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湘西山風漸冷。鎮(zhèn)上的老百姓還在議論一件事：白馬山那一帶，又傳來槍聲。有人小聲嘀咕：“這回，不知道是哪股土匪又被端了?！闭l也沒想到，在這些槍聲背后，牽扯著一個已經(jīng)同我軍“打過三次交道”的老匪特——張楚雄。

這人名頭不小。解放前，他的名字在長沙、東北、湘西，多地都留下了臭名。更讓人覺得詫異的是，他居然能三番五次從我軍手上“逃”走，一會兒是“改過自新”的戰(zhàn)俘，一會兒又變成國民黨“反共英雄”，最后還搖身成了湘西大土匪。這樣一個人，究竟是怎么在亂世縫隙之間鉆來鉆去的？又是怎樣收場的？

有意思的是，想弄清這個問題，不能只從湘西說起，還得從1927年的長沙講起。

一、舊軍官出身，第一次“放他一馬”

張楚雄是湖南長沙人，出身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時沒什么本事，卻有一點特別明顯：敢下狠手。1927年，他在許克祥部隊里混到了連長位置。那一年“馬日事變”，長沙大開殺戒，他就夾在這股血雨腥風當中。

當時，長沙街頭不少共產(chǎn)黨員、工人骨干、進步學生，被軍警拉去槍殺、砍殺。張楚雄作為連長，參與過抓人、押人，也親自扣動過扳機。這一段經(jīng)歷，后來在審訊材料里都有記錄，不是道聽途說。

1930年代初期，紅軍反“圍剿”時，他又出現(xiàn)在戰(zhàn)場。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次戰(zhàn)斗里他被我軍俘虜。當時政策明確，對那些有反動歷史，但愿意放下屠刀、表示悔改的國民黨軍官，可以從寬處理，爭取人心，也減少無謂殺戮。

張楚雄抓住了這一點。他在俘虜營里態(tài)度“誠懇”，表面上認錯，說愿意回家務農(nóng)，再不跟反動派走。他口齒伶俐，能說會道，把“痛改前非”的話說得像模像樣。我軍根據(jù)當時情況，確實也有不少俘虜被釋放回家，他就這樣混在其中，第一次被“放他一馬”。

從紙面上看，這似乎是一次成功的寬大處理；可從結果看，這個人心思歪得很，根本沒把這條生路當回事。

回到長沙，他并沒有老老實實謀生，而是靠著一股狠勁和一點舊軍官底子，干起了地痞、打手、錢莊保鏢這類行當。對普通市民，他拳腳相向，對弱者尤其狠。慢慢地，長沙城里提起這個人，誰都知道他不好惹。

這一階段，他的路越來越偏，和官方特務機關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二、三重身份纏在一起，舊社會養(yǎng)出的“毒瘤”

抗日戰(zhàn)爭尚未結束，長沙的特務機關就盯上了他。對方看重的，不是他有多能打仗，而是他有一段反共經(jīng)歷，又夠陰狠、夠不講底線。

在特務機關的安排下，他換上一層“官皮”，名義上是特務人員，實際上是一顆可以隨時使用的“釘子”。有了這層身份，他更是肆無忌憚，既當官，又當流氓，還當黑幫頭目。

那時，長沙城里很多黑色勾當，需要有人撐腰。張楚雄一頭連著特務，一頭連著奸商，兩邊都討好。他和一些底層商行勾結，干走私、做販毒。毒品利潤極大，路子卻極危險，而運毒的一個重要通道，要經(jīng)過湘西一帶。

別的隊伍不敢過那片山地，他卻敢。原因很簡單，湘西一些土匪頭目，是他舊部下、舊關系，甚至有他堂侄在里面掌山當匪。這樣的人脈，讓他在黑色生意中走得很深。

有一次，他隨一批奸商從長沙往西運貨，途經(jīng)懷化附近時，山上土匪突然攔路。那些奸商嚇得臉都白了，以為這趟要交代在山窩里。沒想到，土匪頭子一看清他，竟笑著罵了一句：“堂叔，你怎么跑這來了？”原來是他當連長時的副排長，也是堂侄。幾句話一說通，他馬上從“被搶對象”，轉成“合作伙伴”，答應給匪幫通風報信，事成分贓。

這樣一來，他身上的標簽越來越多：舊軍官、特務、土匪耳目、黑市打手。今天盯著民主人士，明天去破壞學生集會，后天又配合抓共產(chǎn)黨地下人員。長沙很多場合，都可能出現(xiàn)他的身影。與此同時，他在生活作風上的惡行也不斷升級，欺男霸女，連尼姑庵里的尼姑都敢去騷擾。

不得不說，這個人身上，幾乎把舊社會的各種污濁集中到了一處。既有制度縱容，也有人性里的貪、狠和狡。

抗戰(zhàn)勝利后，局勢又起了變化。他也順勢，把自己扔進了新的漩渦。

三、東北“反共英雄”的假面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東北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蔣介石急著搶占東北，從各地抽調(diào)了一批所謂“反共能手”，想借機擴張勢力。張楚雄聽到消息，趕緊打點關系，設法擠進這支隊伍，跑去了冰天雪地的東北。

到了那邊，他當上了一個偽保安團團長。這種職位，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至少手下有槍，有兵，有權。他本來以為又能撈一筆，還能再立點“功勞”，在國民黨那邊抬抬身價。

誰知道，剛去不久，就在與我軍對陣的過程中，被活捉。

這一次，他不再是當年那個剛被俘的中級軍官，而是有多重前科在身的頑固分子。不過，當時戰(zhàn)場環(huán)境緊張，大量俘虜需要集中押送、甄別和教育，人員流動大，情況復雜。

押送他去哈爾濱俘虜軍官訓練團的路上，他又動起了腦筋。一路上，他悄悄觀察護送隊伍，留意每一個戰(zhàn)士的口音、神態(tài)。有一次，他聽出來有幾名押送戰(zhàn)士說的竟是湖南話，音調(diào)和他老家相差不大。

“老鄉(xiāng)??？”他裝出熱絡的樣子，主動搭話。幾個戰(zhàn)士聽見鄉(xiāng)音，難免多說幾句，彼此問問哪個縣的，家里情況如何。

在聊天過程中，他摸清了一些關鍵信息：這幾名湖南籍戰(zhàn)士，原來不久前還在國民黨部隊，當俘虜不久就參加了解放軍，思想轉變剛起步，對革命道理理解不深，感情上還對家鄉(xiāng)念念不忘，對過去的舊關系也未完全割舍。

這樣的情況，在那個階段并不少見，大批俘虜轉化過來，本身就是要一個過程。恰恰是這個過渡期，給張楚雄留出了可鉆的空子。

他開始裝出一副“前輩老兵”的態(tài)度，說一些似是而非的話，一邊說國民黨如何腐敗，一邊又暗暗挑撥，制造懷疑?！澳銈兏伯a(chǎn)黨，不一定有出路”“家里老母怎么辦”“回去還能當官”之類的話，在黑夜里，小聲地、反復地說。

某個深夜，押送隊伍在途中宿營。其他戰(zhàn)士警惕性還可以，但有幾個人，已經(jīng)被他的話攪亂了心神。張楚雄見火候差不多，就鼓動這幾名湖南戰(zhàn)士一起逃。他們拖走了一挺機槍，幾支步槍，趁著夜色往南方方向溜走了。

這一次，他第二次從我軍手上“逃”走。事后，押送他的那班戰(zhàn)士作了嚴肅檢討，部隊也進一步加強了對俘虜和新戰(zhàn)士的教育工作。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說明他確實狡猾，善于利用人心漏洞。

逃回長春后，他又把這段經(jīng)歷徹底翻轉了一遍。

在國民黨控制的城市里，他搖身一變，將“逃跑”說成是“浴血突圍”。他對外吹噓，說自己如何在“共軍重圍”中沖殺，如何幾次“擊退追兵”，最后才從天羅地網(wǎng)中沖回陣地。故事越講越夸張，甚至還添加了“誓死不當俘虜”的橋段。

國民黨宣傳部門求之不得，當場把他捧上天。還專門替他整理成冊，編了一本所謂“突圍記”，安排他去各地演講，“傳授”對共軍作戰(zhàn)經(jīng)驗。長春電臺專門做了節(jié)目，把他比作“長坂坡趙子龍”，說他單槍匹馬“救出部隊”。這種宣傳，和真實經(jīng)歷完全相反，卻在當時的輿論場里大行其道。

杜聿明在東北時，還專門接見過他，為他設宴，用“反共英雄”這樣的字眼夸獎。一個不久前還是垂頭喪氣戰(zhàn)俘的中年軍官，就這樣被宣傳機器吹成了傳奇人物。

從這里不難看出，舊政權在生死關頭，一方面極度渴望所謂“英雄”，另一方面對底層真實情況極度漠視，也不愿深究細節(jié)。張楚雄正是抓住這種心理，給自己貼上光鮮外皮。

不過，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戰(zhàn)場上的形勢，已經(jīng)對國民黨極為不利。他再怎么被吹捧，也不愿意真正在前線拼命。

四、遼沈戰(zhàn)役中的“慫兵”，第三次混出俘虜堆

時間到了1948年，遼沈戰(zhàn)役打響。東北戰(zhàn)局進入決定性階段。我軍在遼西、錦州、黑山、大虎山一線發(fā)起一系列戰(zhàn)斗，敵軍部隊大量被圍、被殲。

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張楚雄看得很明白：局勢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他那點“反共英雄”光環(huán)，頂多是宣傳上的道具，一旦真打到拼命時，誰也不保證他不會被當作前線消耗品扔出去。

因此，他暗地里格外躲前線。凡是能推的任務，他想法設法往后縮，能避的硬仗，他繞著走。說白了，就是怕死。

然而戰(zhàn)局變化，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遼沈戰(zhàn)役中，國民黨軍幾十萬兵力，大片被包圍。在一次大規(guī)模戰(zhàn)斗中，他所在部隊被我軍合圍，最終不少人放下武器，成批投降。他也在其中，再次成為俘虜。

這一次，被俘的人數(shù)極多，成千上萬，俘虜集中區(qū)像海洋一樣，人頭攢動。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身份甄別、審查確實有難度，很多普通士兵，只能先按底層戰(zhàn)俘處理。

張楚雄看準這個混亂局面，馬上把身段放到最低。他換上破舊衣服，弄得灰頭土臉，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被抓壯丁的“苦命炊事兵”。一問就說自己原來只是燒鍋做飯的，被國民黨軍拉來，平時不打仗，也不當官，只負責煮飯端菜。

在無數(shù)俘虜當中，一個看起來矮胖、衣衫破爛、口音普通的小兵，很容易被忽略。再加上他極力偽裝出卑微樣子，低聲下氣，主動干些粗活，這種狀態(tài)，很容易讓人把他當作一般士兵處理。

由于當時俘虜數(shù)量龐大，我軍對于其中真正的戰(zhàn)犯、骨干軍官，需要時間逐步甄別。部分確無明顯惡行、又愿意回鄉(xiāng)生產(chǎn)的人，就地釋放，或者在就地教育后自愿參加人民軍隊或地方生產(chǎn)。張楚雄就借著這個縫隙，第三次從俘虜隊伍里鉆了出去。

離開東北后，他連夜向南，不敢在大城市久留，一路繞回湖南老家，最后又回到熟悉的湘西山地。等到他再次出現(xiàn)時，已經(jīng)不再叫“張楚雄”，而是改了個名字，叫“張新雄”。

改名，對他來說，不只是遮掩身份，也是準備在另一條黑路上繼續(xù)走下去。

五、白馬山前后，死路一點點走來

改名后的張新雄，投奔的正是當年懷化山路上那位堂侄張得功。此時，張得功已經(jīng)在湘西一帶拉起一大股土匪，盤踞山頭，劫路搶財。有舊軍官背景，又有國民黨“英雄”包裝的這位堂叔，一來就被奉為“有見識的人”，很快成了匪幫核心人物。

他在匪窩里策劃搶劫路線，挑選目標，分配槍支。搶劫車輛、劫殺商旅、強占糧食、綁架鄉(xiāng)紳，這些事都做過。更惡劣的是，他一貫有的惡習沒有收斂過，對婦女的侵害更加肆無忌憚，整個匪幫被他帶得更加兇殘。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權開始有步驟地對湘西等地進行剿匪。1950年至1951年間，湘西剿匪進入關鍵階段，各路土匪活動空間被越來越多地壓縮。原先還能在山里轉來轉去的匪幫，漸漸失去了退路。

1951年初，湘西一帶的剿匪已接近尾聲。張新雄這股匪幫，被我軍圍困在白馬山附近。山地復雜，但周邊村鎮(zhèn)已經(jīng)站穩(wěn)腳跟，情報系統(tǒng)也逐漸完善，匪眾動向很難徹底隱蔽。

一天，軍部接到報捷電報，說是某師出動部隊，已將張新雄匪部殲滅，主要骨干大多被擊斃或俘獲，匪首本人被活捉。押下山時，他年過五十，身材矮胖，說話帶著濃重長沙口音。

在押送過程中，有戰(zhàn)士聽他說話就心里一驚：“這口音，怎么跟曾經(jīng)聽說過的那個老特務有點像？”不過，真正確認，還得靠審訊和材料對比。

更有意思的是，這一次押送他的隊伍里，又出現(xiàn)了四個湖南籍戰(zhàn)士。場景與當年東北那次，竟有幾分相似。路上，他又故伎重演，試著搭話，打“老鄉(xiāng)牌”，試探對方有沒有可利用的漏洞。

“兄弟們，都是湖南人，何必這樣為難老鄉(xiāng)？只要你們點個頭，我還能帶你們發(fā)財……”類似的話，他說得油腔滑調(diào)。但這一次，我軍戰(zhàn)士的警惕性和政治覺悟，已經(jīng)和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對于這種話，沒人搭理，押送紀律更是一步不放松。

到了軍部，他換了一副嘴臉。剛一進門，就撲通一聲跪下，哭哭啼啼地講“過去糊涂”“受人蒙蔽”，又說愿意改過自新，愿意帶路剿匪，乞求再給一次機會。他顯然還停留在當年那次“被寬大處理”的記憶里，以為再做一場戲，還能混過去。

審訊人員卻已經(jīng)掌握了不少線索。通過湘西地下黨和地方群眾反映，再加上東北方面的檔案材料，很快就串聯(lián)起了他的前后軌跡。審訊時，有軍首長當面問了一句：“你以前在東北，當過保安團長，被俘后逃跑，是不是？”

張楚雄起初還想抵賴，裝糊涂說記不清部隊番號，甚至改變一些年份和地點企圖蒙混。但審訊人員手上有記錄，也有目擊者回憶。幾輪問話后，他編造的故事前后矛盾，被一點一點拆穿。

漸漸地，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就是那個被國民黨捧為“反共英雄”的張楚雄。之前在長沙參與“馬日事變”屠殺共產(chǎn)黨人、在東北擔任偽保安團長時的罪行，也被翻出來逐條核實。

某一天，湘西行政公署人民法院的一紙布告，貼滿街頭巷口。布告詳細寫明：張楚雄，男，五十五歲，湖南長沙人，長期擔任反動軍官、特務、匪首，一貫反共反人民，曾親手殺害共產(chǎn)黨員、工人、農(nóng)民三十余人；在東北任偽保安團長時，被我軍俘后潛逃，后來回湘西為匪，改名張新雄，繼續(xù)奸淫擄掠、殺人放火，破壞交通，企圖復辟。

行為經(jīng)過一條條列出，時間節(jié)點清楚，身份變化也說明得十分明確。布告最后指出，他這種情況屬于“罪大惡極的堅決反革命分子”，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布告一出，許多受過匪患之苦的老百姓圍在告示前，看完后輕聲說了一句：“該的?！庇腥讼肫鹱约冶唤偃サ募Z食、被打傷的親人，有人想起當年山路上被嚇得不敢出門的日子。對他們來說，這不是抽象的“匪首伏法”，而是切實感到壓在頭上的一塊石頭被挪開了。

不久之后，刑場上槍聲響起。隨著他和一群匪首一同伏法，湘西的匪患也基本被肅清，那些曾經(jīng)被匪幫占據(jù)的山頭，慢慢恢復了寧靜。

回頭看張楚雄的一生，從1927年長沙街頭的血腥，到東北宣傳機器中的“英雄”，再到湘西山間的匪首，表面上看，他曾經(jīng)一次次從戰(zhàn)爭和審判的縫隙中鉆出來。每一次，他都靠偽裝、靠謊言、靠利用人心弱點，換取片刻喘息。

但從他最終在白馬山落網(wǎng)、在湘西街頭被公開點名的那一刻起，他種下的每一樁惡行，都被清算在案。那些曾經(jīng)被他借機逃開的關口，其實并沒有真正消失，而只是被歷史記在一旁，等著合適的時機，一起呈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