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73年的北京城。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婦人，終于見到了那個打從香港飛來的中年人。

老太太心里發(fā)緊，臉上神色那是變了又變，一張嘴，沒問寒問暖，反倒問了一句：“你看我這張臉，還認得不？”

這話乍一聽挺客氣，可細琢磨，全是生分，全是心酸。

老太太名叫黃杰，那會兒已經是紡織工業(yè)部的頭頭，家里的那位更是大名鼎鼎的徐向前元帥。

那男人叫鄭慶飛，是香港那邊有頭有臉的大老板，一開口，普通話里夾著濃濃的粵語味兒。

這一對親母子，算起來，整整三十多年沒見過面了。

能把這對地位天差地別、仿佛活在兩個世界的人重新拽到一塊兒的，是一個消失了太久的名字——鄭德。

要是把日歷翻回1940年，鄭德這兩個字，在中國航空圈子里，那是響當當的招牌。

可偏偏他這輩子，凈干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兒。

按常理說，鄭德壓根就不該去鬧革命。

1911年，他出生在汕頭的一戶大富之家，家里金山銀山，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滋潤。

1930年，他考進了廣東航空學校，一畢業(yè)就成了國軍空軍的飛行員。

擱那個年頭，飛行員那是啥？

那是天上的星星，工資高得嚇人，地位還沒得說，只要稍微混混資歷，這一輩子榮華富貴是跑不了的。

可鄭德心里有本賬，怎么算都覺得虧。

“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那會兒，眼瞅著老同學開著飛機上去跟日本人拼命，血灑藍天。

他在后方急得直跺腳，幾次三番寫血書要去前線。

結果呢？

上頭的命令下來了：都在原地待著，心思要花在“剿共”上。

這對鄭德來說，簡直就是腦子里那根弦斷了。

穿軍裝是為了打鬼子，哪是為了把槍口對準自家人的？

既然這地方道理講不通，那就換個講理的地方。

他先是跟著十九路軍在福建折騰反蔣，事兒沒成，流落到了香港。

在那兒，他碰上了同樣不得志的廣東老鄉(xiāng)葉挺將軍。

這一碰面，路子徹底變了。

靠著葉挺的引薦，這位昔日的闊少爺、國軍的王牌飛行員，一頭扎進了中國共產黨，隨后進了新四軍。

這買賣做得風險太大了。

放著現(xiàn)成的舒坦日子不過，非要去鉆深山老林、啃窩窩頭，還得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可在鄭德眼里，只有這幫人是真正在跟日本人死磕的。

這買賣，劃算。

就在新四軍里，他碰上了管服務團女生隊的黃杰。

兩人心意相通，沒多久就成了兩口子。

要是故事到這兒就停了，也就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話。

可到了1939年，風向變了。

那會兒延安那邊也回過味兒來了，天上沒飛機，地上就得光挨揍，必須得攢自個兒的飛行班底。

于是挑了43個精干的干部，要去新疆航空隊學本事。

這步棋下得那是相當深遠。

當時新疆是軍閥盛世才的地盤，這家伙為了討好蘇聯(lián)，裝出一副很進步的樣子。

我黨就借著這個空檔，利用蘇聯(lián)的幫忙在那邊弄了個“航空訓練班”。

鄭德本身就會飛，還有實戰(zhàn)底子，順理成章地當了班長。

周總理親自做的安排，鄭德只能狠心告別了肚子里已經有娃娃的黃杰，踏上了去大西北的路。

誰承想，這一走，就是永別。

后來不少人都說，鄭德這個“班長”的分量太重了。

現(xiàn)在官方給的說法是：“我黨獨立辦航空訓練組織的頭一回嘗試”。

說白了，咱人民空軍最早的那塊基石，就有他一份。

照這個路子走下去，只要新中國成立那會兒他還活著，空軍的高級將領里，肯定有他的位置。

無奈啊，老天爺不講情面。

1940年，局勢突然壞了。

蔣介石那邊開始瘋狂反共，盛世才這個隨風倒的墻頭草也開始往國民黨那邊靠，磨刀霍霍準備對新疆的共產黨人下手。

中央反應那是相當快，命令就一個字：撤。

可怎么撤？

這可是個大麻煩。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大伙兒逃出了盛世才的手掌心，可路途遙遠，只能分批走。

這又是一次在那生死簿上抓鬮。

鄭德帶著的第一批人，點兒背到了極點，在陜西長武縣附近一頭撞上了國民黨的大部隊，一個沒跑掉，全被扣了。

后面那批人呢，雖說也是吃盡了苦頭，有的甚至裝成叫花子要飯，可最后好歹活著回到了延安。

抓住了鄭德，國民黨那邊樂得嘴都合不攏。

為啥？

因為他不是那種扛槍的大頭兵，他是開飛機的，是寶貝疙瘩。

國民黨那邊心里跟明鏡似的，培養(yǎng)這么個飛行員得往里填多少金條。

所以在監(jiān)獄里熬了那八個月，敵人玩了兩手陰的：一邊是皮鞭老虎凳，往死里折磨肉體；另一邊是高官厚祿，想把他的魂兒買過去。

鄭德心里的算盤珠子一直撥得很清。

他曉得這回是活不成了。

要是低頭，命能保住，沒準還能上天飛，可那就成了行尸走肉，成了讓人戳脊梁骨的軟蛋。

在牢房里，他寫下了那封有名的絕筆信，里面有句話大概是這意思：別老想著我…

只要革命的大業(yè)不停，我就算死了也跟活著一樣！

雖死猶生。

這就是他最后攤出來的底牌。

國民黨那邊一看這人軟硬不吃，徹底沒了耐心。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偷偷摸摸把鄭德給害了。

這封信幾經周折傳到黃杰手里的時候，日歷都已經翻到1942年了。

這時候的黃杰，碰上了一個要命的難題。

男人沒了，自個兒帶著還在吃奶的兒子鄭慶飛，窩在戰(zhàn)火連天的延安。

那日子苦成啥樣？

現(xiàn)在的年輕人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

這孩子咋養(yǎng)活？

黃杰咬著牙，做了一個當媽的最不忍心、但在那時候又是最明智的決定：把鄭慶飛送走。

送哪兒去？

送回香港，交給鄭德的親哥養(yǎng)著。

這決定太鉆心了。

一邊是身上掉下來的肉，一邊是能不能活命的現(xiàn)實。

留在身邊，孩子搞不好得跟著受罪甚至送命；送去香港，雖說母子連心卻見不著面，但那是鄭家的老窩，孩子能活命，還能念書識字。

這一送，就是三十年音信全無。

后來，黃杰跟徐向前組了新家。

可那個遠在香港的兒子，就像根刺一樣扎在她心里頭。

建國以后，因為各種原因，再加上鄭家在香港那是資本家，身份挺敏感，黃杰只能把找兒子的念頭死死壓在心底。

一直等到1971年。

中央下了個指示，要重新查烈士的名冊。

鄭德的檔案被翻了出來，擺到了周總理的桌案上。

總理盯著這個熟悉的名字，腦子里浮現(xiàn)出當年那個意氣風發(fā)的飛行員班長，想了好久，批了那么幾句話：身份查清楚了，犧牲的地方也定了，給烈士待遇，安排家里人來認領吧。

就這幾行字，把凍了三十年的冰給砸開了。

1973年，鄭慶飛收到了那封從北京寄來的信。

這會兒的他，已經是香港理工學院出來的高材生，掌管著家族生意，日子過得那是相當富裕。

在當時香港那個環(huán)境下，他對自己的身世那是守口如瓶，很少跟外人提。

可拿到信的那一瞬間，他明白，血脈這東西，刀砍不斷。

這便有了開頭母子相見的那一幕。

黃杰把捂了三十多年的那封鄭德遺書，交到了兒子手上。

就在那一刻，所有的誤會和隔閡，都在這幾張發(fā)黃的紙面前化沒了。

改革開放以后，鄭慶飛拍板做個決定：回大陸砸錢投資。

他是最早那一批進內地的港商。

在老家汕頭，他蓋起了電子廠，三年里擴建了三回，給上千人解決了飯碗問題。

做買賣是為了掙錢嗎？

那是肯定的。

但他心里還有另一筆賬。

他跟人講：“鄭家這個姓，早晚得在大陸扎下根來?！?/p>

他弄了個“鄭德紀念教育基金”，掏錢幫家鄉(xiāng)搞教育，專門照顧烈士的后代。

他不光掏錢，還花大把精力去搜集父親當年的老底子。

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拼圖游戲”。

因為搞地下工作太特殊，鄭德的好多檔案在歷史上都被銷毀了。

鄭慶飛不撒手，一點一點地摳，母親黃杰也把自己壓箱底的名單交給了他。

2019年，中國航空博物館的英烈墻上，終于補刻上了“鄭德”兩個字。

在這個名字跟前，鄭慶飛領著全家老小，站了好久好久。

這一年，他自個兒也成了個老頭子。

可他盯著那個名字的眼神，清亮又堅定，像極了當年那個為了理想、毅然決然扔掉榮華富貴飛向大西北的30歲飛行員。

這就是歷史給出的回響。

鄭德選了死路，是為了讓這個國家有以后；黃杰選了離別，是為了讓孩子有以后；鄭慶飛選了回來，是因為這個國家終于有了以后。

一家三代人，走的路不一樣，終點卻都在同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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