唯一辦法，覺得自己這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光是這一條，未必能要他的命。

真正把他推下懸崖的，是另一樁爛事：管不住人。

這又是兩種邏輯在打架。

高敬亭把手下的老弟兄看得太重，覺得只要打仗猛，小毛病不算啥。

看看他手下的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這倆都是老紅軍出身，一進城就變了。

娶闊小姐，買大宅子，生活作風一塌糊涂。

這些事高敬亭心里跟明鏡似的，但他怎么著？

頂多罵兩句。

甚至有人舉報這倆人貪污，他也還要護犢子，不查也不辦。

他以為這是江湖義氣，上級看這就是搞山頭、包庇壞人。

這種縱容終于捅破了天。

那倆貨怕被清算，干脆心一橫——反了。

1939年5月20日，楊、曹二人帶著隊伍投了國民黨桂系，還登報罵新四軍。

這下亂套了。

主力團長政委集體叛變，這不僅是丟了槍桿子，更是把新四軍的臉面踩在地上摩擦。

這口鍋，高敬亭背定了。

這事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理由是現(xiàn)成的：不聽指揮，還帶出一幫叛徒，留著就是個定時炸彈。

6月4日，通知到了：去肥東青龍場開會。

哪有什么會，等著他的是隔離審查。

帽子扣得很大：“違抗命令”“分裂紅軍”“擁兵自重”。

這會兒，高敬亭其實還有活路。

能不能活，全看時間。

當時新四軍政委項英那是真急了，一邊給延安發(fā)電報要殺人，一邊按規(guī)矩給國民黨那邊報備。

蔣介石那邊回復得比誰都快，這種自廢武功的好事，他做夢都能笑醒。

再看延安這邊。

毛主席的回電意思很明白：先冷處理，派干部去摻沙子，人還是要是保的。

畢竟是有大功勞的戰(zhàn)將，這是家里人的矛盾，不至于要命。

可惜啊，這封救命電報慢了半拍。

或者說，項英下手太急。

延安的消息還沒到，那邊斗爭大會都開了三天。

1939年6月24日，青龍場一聲槍響，32歲的高敬亭倒在血泊里。

臨死前他寫了絕筆信，把孩子托付給人民，說自己是對得起革命的。

人是沒了，麻煩才剛開始。

老司令一死，第四支隊的心散了。

戰(zhàn)士們想不通，那個帶著大伙吃樹皮草根打鬼子的人，咋就成反革命了？

接著就有一百多人離隊，隊伍元氣大傷。

他媳婦史玉清挺著大肚子坐牢，受盡了罪。

這冤案一壓就是幾十年。

一直到1975年，他女兒斗膽給毛主席寫信。

主席還是那個態(tài)度：有錯，但罪不致死，殺錯了。

1977年，平反通知正式下發(fā)，承認殺高敬亭是錯誤的。

1980年，骨灰才在合肥安放。

如今再看這事，高敬亭冤嗎？

冤，也不冤。

抗命、搞山頭、導致部下叛變，哪條都不是小事。

在講究鐵的紀律的隊伍里，他那一套舊式軍閥作風肯定行不通。

只能說，那是個復雜的年代，一個在舊江湖游刃有余的英雄，沒能跟上新時代的步點。

沒跨過這道坎，那聲槍響，就成了新四軍歷史上永遠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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