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劍兵，退休的法學教授專業(yè)領域：法理學、中外法律史

導讀

周光權教授將我國《刑法》描述為“犯罪人的大憲章”，不僅理論上錯誤，而且在價值導向上極其危險。本文通過對周光權相關論述的辨析，強調《刑法》懲罰犯罪的本質功能與保護人民的價值導向，旨在澄清刑法教義學的某些謬誤性觀點，反對周光權將我國刑事法治基本原則（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污名化，重申《刑法》在法治體系中的正當角色。

序言

以前，我曾經撰文（見法學學術圈此前推文：）指出，周光權教授在論文中使用″犯罪構成的保護范圍″屬于語言表述錯誤。那時，我以為他僅僅只是語言上的表達不當，并不表明周光權教授真的會認為“《刑法》是用于保護犯罪″的。但是，在閱讀了周光權教授最新發(fā)表的論文《刑法學論爭的緩和與刑法功能主義》（原文載《政治與法律》2026年第2期，以下簡稱周文），我不無吃驚地發(fā)現(xiàn)，周光權教授并不是表面上的語言表述錯誤，而是在“思想觀念″層面一直存在著對《刑法》正當性的嚴重誤讀。

在周文一級標題三之（一）中，周光權教授信口雌黃地說：“但是，在我國，如果要顧及刑法所承擔的保障被告人權利的使命，使之成為‘犯罪人的大憲章’，從而形成符合法治要求的刑法觀，建構一套‘眼見為實’的可視化刑法學，肯定刑法客觀主義的合理性是理所當然的?！边@一表述將我國《刑法》定位為保護犯罪人的法律，并將其類比為“犯罪人的大憲章”。本文認為，這一觀點不僅是不符合刑事法治要求的刑法教義學觀點，而且是在刑法教義學者群體中非常常見又極其荒謬的“刑法觀”，這種觀點不僅違背我國《刑法》的根本性質，也是對刑事法治基本原則（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污名化。

以下從多個角度展開批判。

一、《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護受害人權益，而非保護犯罪人

我國《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和指導案例等規(guī)范集合，是國家為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權利而制定的懲罰犯罪的規(guī)范體系。該體系的調整對象是″國家－犯罪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它旨在通過懲罰犯罪行為，恢復社會正義，保護被犯罪侵害的人的權利。犯罪的本質是對他人權利、社會秩序或國家利益的侵害，刑法的主要功能正是對這種侵害作出正義與正當?shù)男淌聭土P，這種懲罰包括管制、拘役……死刑，在刑罰程度上呈現(xiàn)出由低到高的″懲罰階梯”。若將刑法視為“犯罪人的大憲章”，則完全顛倒了刑法的本質。

英國《自由大憲章》的歷史背景也支持這一點：它是為保護公民免受專制侵害而制定，而非保護犯罪人。將刑法類比為“犯罪人的大憲章”，不僅歪曲了歷史，也誤導了公眾對刑法功能的理解。

二、李斯特觀點的特定歷史語境不應被無視

周光權引用李斯特“刑法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之說，但忽視了這一觀點的具體歷史背景。李斯特的論述針對的是中世紀教會法庭的專制與草菅人命，強調通過制定刑法典制約司法專橫、防止無辜者受迫害。這并不等同于現(xiàn)代刑法典應該以保護犯罪人為中心。

在我國當前法治環(huán)境下，“文革”動亂早已結束，無法無天的《公安六條》以及草菅人命的“群眾審判”作為一種不堪回首的慘痛記憶，早已遠離我們這個時代。歷經近半個世紀的現(xiàn)代化法治建設，我國刑事司法體系已有嚴格的程序規(guī)范，不應繼續(xù)沿用李斯特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表述，將其沿用到我國作為“荒謬的類比”。否則，勢必造成《刑法》功能的顛倒黑白。

三、我國《刑法》從未規(guī)定保護犯罪人的人權

查閱我國《刑法》全文，沒有任何條文將“保障犯罪人人權”列為刑法的目的。相反，刑法第一條明確：“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笨梢姡缎谭ā返闹饕蝿帐潜Ｗo人民免受犯罪侵害，而不是保護實施侵害的人。

周文所謂“保障被告人（犯罪人）權利”，主要體現(xiàn)在《刑事訴訟法》中，第二條規(guī)定“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缎淌略V訟法》該條原文明確規(guī)定保護“無罪的人”而不是犯罪人，這是程序法對司法公正的要求，而非實體法（《刑法》）的根本目的。將“保護好人”的程序正義原則扭曲為《刑法》“保護壞人”的任務，是周文對法律體系的嚴重誤解，或者說，是對《刑法》之正義性根基的徹底破壞。

四、“刑法客觀主義”不應成為保護犯罪人的理論工具

周光權主張“刑法客觀主義”可以形成“可視化的刑法學”（筆者注：“可視化刑法學”這個詞本身就是反智的荒謬臆造詞匯），將客觀主義與“保障犯罪人權利”直接關聯(lián)，存在邏輯跳躍和論證斷裂。刑法客觀主義強調對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的客觀判斷，其功能是防止主觀歸罪、反對“原心定罪”，維護司法公正，但這并不意味著刑法的宗旨是保護犯罪人。公正的司法既保護無辜者，也依法懲處犯罪者，二者不可偏廢。

結論：刑法是正義之法，而非犯罪人的“護身符”

周光權將我國《刑法》描述為“犯罪人的大憲章”，不僅理論上錯誤，而且在價值導向上極其危險。這種觀點否認刑法的威懾力與社會保護功能，誤導公眾對《刑法》的理解，甚至可能為某些司法實踐中的輕縱犯罪提供理論依據(jù)。

《刑法》的根本使命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我們應當堅持《刑法》作為懲治犯罪、保護人民的基本法律定位，反對任何將其扭曲為“犯罪人保護法”的論述。只有在依法懲惡的基礎上，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法治正義，構建安全、公正、有序的社會環(huán)境。

2026年2月8日，于古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