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7日，陰雨的南京路依舊晦暗，剛剛拆掉沙袋的報館門口擠滿了人。老工人把報紙舉過頭頂，喉嚨沙啞地喊：“日本投降啦！”有人隨口問了句：“那筆賠款，咱能拿回來多少？”一句話，戳到所有人的心口。八年抗戰(zhàn)加上東三省的十四年淪陷，家國同在廢墟中，錢能不能賠回來，關系到修橋筑路、撫恤軍民，更關系到這片破碎土地的明天。

數(shù)字擺在那里。國民政府戰(zhàn)時統(tǒng)計，軍民傷亡三千五百多萬，直接經(jīng)濟損失折合一千億美元。盟軍制訂的《波茨坦附加賠償方案》估出日本總賠償五百四十億美元，中國按“受害最大”原則，可分得四成，約二百一十六億美元，折算當時關金四百九十六億元。與菲律賓、荷蘭、緬甸等國動輒上億美元的賠付相比，這似乎再正常不過。

就在全城議論未來賬本的同一天，蔣介石從重慶廣播電臺發(fā)出了《抗戰(zhàn)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之廣播》。他用了“同情”“寬容”“以德報怨”這些詞，高聲提醒全國軍民“勿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演講沒有出現(xiàn)“賠款”二字，潛臺詞卻明擺著：別急著伸手，要給對方體面。有人在收音機前皺眉：“他這是打算不要錢了嗎？”

口號落地的速度超乎想象。幾周內，川渝上空的運輸機將日本家屬一批批送往橫濱，華北、華東兩百多萬日軍被集中看管，等待按國民黨指定程序遣返。有意思的是，司令官岡村寧次在日記里寫道：“若能以經(jīng)驗報答蔣先生，亦不失為雪中送炭?！比毡靖邔恿⒓葱岬綑C會，暗中醞釀“合作”劇本。

蔣介石為何甘當“寬仁之君”？其一，他急需美國背書。此刻的國統(tǒng)區(qū)財政告急，四大家族無力再掏腰包，而華盛頓著眼的是冷戰(zhàn)布局。美國心知肚明：讓一貧如洗的東京再背上巨額賠款，只會把它推向崩潰邊緣。于是，美方暗示：不妨先擱置賠償，讓日本恢復元氣，充當遏制蘇聯(lián)與中共的前哨。蔣介石心領神會。

其二，蔣系軍隊想利用日軍。抗戰(zhàn)勝利那年，國軍主力被拖在西南、西北，沿海、華北卻遍布日偽部隊。若眼睜睜看它們被八路、新四軍接收，無異于拱手讓出戰(zhàn)略要地。與其如此，倒不如借助日軍維持占領地區(qū)秩序，再擇機北返。于是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要求日本人民賠償是不公平的”，實則是一紙安撫，也是暗號。

1946年春，遠東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土肥原賢二等甲級戰(zhàn)犯鐵窗待審，岡村寧次卻在蔣介石暗示下被宣判“無罪”。庭審休庭間，岡村壓低聲音：“只要閣下需要，舊軍人的圖紙與兵法，盡可奉上?！睋Q來的，是隨即成立的“白團”潛往臺北，協(xié)助整編部隊、修筑防御。自此，戰(zhàn)爭賠款換成了情報、訓練與“友誼”。

時間推到1951年。舊金山，燈火璀璨，美國撮合下的對日和會簽訂《舊金山和約》。四十八張椅子中，卻沒有中國，無論是北京還是臺北。蘇聯(lián)代表團也拂袖而去。“這是對歷史的侮辱！”蔣辦新聞處當晚即發(fā)電稿。罵歸罵，他終究不敢真跟美國翻臉。為了保住“正統(tǒng)”，1952年4月，臺北與東京單獨簽下《日臺和約》，正式放棄一切戰(zhàn)爭賠償要求。至此，那筆本應屬于中國的四百九十六億，煙消云散。

大陸這邊的算盤與之不同。新中國成立后，外交立場更注重現(xiàn)實斗爭。冷戰(zhàn)格局既定，追索巨額賠款能否兌現(xiàn)，并非取決于道義，而是取決于力量。1972年，中日實現(xiàn)邦交正常化，雙方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中國政府宣布放棄國家層面的戰(zhàn)爭賠償。外界一片驚訝，其實道理簡單：一面要打開對外局面，一面不愿讓普通日本民眾為軍國主義買單。國家握手，卻保留民間、個人的訴權，既守住了歷史記憶，也為受害者留下一條合法途徑。

遺憾的是，民間訴訟之路步履艱難。上世紀九十年代，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高砂工礦勞工、海南“慰安婦”接力赴日起訴，勝訴寥寥。東京法院常以“國家已放棄索賠”“時效已過”等為由駁回請求。法槌落下，原告的白發(fā)在顫抖。這些艱辛提醒世人：戰(zhàn)爭陰影并不會因為一紙條約徹底淡去，正義也從不會自動到來。

今天能追溯到的賠款賬本依舊停在那年。當年計算的四百九十六億關金，若按戰(zhàn)后美元購買力折算，已非天文數(shù)字，而是完全可以令一個國家復蘇的海量資本。日本依靠美國的“翻案”與亞洲戰(zhàn)爭收益完成經(jīng)濟起飛；蔣介石則把籌碼押在不靠譜的國際支持之上，自廢索償權；處在硝煙盡散的新中國選擇向前看，卻沒有忘記告訴后人：和平來之不易，主權與尊嚴若無實力捍衛(wèi)，友善與寬容就會淪為被利用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