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清明節(jié)的細雨里，北京西郊的烈士陵園顯得格外安靜。已經(jīng)六十多歲的陳寶綺，腳步有些蹣跚，卻堅持自己走完最后一段臺階。碑前，他停住，輕聲開口：“露萍，整整四十年了，我來看你了?！边@一句壓在心底四十年的話，終于說出口，卻再沒有機會得到回應。

許多后來的人，知道陳寶綺，是因為他曾擔任交通部部長；知道張露萍，則多是從“軍統(tǒng)電臺案”、從電影角色的影子中聽過她的名字?？蓪@兩位親歷者而言，1940年前后的那一場別離，比任何頭銜、任何傳奇，都更清晰，也更扎心。

有意思的是，這段故事如果從頭翻起，并不是從戰(zhàn)場開始，也不是從審訊室里開始，而是從川西一戶清貧人家的小女兒寫作業(yè)時的燈光開始。從舊社會一間狹小私塾，從軍閥家中觥籌交錯的客廳，從成都一所帶著濃重時代烙印的中學課堂，一步一步，走向重慶軍統(tǒng)局的心臟，再走進息烽集中營的鐵門。

一、從川西小巷到延安窯洞

1921年，四川崇義縣小東街靠近街角的那棟老屋里，一個女嬰呱呱落地。父親給她起名余家英，后來又改名余碩卿。家境清苦，父親是私塾先生，還要捎帶賣些筆墨紙硯貼補家用。日子緊巴巴，卻還算穩(wěn)定，有書念，有飯吃。

這個家里有三個女兒，她排行最小，自小受疼愛。按當時許多人的想法，女兒讀書不算要緊，可她的父親偏了點“書呆子脾氣”，咬著牙也要送三個女兒進新式學校。他常說，窮可以，沒出息不行，這話在那個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聽上去有點固執(zhí)，也有點難得。

真正改變這家命運的，是大姐遠嫁重慶。大姐在重慶師范就讀時，被四川軍閥、國民黨暫編第一師師長余安民看中，強行納為三姨太。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被拖進軍閥大院，表面看似“飛黃騰達”，家里人卻都清楚，這不是福。

小女兒后來跟著大姐去成都求學，暫住在大姐家，親眼看著這位軍官的生活。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妻妾成群，打罵隨意，驕奢淫逸，差不多每天都上演。年紀不大的她站在門邊看久了，心里難免起疙瘩：為什么有人可以這么糟蹋人命、人心，只因為手里握著兵權(quán)？

更糟的是，軍閥的目光又落在了二姐身上。二姐只得匆匆離家躲避。家庭里的這些變故，比課堂上的任何教科書，都更直接地撕開了舊社會的皮。對一個少女來說，這不是抽象的政治問題，而是身邊的姐妹被當成玩物，這種屈辱，很難忘記。

1935年前后，余碩卿考入成都東勝街的私立建國中學。學校掛著“建國”之名，實際卻是四川軍閥劉文輝一手辦起來的，既要教點新學，又要牢牢管住學生的腦袋，不許談政治，不許議時局，生怕出了“麻煩人物”。課堂里講的是規(guī)矩秩序，校園外卻是山河破碎，這種反差落在敏感的學生心里，很難不起波瀾。

就在這里，她結(jié)識了一個對她一生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人——車耀先的女兒車崇英。車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女兒在學校里看上去與其他學生無異，但思想明顯更活絡。兩位女學生很快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借書，話題自然就繞不開時局和抗日。

通過車崇英，余碩卿第一次接觸到進步書刊。那些印在粗糙紙張上的文字，談的是民族、階級、革命，對她來說既陌生，又有一種說不出的貼切：原來，大姐那種命運并不是“天注定”，舊社會的黑暗是可以被推翻的。她開始頻繁往返車家，也因此見到了車耀先。

1936年，在車崇英介紹下，她參加民先隊，被編入成都西城區(qū)的建國中學小隊，負責組織、宣傳和交通工作。那時的民先隊，是廣大進步青年走向革命的一條重要渠道，看似只是分發(fā)傳單、組織游行，背后卻連著黨在學生中的工作布局。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四川各地抗日救亡運動高漲。成都在川西地下黨的領(lǐng)導下，游行、演講、歌詠活動此起彼伏。延安派來的少年先鋒隊，也來到成都發(fā)展成員。操場上、街頭巷尾，經(jīng)常能看見一群年輕人喊著“愛國有責，抗日勇先”的口號。余碩卿加入了民主少年先鋒隊的歌詠隊，擔任指揮，帶著同學們到處唱抗日歌曲，“流亡三部曲”等旋律在城市上空回蕩。

這些看似“文藝”的活動，在那個節(jié)點上，卻有著很強的政治意味。一批批青年學生在歌聲和宣傳中，明確了敵友，找到自己的站位。對于余碩卿來說，越是參與，越是清晰：真正想打日本侵略者的，是共產(chǎn)黨；真正愿意發(fā)動群眾的，也是共產(chǎn)黨。

讀完高中，她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把更多精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與此同時，一個更強烈的念頭漸漸成形——去延安。那時，“去延安”在青年人心中，就像一盞遠處卻清晰的燈，意味著方向，也意味著考驗。她開始為此做準備。

1937年11月，在地下黨組織安排下，車耀先幫助她和其他9名進步青年秘密離開成都，踏上北上的路。一路輾轉(zhuǎn)，冒著風險，穿過戰(zhàn)時中國復雜的交通線。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也許沒完全想清楚前路會怎樣，但都明白，回頭路幾乎沒有了。

到達陜北時，延安還是黃土高原上一個并不算起眼的小城。窯洞簡單，條件艱苦，但空氣里有股說不清的朝氣。余碩卿在這里，擁有了一個新名字——黎林。從此，舊日川西小巷里的那位小女兒，開始和更大的時代捆在一起。

二、“干一場”與虎穴深處

1938年初，她被黨組織分配到陜北公學學習，之后又轉(zhuǎn)入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三大隊五隊。課堂上是政治理論、軍事基礎(chǔ)，操場上是操練，晚上是討論會，生活緊張而充實。她有不錯的文藝天賦，很快承擔起組織歌詠、宣傳演出的任務。

在一次全校集會上，她站上主席臺，精神飽滿，指揮大家高唱《拿起刀槍干一場》。歌聲粗獷而激昂：“河的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太猖狂……”她揮臂指揮的動作干脆有力，聲音清晰，整隊學員被她帶動，很快進入狀態(tài)。這一幕，讓許多同學記住了這位來自四川的姑娘，也記住了她身上的那股勁兒——“干一場”。時間久了，“干一場”就成了她在延安的外號。

同年冬天，年僅17歲的她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成了一名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后來的任務、犧牲，追根溯源，都從這一步開始?？勾螽厴I(yè)后，她被調(diào)到中央軍委通訊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shù)，之后又進入中央組織部政治干部訓練班，專門學習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工作的方式和斗爭策略。

這一階段，說難聽點，是在為“鉆虎穴”做準備。如何隱蔽身份、如何與上級聯(lián)絡、如何在敵人心臟地帶發(fā)展力量、如何在審訊中守住底線，這些課程都不是紙上談兵。教員很多人都是真刀真槍干出來的老同志，講到關(guān)鍵細節(jié)時，用的都是帶血的經(jīng)驗。

訓練結(jié)束后，組織安排她先到文聯(lián)任秘書，隨后，生活發(fā)生了一件對她來說既平常又特別的事——與陳寶琦（后改名陳寶綺）相愛。陳當時在馬列學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同樣是懷抱理想的青年干部。兩人在緊張的工作之余交流思想，很自然地產(chǎn)生感情。1939年初秋，經(jīng)黨組織批準，兩人在延安結(jié)為伴侶，周圍同志打趣說，這是革命隊伍里的“文武結(jié)合”。

婚后不久，就到了真正考驗的時候。中央組織部決定派她回四川，利用她與大姐一家的社會關(guān)系開展統(tǒng)戰(zhàn)和情報工作。這意味，她要一個人重新走進那個曾經(jīng)讓她厭惡的軍閥、官僚的生活圈子，在那里隱藏身份，爭取人心。

命令下來，她沒有討價還價，只是收拾行裝，和新婚不久的丈夫簡短道別。按照陳寶綺后來回憶，她離開時，并沒有說明任務性質(zhì)，只托人帶回一張便條和一包糖，隨后就像從人間蒸發(fā)了一樣，再無消息。

此時，重慶是國民政府陪都，也是中共南方局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秘密斗爭的中心之一。葉劍英擔任南方局軍事組組長，負責對國民黨軍隊和情報系統(tǒng)的工作。張露萍由曾希圣、雷英夫直接領(lǐng)導。雷英夫后來回憶，當年第一次在重慶牛角沱接到她時，她看上去只是個普通的年輕女子，但言談舉止冷靜，目光很堅決。

為了偽裝身份，雷英夫為她改名，重新設計穿著打扮、言談習慣。那個在延安操場上喊著“干一場”的女孩，很快變成了重慶街頭一個儀態(tài)從容、衣著時髦的“小姐”。1939年11月，在山城一個汽車站，她一身洋裝、頭戴法蘭西帽，面對稽查處特務的盤查，連眼神都懶得多給，對方被她的不屑氣勢震住，匆匆驗了證件便放行。

這一身打扮，很快就要用到更危險的地方——軍統(tǒng)局電訊處。按照組織安排，她與潛伏在那里的地下黨員張蔚林，以兄妹關(guān)系為掩護共同開展工作。那年秋天的一個晴天，她出現(xiàn)在軍統(tǒng)局電訊處門前，裝作等待家人。不多時，一個年輕男子從里面走出，她立刻快步迎上去，揚聲叫了句“哥哥，我在這兒！”旁邊人只當是尋常親戚團聚，很少有人想到，這一聲“哥哥”，背后連接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地下通聯(lián)系統(tǒng)。

雷英夫?qū)埼盗职才虐岬脚＝倾?，與她同住，方便工作聯(lián)絡。張露萍不僅負責傳遞情報，還要負責統(tǒng)一領(lǐng)導軍統(tǒng)局內(nèi)的地下黨員，秘密發(fā)展新成員。很快，在她的努力下，軍統(tǒng)內(nèi)部成立了黨支部，由她擔任支部書記。

這支隱蔽的小組織，像一把插入敵人心臟的尖刀。在半年的時間里，他們截獲了大量重要情報：軍統(tǒng)電訊總臺的人員名單、密碼、呼號、波長、圖表、通訊網(wǎng)分布情況等，都經(jīng)由她之手分批送往南方局。為避免暴露，他們改用四德里小巷中的聯(lián)絡點換取情報，盡量不直接接觸南方局駐地。

其中，有一份電報的意義尤其重大——戴笠發(fā)給胡宗南的密電，準備派人攜帶小型電臺潛入延安。拿到電報后，她第一時間轉(zhuǎn)交組織。因為情報及時準確，敵方特務小組剛進入陜甘寧邊區(qū)就被發(fā)現(xiàn)并抓獲，未能得逞。不得不說，這一仗，在敵人看不到的電波戰(zhàn)線上，共產(chǎn)黨贏得很干脆。

也正因為破壞力太大，軍統(tǒng)高層終于開始警覺。戴笠命劉培初加強督察，對機要和電訊部門加倍防范“共匪奸細”。軍統(tǒng)內(nèi)部本就人心惶惶，督察人員像嗅到血腥味的獵犬，四處打聽、搜查、寫“小報告”。稍有不慎，輕則禁閉，重則性命不保。

就在這根神經(jīng)越繃越緊的時候，意外發(fā)生了。1940年春節(jié)前后，組織批準張露萍回四川探親，暫時離開重慶。偏偏這個空當，成了全案的轉(zhuǎn)折點。

張蔚林在機房值班時，因操作不慎燒壞了一支真空管。按照常理，老報務員難免出錯一次，但在高度緊張的督察氛圍里，這事立刻被放大。稽查處科長肖茂如認定他“不安心工作，有意破壞”，直接將其關(guān)進看守所。

問題出在接下來的選擇上。張蔚林社會經(jīng)驗不多，心理壓力巨大，在禁閉中越想越怕，竟擅自越獄逃走，直奔曾家?guī)r50號周公館請求組織指示。組織這邊冷靜分析，判斷燒壞真空管只是業(yè)務事故，不至于牽出大案。逃跑反倒容易引起懷疑，建議他回單位接受處分。然而他又轉(zhuǎn)向軍統(tǒng)局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求情，希望被調(diào)離原崗位。

就在這一番折騰的空隙里，稽查處發(fā)現(xiàn)他逃跑，立即搜查其住處。結(jié)果翻出一個名冊，里面記錄了軍統(tǒng)局各地電臺的配置與密碼，還有張露萍的來信以及其他機密材料。這一堆東西擺在桌上，性質(zhì)立刻從“工作事故”變成“重大嫌疑”。

肖茂如第一時間向董益三報告。巧的是，張蔚林很快又跑來見處長。這位原本欣賞他的上級，此時也無能為力，只能說出一句：“事到如今，我沒法幫助你了?！鞭D(zhuǎn)身寫下條子，派兩名衛(wèi)兵將他押往局本部交毛人鳳審訊。

局本部反應極快，當晚就派人包圍了電訊總臺，陸續(xù)逮捕了趙力耕、楊洗、陳國柱、王席珍等幾名共產(chǎn)黨員?？偱_領(lǐng)班馮傳慶察覺異常，連夜翻墻逃離，第二天清晨趕到周公館匯報情況。組織安排他轉(zhuǎn)赴延安，還送了他一件古銅色皮袍和200塊路費。誰也沒想到，他在夜間過江時遭敵人捕獲。

至此，軍統(tǒng)局電臺小組事實上已經(jīng)暴露。張露萍還在成都，完全不知這場風暴在重慶醞釀。敵人隨后以張蔚林名義，給她發(fā)出“病重望妹速返渝”的電報。等組織察覺電報有問題時，她已踏上歸途。

她一到重慶，尚未與組織接上頭，就在兩路口被捕?！败娊y(tǒng)電臺案”由此成形——軍統(tǒng)電臺組的7名共產(chǎn)黨員全部被一網(wǎng)打盡，囚禁在稽查處看守所，后來震動重慶上層。

三、鐵窗之內(nèi)與風聲之外

“軍統(tǒng)電臺案”傳到上層后，引起強烈反應。蔣介石暴怒，質(zhì)問戴笠多年苦心經(jīng)營的情報系統(tǒng)被共產(chǎn)黨滲透到心臟地帶，對方居然能在電臺、密碼、臺站分布等關(guān)鍵部位掌握如此多情報。戴笠自己也承認，這是他與共產(chǎn)黨斗爭中遭遇的最慘重一次打擊。

對軍統(tǒng)來說，這不只是一次滲透，更是一次“臉面盡失”。戴笠決定親自督審，希望從這幾個年輕人身上撕開口子，順藤摸瓜，把重慶的地下黨組織“端干凈”。在他看來，這幾位不過二十出頭的青年，看上去弱不禁風，只要狠狠下手，總有人扛不住。

張露萍被押進審訊室時，身材并不高大，臉上還有少女的青澀。但她坐在那里，腰背挺直，眼神冷靜。戴笠先是軟言試探，想從她口中撬出組織關(guān)系、上級姓名。她要么裝糊涂，要么以平淡的語氣回避，一點實質(zhì)性信息都不往外放。

審訊無果，戴笠臉色一沉，一拍桌子：“給我打！”兩個特務撲上來，一個從后面用皮鞭猛抽她背部，另一個用拳腳朝她身上亂打。鞭痕一道道浮起，血漬浸透衣服，她整個人被打得幾乎站不穩(wěn)，卻始終咬牙不吭聲。等停手時，她只是冷冷看了戴笠一眼，沒有任何哀求。

毒刑輪番上陣，結(jié)果始終一樣。其他幾位同志也頂住了嚴刑，審訊記錄上除了零碎生活細節(jié)，幾乎沒有敵人想要的東西。威脅、利誘、連坐恐嚇，統(tǒng)統(tǒng)失靈。七位“虎穴英雄”寧死不屈，這一點，連對他們用刑的特務都不得不承認。

敵人見硬的不行，便換了套路。考慮到她是女性，又是這次案件中的重要人物，軍統(tǒng)設計了一招“放長線”：假釋她出獄，暗中派人跟蹤，看她與誰接觸、往哪兒去，以此摸清地下組織的脈絡。

她被“釋放”那天，看守所里甚至給了些寬松的表面姿態(tài)。走出門，她心里其實已經(jīng)大致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會這么容易到來。街道上，她按約定路線前進，當路過曾家?guī)r50號周公館門口時，刻意連頭都沒偏一下，像對那座建筑毫無所知。特務暗中觀察，只能得出一個錯誤結(jié)論：她與南方局沒有關(guān)系，背后另有領(lǐng)導機關(guān)。南方局因此躲過了一次大范圍搜捕的危險。

不久之后，她再次被捕。戴笠這回不再抱什么幻想，只想著怎么處理這批人。上報案情后，他擬了死刑意見書，報請蔣介石“即予處決”。蔣看完材料，一方面嚴厲指責他失察，另一方面卻在意見上批了“同意死刑，暫緩執(zhí)行”。

這一筆，拖住了槍口。蔣介石一方面想繼續(xù)從他們身上挖情報，一方面也把他們當成手里的“反共籌碼”，以備將來政治交易之用。七人戴上沉重的腳鐐手銬，被押往重慶白公館，后來又在1941年3月轉(zhuǎn)解至貴州息烽集中營。

息烽集中營，是當時關(guān)押共產(chǎn)黨人和進步人士的重地之一。張露萍被編入“義齋”女牢，編號253。與她同監(jiān)的，有楊虎城將軍秘書宋綺云的夫人徐林俠，還有她的孩子“小蘿卜頭”，以及黃彤光、黎潔霜等人。

剛到集中營時，她身體極差，前期酷刑留下的傷沒有完全好，長期戴鐐導致行動困難，走路時常常一瘸一拐?？稍诶畏坷?，她表現(xiàn)出來的，卻是另一番模樣。她喜歡給“小蘿卜頭”講故事，用樸素的語言講外面的世界，講抗日的事，講正義和勇氣。孩子年紀小，卻能聽得入神，牢房如同多了一盞燈。

獄中生活艱苦，很多人身心俱疲。趙力耕因為長期關(guān)禁閉，關(guān)節(jié)嚴重受損，行動困難。她知道后，把自己的金戒指悄悄變賣，換了藥品和營養(yǎng)品給他治病。對于一個隨時可能走上刑場的囚犯來說，這點東西并不改變命運，卻能撐住多一點尊嚴。

1943年前后，黃彤光與她被關(guān)在同一監(jiān)室。他后來回憶，當時自己身患重病，步履艱難，心里幾乎已看不到希望，每天愁容不展。她卻拉著他勸道：“你不要這么傷感，咱們總有一天能出去的，你應當振作起來?！闭f這話的人，其實心里也知道，自己未必真能看到解放那天，只是她不愿讓潮水般的絕望壓垮身邊的每一個人。

在息烽的幾年，她一直保持黨員的身份意識，與其他難友一起堅持秘密的組織生活，在極其艱險的條件下傳遞信息，鼓勵彼此。外界的風聲她很難聽到，但對大局走向大致有判斷。日本戰(zhàn)局逆轉(zhuǎn)，重慶物價飛漲，國民黨內(nèi)部派系斗爭激烈，這些零碎消息，都會在犯人之間悄悄流轉(zhuǎn)。

1945年初夏，戰(zhàn)爭臨近結(jié)束。戴笠專程來到息烽查監(jiān)，表面是例行檢查，實際上是為“處理”一批關(guān)押已久的重點政治犯做準備。他下令監(jiān)獄負責人周養(yǎng)浩，將張露萍等人“秘密處置”，以免將來落到對手或共產(chǎn)黨手里“添麻煩”。

7月，周養(yǎng)浩召集親信，商量具體做法。最后，決定以“押解回重慶”名義，把人半路殺害，制造所謂“轉(zhuǎn)押途中遇襲”之類的假象。計劃確定后，只等擇日執(zhí)行。

1945年7月14日早晨，看守找到張露萍，對她說：“你收拾一下行李，所里準備釋放你?！苯?jīng)歷多年關(guān)押，她對這種“突然的好事”并不抱幻想。稍一思量，大概就知道事情不對。她沒有慌亂，慢慢梳好頭發(fā)，換上自己當年來重慶時穿的那件連衣裙，一件普通的衣服，被她當成最后的體面。出牢房前，她與難友一一告別，眼神平靜，話不多，卻很堅定。

囚車沿黔渝公路緩緩前行，離縣城大約三公里，在一個叫半邊街的地方拐向旁路，再行進至名為“快活嶺”的位置。這個名字聽上去輕浮，實際卻是許多人生命的終點。特務以運送被服為名，讓他們下車，朝一棟倉庫建筑走去。

她走在前面，幾個持槍士兵跟在后面。剛登上臺階，背后突然起槍聲。馮傳慶、張蔚林等人先后中彈倒地，她腳上和臀部各中一槍，踉蹌著站住。她艱難轉(zhuǎn)過身，看著那些士兵，冷冷說了一句：“笨蛋，有本事再往我的胸口來兩槍。”這種近乎輕蔑的鎮(zhèn)靜，反倒讓對方愣了一下。隨即槍聲再起，她身中多彈，倒在血泊中。時年不過二十多歲。

當天夜里，息烽集中營里，難友們陸續(xù)得知噩耗，女牢中哭聲一夜未停。對她們來說，死亡并不意外，真正刺痛人的，是這種偷偷摸摸的殺戮，是明明到了抗戰(zhàn)結(jié)束的前夜，這些人還是被當成“包袱”一樣處理掉。

四、遲來的證明與墓前的那一句話

時間往前推，將近四十年，這些尸骨在貴州的山嶺間默默埋著，經(jīng)歷了政權(quán)更迭，經(jīng)歷了新中國成立，也經(jīng)歷了后來那段復雜的歲月。

新中國成立后，“軍統(tǒng)電臺案”一度成了難以厘清的謎案。材料殘缺，知情人分散，有的戰(zhàn)死，有的改名易姓，有的被其他案件遮蔽。西南軍政委員會曾決定暫時擱置這一案卷。張露萍等人的下落，就這樣被封存在一些零散檔案和個別人的記憶里，漸漸模糊。

家庭方面，創(chuàng)傷同樣存在。1970年前后，張露萍的母親年事已高，病重在床。她拉著三女兒的手，一遍遍問：“別人都回來了，她怎么也不回來，你的妹妹到底在不在？”這句話，既是母親的本能牽掛，也是時代留給普通家庭的一個沒法回答的問題。家人心里隱約知道，她大概已經(jīng)不在人世，卻誰也不愿說破，更不敢對老人親口承認。

不過，有些人始終沒有遺忘。貴州政協(xié)副秘書長韓子棟，正是小說《紅巖》中“瘋老頭”華子良的原型。他曾與她同在息烽集中營，多次向有關(guān)部門含淚講述她等七人在獄中的斗爭經(jīng)歷，提供細節(jié)，希望能為他們洗冤。此外，南方局軍事組的一位負責人臨終前也念叨：“不知道張露萍他們被捕后是否安全？如果不搞清，是一輩子都遺憾的事情?！边@些零星的掛念，慢慢積累成推動真相的力量。

1980年，全國婦聯(lián)研究室請貴州省婦聯(lián)復查張露萍案。與此同時，四川方面也啟動相關(guān)調(diào)查。1981年12月，中央組織部發(fā)出通知，要求四川、重慶等地黨委對這一現(xiàn)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進行認真調(diào)查，對犧牲者及其家屬負責。

四川省委、貴州息烽縣委等部門隨即組織力量，對當年的資料、人證進行大規(guī)模排查，先后找到多位曾在南方局工作過的老同志了解情況。雷英夫站出來，詳細回憶了張露萍等七人的入黨時間、工作分工，以及他們在軍統(tǒng)電臺內(nèi)部斗爭的具體事跡。這些證詞，與其他線索逐漸拼接在一起。

1983年7月，出于嚴謹考慮，雷英夫?qū)ｉT進中南海向已經(jīng)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匯報相關(guān)情況。這場匯報，讓長期堆積的記憶重新被喚醒。葉劍英聽著聽著，忽然說道：“好啊，好??！我想起來了，張露萍不就是那個‘干一場’嗎！”緊接著，他又問：“還有那個麻子呢？”雷英夫回答：“對，這個人叫馮傳慶?！比~劍英感慨，說當年還送過馮傳慶一件皮袍。

談起張露萍，他給出了極高評價，說她的事跡是南方局歷史的重要一部分，稱她是“我黨的好女兒”，要學習她，也要歌頌她。這些話不是簡單的褒獎，而是在官方史料整理中明確態(tài)度，等于為后續(xù)認定工作定了調(diào)。

葉劍英還親自為張露萍寫了證明材料。1983年8月，經(jīng)過一年多的細致調(diào)查，“軍統(tǒng)電臺案”的來龍去脈基本厘清。四川省委據(jù)此正式追認張露萍等七人為革命烈士，給了這群在快活嶺長眠近四十年的英靈一個確切身份。1984年，他們的遺骸被遷葬到息烽縣烈士陵園，從無名的山坡，轉(zhuǎn)入有碑可祭的墓園。

為她撰寫墓碑文的，正是當年的獄友韓子棟。碑文寥寥數(shù)語：“少年赴陜，獻身革命。受命返渝，虎穴棲身。智斗頑敵，戴笠震驚。獄中再戰(zhàn)，威懾敵營。一代英烈，膽肝照人。立石為證，長志艱辛！”字句不繁復，卻完整勾勒了她短暫一生的主線。從川西少女，到延安學生，再到軍統(tǒng)心臟的潛伏者，最后到息烽集中營的斗士，每一步都清晰可見。

就在追認工作完成后的第二年，一個遲到許久的約定，也悄悄被兌現(xiàn)。1985年，國家交通部長陳寶綺辦理離休。按說，他完全可以安穩(wěn)地在家頤養(yǎng)天年，但有一件事，他拖了太久，不能再拖。

清明前后，他踏上前往息烽、前往安葬烈士的陵園之路。對旁人而言，這只是一趟公務之外的個人行程；對他自己而言，卻是與1940年代初那個分別的年輕妻子，隔了四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會面”。

墓地里，墓碑上的名字終于與記憶中的人影對應起來。他站在碑前，既是老干部，也是當年延安窯洞里那個青年學生。兩者在這一刻重疊。他曾經(jīng)只是知道妻子“去執(zhí)行任務”，后來只收到了她托人帶來的便條和一包糖，此后音訊全無。中間隔著戰(zhàn)爭、建國、重建交通事業(yè)的幾十年時間，他沒機會也不敢到處打聽，只能把這份牽掛壓進心里。

如今，真相已經(jīng)被確認，她的犧牲也有了官方的承認，烈士陵園的土地為她提供了安息之所。他站在墓前，抬手擦了擦眼角，輕聲說出那句壓了四十年的話：“整整四十年了，我來看你了……”這一句里，有歉意，有釋然，也有某種完成心愿后的平靜。

如果把她的一生拉成一條線，會發(fā)現(xiàn)并不長：1921到1945，不過二十四年左右?？蛇@條線密度很高，幾乎每一個轉(zhuǎn)折點都跟那個時代的主線交織到一起。川西小城的童年，讓她看到舊社會的丑惡；成都校園的覺醒，使她接觸到新的思想；延安的窯洞，幫她完成從青年到黨員的蛻變；重慶軍統(tǒng)局的電臺，考驗的是她的膽識與耐力；息烽集中營的歲月，則把她的堅韌推到極限。

值得一提的是，像她這樣的女性，在那一代并不少見，卻也容易被忽略。很多人提起敵后斗爭，往往先想到戰(zhàn)場指揮員、著名男烈士，而像張露萍這樣，“以一身時髦打扮闖入軍統(tǒng)心臟”的年輕女子，更容易被時代的巨浪蓋住名字。直到多年以后，通過復查、紀實作品、零星的回憶，人們才慢慢意識到，這些曾被當成“邊緣人物”的女性，實際承擔著極其關(guān)鍵又危險的工作。

她在軍統(tǒng)局的幾個月，爆出來的情報足以改變某些戰(zhàn)局細節(jié)，在延安的學習，讓她有能力在敵區(qū)游刃有余；她在獄中的堅持，守住的不只是個人秘密，而是整條組織線路的安全。試想一下，如果她在審訊中哪怕松口一點，重慶地下組織的損失恐怕不止軍統(tǒng)電臺這一環(huán)。正因為她始終咬牙撐住，才換回后面無數(shù)黨組織和進步力量的生存空間。

陳寶綺在墓前流淚，并不只是為個人情感，更是親眼見證過那一代人的許多去向后，對另一種可能人生的惋惜。他作為新中國的交通部長，在鐵道、公路、港口方案上花了半生精力；而她，本可以在解放后和眾多老延安干部一樣，繼續(xù)在教育、文化或組織部門發(fā)光，卻因為一份任務提前止步于1945年夏天。

息烽陵園的石碑，不會說話，但站在那里的后人，只要順著碑文往回推，就不難拼出一幅完整的畫面——一個從川西小城走出來的女孩，憑藉一點文藝細胞、一身膽氣和對理想的篤定，一頭扎進亂局的深處。電臺的電波、重慶的山城夜色、審訊室里的燈光、集中營的鐵門，串聯(lián)起她二十多年的全部。

等到1980年代初，調(diào)查組翻檢檔案、登門訪問、從幸存者口中一點點還原真相時，距離案發(fā)已經(jīng)過去四十多年。許多關(guān)鍵人等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早已去世，能說話的時間窗口并不寬裕。所幸這一輪調(diào)查趕在這些記憶完全消失前完成了，否則，“干一場”的外號可能只會以模糊形態(tài)殘存在個別老同志的口頭里，而不會落在正式史冊、烈士名錄之中。

史料中記錄的只是一些節(jié)點：出生、入黨、被捕、犧牲、追認。但節(jié)點之間的空白，需要后來的人靠耐心和敬畏一點點填補。張露萍的故事，恰好就是這樣一個被補全的例子。她沒有留下長篇自述，也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解，所有能夠證明她的一切，只能由戰(zhàn)友的回憶、上級的批示、檔案中的只言片語來完成。

1985年那場清明祭掃，只是許多追思中的一次，卻因為墓前那一句“我來看你了”，在很多人的腦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個人從青年到暮年，國家從戰(zhàn)爭走向和平，城市從破敗到重建，四十年足夠改變太多東西。但對陳寶綺而言，有一件事始終沒變——當年在延安窯洞里與他一同討論革命理想的那個女孩，后來在敵人的槍口下沒有退，卻也再沒機會聽他說一句“對不起，來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