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那個給肩膀上添“星”的大日子到了。

十位大將的名單一定下來，大伙兒私底下議論最兇的，莫過于紅二方面軍該誰來挑大梁。

最后這頂帽子，扣在了許光達頭上。

可許光達自個兒心里卻直犯嘀咕。

他甚至提筆給上面寫信，直言自己“臉上發(fā)燒”，別說跟前面那幾位爺比了，就是跟好些資歷深的上將站一塊兒，都覺得自己矮半截。

這還真不是他在這兒演戲。

要論資排輩，許光達一九三二年就跑蘇聯(lián)治病去了，等到一九三七年底才回來，抗戰(zhàn)那會兒基本都在后方待著，到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是一野第二兵團的司令，一九五二年定級的時候也就是個正兵團級。

那這把交椅，咋就非他不可呢？

說白了，這是上面為了把這一碗水端平。

紅二方面軍好歹是紅軍的三大主力之一，元帥和大將這兩個位置，怎么著也得有人坐。

元帥給了賀龍，這沒得跑。

可大將這個坑，當(dāng)年紅二軍團里能活下來的高級干部實在是太稀缺了。

扒拉來扒拉去，也就許光達當(dāng)過紅八師的師長，這履歷勉強能湊合。

要是把日歷往前翻個十年，回到一九四五年，這把交椅原本大概率是屬于另一個人的。

這人叫盧冬生。

要是盧冬生沒在哈爾濱那個節(jié)骨眼上出事，硬朗地活到一九五五年，把他那份履歷表往桌上一拍，估計比許光達還要硬氣：湘鄂西根據(jù)地的開山鼻祖之一、大浪淘沙剩下的老黨員、八路軍最早的一批旅長（雖說沒去上任）。

更有意思的是這人的出身。

既不是黃埔軍校出來的天之驕子，也不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他最開始的身份，就是在陳賡家里放牛的一個小牧童。

這就扯出了軍史圈里那個傳得神乎其神的段子：陳賡這人好像自帶某種“磁場”，誰跟他沾上邊，誰就能掛上將星。

這話聽著像是在那兒瞎侃，可你真要把陳賡身邊這幾號人的經(jīng)歷掰開了揉碎了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里頭藏著的哪是什么運氣，分明是緊要關(guān)頭的選擇題做得對不對。

先瞅瞅盧冬生。

一個放牛娃，按照那個年代的劇本走，這輩子大概率就是在湘鄉(xiāng)那個深宅大院里打一輩子雜，撐死了混個管家當(dāng)當(dāng)。

可陳賡干了一件挺出格的事兒。

作為少爺，陳賡壓根沒把盧冬生當(dāng)下人使喚。

帶著他一塊兒玩不說，讀書的時候還硬拉著盧冬生陪讀。

在那個尊卑分明的舊社會，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具眼光的“下注”。

命運的齒輪在一九二六年轉(zhuǎn)得最猛。

那會兒陳賡已經(jīng)是北伐軍里的營長了，盧冬生東跑西顛，在武漢撞上了陳賡。

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又是主仆重逢，陳賡二話沒說，直接把盧冬生拽到身邊當(dāng)了副官。

換了一般人，可能就順?biāo)浦?，讓這個忠心的小兄弟一直跟著自己干了。

畢竟兵荒馬亂的歲月，身邊有個知根知底的人能幫你擋子彈，那比啥都強。

可陳賡沒這么辦。

南昌起義的隊伍往南撤的時候，陳賡腿被打壞了，得去上海、香港找大夫。

這本該是盧冬生盡心盡力伺候“少爺”的時候。

但當(dāng)賀龍、周逸群要殺回湘鄂西去搞根據(jù)地時，陳賡拍板做了一個決定：把盧冬生交出去。

他讓盧冬生接下護送賀龍的差事，哪怕自己身邊這會兒正缺人手。

這一送，直接把盧冬生從一個“私人跟班”送進了歷史的大舞臺。

盧冬生也沒給老首長丟臉。

他不光護送任務(wù)完成得漂亮，還在后來那些要命的斗爭里迅速成熟起來。

從警衛(wèi)營長一路干到師政委，后來在紅二方面軍里說話那是相當(dāng)有分量。

八路軍剛掛牌那會兒，358旅旅長的位置就是專門給他留的。

要知道，那時候陳賡自己也就是個旅長（386旅）。

當(dāng)年的放牛娃，已經(jīng)跟少爺平起平坐了。

雖然后來因為去蘇聯(lián)養(yǎng)病耽誤了幾年，可一九四五年剛一回國，組織上立馬把重擔(dān)子壓給他——哈爾濱衛(wèi)戍司令員、松江軍區(qū)司令員。

這可是給東北看大門的要緊位置。

只可惜，天不遂人愿，他在哈爾濱出了意外，人沒了。

回頭再看盧冬生這輩子，陳賡那次“放手”，才是改寫他命運劇本的關(guān)鍵一筆。

陳賡沒把這份情分變成私情，而是把它變成了革命的火種。

不過，你要是覺得只要是陳賡家的人就能走正道，那可就想岔了。

陳賡家里還出過另一個掛星的，不過是國民黨那邊的。

這人叫許克祥。

論起出身，他比盧冬生資格還老，早年間就在陳家做長工。

陳賡的老爹看許克祥辦事利索、骨子里透著股狠勁，覺得是塊料，就掏腰包推舉他進了湖南講武堂。

這在當(dāng)時，絕對是窮人翻身的黃金跳板。

許克祥確實抓住了這個機會，可他把路給走歪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眼瞅著國共合作要崩盤，許克祥在長沙搞出了那個震驚中外的“馬日事變”，對著共產(chǎn)黨人和老百姓揮起了屠刀。

靠著這份沾滿血腥氣的“投名狀”，許克祥一路爬到了國軍的中將副軍長。

把盧冬生和許克祥這兩個名字擺一塊兒，這場面諷刺得很：

同樣是陳家的幫工，同樣吃了陳家的飯、受了陳家的恩。

一個成了共產(chǎn)黨的烈士，一個成了國民黨的劊子手。

后來陳賡經(jīng)常拿這事兒給手底下的兵上課，他把這筆賬算得很透：

“有人老在那兒嘀咕出身不好。

我家是大地主，我不也提著腦袋干了幾十年革命嗎？

我家那個長工許克祥，貧農(nóng)出身，結(jié)果咋樣？

殺我們也最狠。

所以說，關(guān)鍵不在你從哪兒來，在于你選擇走哪條道。”

這話把那個時代的底牌給亮出來了。

所謂的“運氣光環(huán)”，其實是陳賡在岔路口給人指了個方向，但腿長在你身上，走不走、怎么走，還得看你自己。

譚政的選擇，就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譚政是陳賡的妹夫，兩家是通家之好。

譚政十八歲娶了陳賡的妹妹，本來是個安安穩(wěn)穩(wěn)的小學(xué)教書先生。

一九二七年，對于很多讀書人來說，是個心里過不去的坎兒。

北伐戰(zhàn)爭雖然打得熱鬧，但緊接著的白色恐怖也把不少人嚇破了膽。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已經(jīng)是北伐軍營長的陳賡往家里捎了一封信。

信里報了個平安，但最要緊的是夾帶了一句話：鼓動譚政也跳進這股浪潮里來。

當(dāng)時擺在譚政面前有兩條路：

第一條：繼續(xù)教書，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大概率能平平安安過一輩子。

第二條：扔下筆桿子去當(dāng)兵，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前面是死是活誰也不知道。

譚政讀過《新青年》，腦子里的想法是新的，但在這個要命的關(guān)口，確實猶豫過。

是陳賡這封信，成了壓垮舊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譚政把心一橫，走了。

趕上了秋收起義，跟著隊伍上了井岡山。

譚政這人打仗不行。

跟陳賡那種在陣地上嗷嗷叫著沖鋒的風(fēng)格完全是兩碼事，譚政是玩筆桿子的。

他后來的成績單證明陳賡眼光毒辣。

譚政給毛主席當(dāng)過秘書，從師政委一路干到四野副政委。

特別是在解放戰(zhàn)爭剛開始，大軍進東北的時候，這筆賬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那會兒羅榮桓腎病重得不行，去蘇聯(lián)治病了。

東北幾十萬大軍，來自五湖四海，山頭林立，怎么把這幫人捏成一個拳頭？

這苦活累活全是譚政在干。

他在政治工作上下了大功夫，讓各個部隊迅速磨合到一塊兒。

等羅榮桓回來主持大局，譚政又轉(zhuǎn)頭去搞土改、剿匪、建二線兵團。

這些活兒聽起來不帶勁，沒有“圍殲戰(zhàn)”那么讓人熱血沸騰，但卻是部隊能打勝仗的地基。

一九五五年，譚政被授了大將，是作為政工干部的代表選進去的。

這就很有意思了。

陳賡不光帶出了猛將，還帶出了政工元勛。

這說明他看人、用人的眼光，早就跳出了單純的“打仗”這個圈子。

最后還得嘮嘮陳錫聯(lián)。

這位后來的上將，跟陳賡的關(guān)系有點特殊——連襟。

但這層關(guān)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陳賡一手“撮合”的。

一九四九年，大局已定。

陳錫聯(lián)帶著二野第三兵團進軍大西南，路過武漢歇腳。

那時候陳錫聯(lián)是出了名的“小鋼炮”，打仗猛得一塌糊涂，夜襲陽明堡一戰(zhàn)成名，兵團司令當(dāng)?shù)猛L(fēng)凜凜，唯獨個人問題還沒著落。

陳賡看在眼里，直接領(lǐng)著一個姑娘進了陳錫聯(lián)的屋子。

陳賡的開場白特別干脆：“看看，漂亮不？”

這姑娘叫王璇梅。

她的身份可不一般——她是陳賡已故妻子王根英的親妹妹。

這事兒要是換個角度看，其實挺讓人心酸的。

王根英是烈士，走得很早。

陳賡把妻子的妹妹介紹給自己的戰(zhàn)友，這背后藏著一種極深的情感紐帶。

陳錫聯(lián)和王璇梅一眼就看對眼了，沒多久就結(jié)了婚。

兩個陳司令從此成了連襟。

這不光是媒人搭線，更像是那個時代老戰(zhàn)友之間一種托付。

在槍林彈雨里撿回條命的人，更懂得怎么去珍惜和延續(xù)這種情分。

回到開頭那句話：“誰跟陳賡沾上了，就是一個將軍?！?/p>

這當(dāng)然是大家伙兒開玩笑說的話。

但剝開這層玩笑的外衣，咱們看到的是陳賡作為一個“連接點”的巨大能量。

他對長工放牛娃平等相待，那是格局；

他給猶豫的知識分子妹夫指路，那是眼光；

他給戰(zhàn)友牽線搭橋，那是情義；

而他對那個走上反動道路的長工嗤之以鼻，那是立場。

這一輩子，圍在他身邊的人，有的當(dāng)了大將，有的當(dāng)了上將，有的成了烈士，也有的成了反面教材。

每個人最后的結(jié)局，其實都是自個兒在關(guān)鍵時刻拍板定的。

陳賡也就是那個在路口提著燈籠的人。

至于燈光照亮之后，你是往左拐還是往右拐，那得看你心里的算盤，是怎么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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