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戰(zhàn)時期犧牲的大首長，大伙兒腦子里立馬能浮現(xiàn)出的名字，大概率就兩位爺。

八路軍那邊是副參謀長左權(quán)，那是隊伍里折損級別最高的人物；新四軍這邊當(dāng)屬四師師長彭雪楓，也是頭號首長。

這兩位那是進了書本，刻在碑上，三十六位軍事家名單里板上釘釘?shù)慕莾海匚环€(wěn)得很。

可你要是耐著性子去翻翻新四軍的陣亡花名冊，保準能嚇一跳。

除去彭雪楓，居然還有五位響當(dāng)當(dāng)?shù)摹奥眉墶敝笓]官，把血灑在了那片戰(zhàn)場上。

這么說吧，這幾位要能挺過槍林彈雨，熬到五五年授銜那會兒，肩膀上如果不扛著兩顆星的中將牌子，都對不起他們的資歷。

既然這么厲害，為啥這五個人現(xiàn)在的名氣聽著沒那么響亮？

說白了，不是仗打得不漂亮，而是他們倒下的時刻，往往是在亂成一鍋粥的突圍戰(zhàn)里，是在最讓人絕望的頂牛戰(zhàn)中。

尤其是1941年。

這個年份對新四軍而言，簡直就是一道跨不過去的火焰山，全是血。

先把鏡頭拉到最慘的那一幕。

1941年11月28日，江蘇溧陽，塘馬。

那一戰(zhàn)，新四軍第六師16旅的天，算是真的塌了。

旅長羅忠毅，政委廖海濤，這對搭檔竟然在同一場惡戰(zhàn)里沒了。

這事兒在戰(zhàn)史上極其罕見。

按老規(guī)矩，部隊要是被逼到絕路上，軍政主官要么分頭跑，要么留一個看家，為的就是別讓人家把指揮層一網(wǎng)打盡。

可羅忠毅和廖海濤偏偏不按套路出牌。

羅忠毅啥來頭？

湖北襄陽的漢子，早年在馮玉祥的西北軍里摸爬滾打過，那是經(jīng)歷過軍閥混戰(zhàn)的主兒。

這種人身上帶著股混不吝的“野勁”，那是真正從尸山血海里殺出來的。

后來參加革命，一路從二支隊參謀長干到了旅長。

廖海濤呢？

福建上杭人，那是鉆深山老林的高手。

大部隊長征走了，他在南方死磕了三年游擊戰(zhàn)。

那三年是人過的日子嗎？

那是把腦袋拴褲腰帶上，跟搜山的國民黨軍捉迷藏玩命換來的。

一個能打正規(guī)戰(zhàn)的猛人，一個搞游擊的行家，本來是16旅的絕配。

但在塘馬，日軍圍得跟鐵桶似的，一道送命題擺在兩人眼前：是把干部撒出去保命，還是釘在原地護著機關(guān)？

賬其實很好算：主官要是溜了，旅部機關(guān)和后勤那一大家子非得讓鬼子包了餃子；要是留下硬扛，面對日軍那種火力，指揮部肯定得被打爛。

羅忠毅和廖海濤選了第二條道。

仗打到最后，兩人誰也沒邁那條腿。

16旅的這兩根頂梁柱，愣是用自己的命，給大部隊撐開了一條生路。

這招棋，看著是不懂“留得青山在”的道理，但為了穩(wěn)住軍心，這是唯一的解法。

還是1941年，另一位將領(lǐng)的離去，更是讓人把大腿都拍紅了。

新四軍二師五旅的副旅長，叫林英堅。

那年，他在黑郎廟那場仗里走了。

翻開林英堅的履歷，要是不折在半道上，那就是一份標準的“將軍升職記”。

安徽金寨的老紅軍，29年就入行了。

從鄂豫皖反圍剿打到川陜根據(jù)地，再走完長征路，那是一雙腳板一步步丈量出來的資歷。

抗戰(zhàn)一起來，他調(diào)到四支隊七團當(dāng)參謀長。

皖南事變一過，隊伍重組，他提了第五旅副旅長。

大伙兒得注意這個節(jié)骨眼：皖南事變之后。

那會兒新四軍剛遭了大難，隊伍擴充，人心還沒穩(wěn)當(dāng)，戰(zhàn)斗力得重新捏合。

這時候的“副旅長”，可不是在大帳里指指點點的，那是得拎著槍帶著突擊隊往敵人臉上懟的。

林英堅就是這種典型的“帶頭大哥”。

要是沒犧牲，建國后拿個中將那是穩(wěn)穩(wěn)當(dāng)當(dāng)。

只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也就隔了一個月，1941年，新四軍五師又痛失一臂。

他是廣西百色人，那是跟著起義隊伍出來的老革命。

也是經(jīng)歷過五次反圍剿的硬茬，長征那會兒就是紅三軍團七師某團的參謀長了。

當(dāng)時他跟著李先念南下鄂中，那地界亂得跟一鍋粥似的，日偽頑各路神仙都有。

想在這種夾縫里插旗子，指揮官腦子得絕對好使。

結(jié)果在侏儒山，這張王牌打光了。

這背后的道道是啥？

是鬼子掃蕩更兇了嗎？

那是外面的事兒。

根本原因在于，新四軍那會兒搞了個極險的戰(zhàn)略——“向敵后伸展”。

要把根據(jù)地釘在鬼子眼皮底下，當(dāng)官的就得靠前，再靠前。

旅長、副旅長帶頭沖鋒，在那幾年的新四軍里，不算新聞，那是家常便飯。

最后還得提一位，走得稍微晚點，1943年3月。

新四軍三師8旅旅長，田守堯。

他的死，最讓人心里堵得慌，因為他沒倒在沖鋒路上，而是倒在了“上學(xué)”的半道上。

田守堯是紅25軍出來的猛將，安徽六安人。

抗戰(zhàn)剛開始，他是八路軍115師344旅687團的副團長。

提個地名大伙兒就熟了——平型關(guān)大捷。

田守堯就是那場仗的操盤手之一。

1940年他奉命南下支援新四軍，在蘇北開地盤。

皖南事變后當(dāng)了8旅旅長。

在鹽阜那邊，他指揮的鄭潭口和響水口幾場仗，打得那叫一個漂亮，教科書級的游擊戰(zhàn)法。

按說這么個能打仗的主兒，前途不可限量。

1943年，組織上拍板了：送田守堯去延安深造。

初衷沒毛病。

田守堯是戰(zhàn)將，但想變成戰(zhàn)略家，得去延安鍍鍍金、換換腦子。

可在那個年月，“去延安”這條路，本身就是闖鬼門關(guān)。

一行人在路上跟鬼子撞了個正著。

要是擺開陣勢打陣地戰(zhàn)，田守堯未必會輸。

可這是毫無防備的遭遇戰(zhàn)，又是舟車勞頓的時候。

雙方一交火，田守堯壯烈殉國。

這其實就是個概率學(xué)。

當(dāng)高級將領(lǐng)天天在敵占區(qū)晃悠、穿插、靠前指揮，碰到倒霉事的幾率那是呈指數(shù)級往上竄。

田守堯的犧牲，映射出當(dāng)年新四軍生存環(huán)境有多惡劣——壓根沒啥絕對安全的后方，哪怕是去上課，也得把命押上。

他們沒熬到1955年，沒穿上那身帥氣的將官服，甚至在今天大伙兒的印象里，名頭遠沒左權(quán)、彭雪楓那么響亮。

但要把他們從賬本里劃掉，咱們就讀不懂抗戰(zhàn)到底有多殘酷。

這不光是幾個人的命，這是新四軍為了在華中敵后站穩(wěn)腳跟，預(yù)付的一筆昂貴的“首付”。

他們拿命，換來了新四軍在蘇北、在鄂豫、在蘇南的一方天地。

這筆賬，歷史記得門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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