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軍輸給清軍，除了制度和財政的崩潰外，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上面瞎指揮，對前線將領(lǐng)不信任，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盧象升，都是因為上面不信任導致的挫敗。

戚繼光的紙面能力肯定要超過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和盧象升幾人，但他也不能做到快速平定虜患，這在崇禎眼里就不合格。

崇禎要的是什么，是幾年內(nèi)甚至一年內(nèi)消滅建虜，這是崇禎的底線，所以袁崇煥二次上臺的時候提出的“五年復(fù)遼”，提到了崇禎的心坎里。

但袁崇煥最終也敗在了這個“五年復(fù)遼”的口號上，上任僅兩年就耗沒了崇禎的耐心，崇禎像扔垃圾一樣拋棄了袁崇煥。

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盧象升，論個人能力，只要有充足的授權(quán)，只要給一定的時間，只要給一定的容錯空間，他們也能在薊遼一線擋住后金，但這三樣，崇禎都給不了。

充分授權(quán)是沒有的，他們處處受到崇禎和京城這幫文官的掣肘；時間也是沒有的，稍有遲緩，京城的問責詔書就送到了前線；容錯空間也是沒有的，小有失敗就會被追責，更何況熊廷弼廣寧慘敗、袁崇煥“縱敵入關(guān)“這種大錯。

在三者俱無的情況下，把戚大帥叫來，也沒有什么咒可念。

戚繼光當年在東南沿?？官?、在薊鎮(zhèn)抗蒙古人，上面三者均有，既有充分的授權(quán)，也有充足的時間，還有很大的容錯空間，這才讓他能騰出手腳專心干大事。

要是戚繼光來了，一天到晚除了猜測崇禎的心思就是應(yīng)付京城文官們的苛責，那他哪還有精力研究戰(zhàn)術(shù)和訓練兵士，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時間都用于內(nèi)耗和內(nèi)斗了，自然就沒時間去對付建州奴了。

戚繼光能夠獲得成功，是因為他遇到了胡宗憲和張居正。東南抗倭的時候，胡宗憲替他處理來自朝廷的壓力，他只管在下面干事，出了事胡宗憲替他兜著。薊州抗蒙古的時候，有張居正的無條件信任，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誰跟他不對付就把誰調(diào)走，讓戚繼光成為薊州唯一的權(quán)威，這才保證薊鎮(zhèn)十幾年太平無事。

戚繼光是明朝中晚期少有的軍事奇才，他能根據(jù)地形、天氣、敵人等多種情況制定戰(zhàn)術(shù)。東南抗倭的時候，倭寇是步兵，單兵作戰(zhàn)能力強，戚繼光發(fā)明了“鴛鴦陣”，能有效克敵。到了薊州，蒙古騎兵是群體作戰(zhàn)，沖擊力強，“鴛鴦陣”抵擋不住蒙古騎兵，戚繼光便改良了鴛鴦陣，在鴛鴦陣的基礎(chǔ)上打造了車歩騎營，用車、步、騎三種兵種協(xié)同作戰(zhàn)，能夠有效防御蒙古騎兵的沖擊力。

鴛鴦陣和車歩騎營的發(fā)明說明戚繼光的腦子是活的，能變通，當他遇到建州騎兵的時候肯定也會研究對手，找到能克制建州騎兵的方法。

但找到克敵的方法需要時間，而崇禎恰恰就是個“趕時間”的主，一點都等不起，他可不想給戚繼光三五年的時間研究克敵之法。

除了時間、充分授權(quán)、容錯空間，還要給戚繼光提供充足的兵源、糧餉和軍事物資，這些東西又恰恰是崇禎沒有的。

明朝的制度和財政已經(jīng)崩潰了，崇禎和文官又對武將不信任，就是把韓、白、衛(wèi)、霍、李、岳、徐、藍、戚都叫來也白瞎。

一個王朝系統(tǒng)性的崩潰絕不是一兩個英雄人物就能挽回的，必須得有系統(tǒng)性的革新才能力挽狂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