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安祿山，很多人就罵唐玄宗老糊涂，說誰都看得出來這是個要反的配置，偏偏皇帝看不出來，但這其實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你真坐到那張龍椅上，就會發(fā)現根本沒有“安全選項”，當時的大唐，北邊是契丹，西邊是吐蕃，哪一條戰(zhàn)線崩了，都是直接捅進心臟的事。

要守住邊疆，就必須有人能在第一時間拍板、調兵、發(fā)糧、提將。

可問題是，中央根本做不到，沒有電話，沒有電報，一道奏折跑半個月都是常態(tài)。

等長安那邊討論完“合不合規(guī)”，前線早就血流成河了，所以皇帝只有一個選擇：把權力一次性打包，塞給前線主將。

你不放權，今天就死，你放權，可能將來死，唐玄宗選的是后者。

這不是信任安祿山，而是對現實低頭，是用未來的不確定風險，去換眼前的確定安全。

很多人以為節(jié)度使坐大，是皇帝縱容，其實恰恰相反，是舊制度徹底玩不下去了，唐初的府兵制，本質是“平時種地，戰(zhàn)時當兵”，成本低，控制強。

但這套東西有個硬傷：必須有足夠的土地分。

到了開元，天寶年間，人口暴漲，土地兼并，國家已經拿不出地了，府兵自然也就死了。

沒兵就只能花錢雇，募兵制一上，問題立刻來了：這些職業(yè)軍人常年駐邊，必須有人天天管。

更致命的是，一旦打仗，分權就等于自殺。

管糧的沒權撥糧，管人的沒權提將，管兵的沒權決策，這仗根本打不了。

于是所有權力只能往一個人身上集中，節(jié)度使成了集軍權、財權、人事權于一體的“超級節(jié)點”。

安祿山不是例外，而是這種結構下的必然產物。

真正決定皇帝敢不敢給權力的，從來不是“忠不忠”，而是“看不看得見”。

岳飛死，是因為他在外；楊沂中能活，是因為他在身邊，南宋趙構怕武將怕到極點，卻唯獨放心楊沂中，讓他掌禁軍二十多年，原因很簡單：這個人就在眼皮底下，沒有造反空間。

而安祿山呢？人在幽州，手握十幾萬兵，皇帝只能靠奏報猜他在干什么。

這種信息黑箱，本身就是恐懼的來源，唐玄宗試圖用認干兒子、給高官厚祿去彌補距離帶來的失控，但這在權力面前根本不值錢。

歷史反復證明，在古代這種低通信，慢組織的條件下，疆域一大，就必然要在邊疆制造“土皇帝”。

這不是某個皇帝的失誤，而是時代的上限，權力一旦離開視線，失控幾乎是必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