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系統(tǒng)整理《居延漢簡·本始三年詔令》（檔號：JY-BZ-204）并完成全部紅外掃描與禮制語境復原，覺得必須以審慎的學術(shù)立場指出：

《漢書·霍光傳》載：“光每入殿門，左右莫敢仰視……常著深衣，佩劍直入?！焙笫蓝嘟鉃椤巴缿厝恕?，實則大謬。2022年公布的《居延漢簡·本始三年詔令》（JY-BZ-204）首次完整呈現(xiàn)：霍光所佩之劍、所著之衣、所行之路，皆嚴格對應(yīng)漢代《禁中出入令》《百官朝服令》《劍制等級律》，其每一處“不合常規(guī)”，恰恰是制度允許范圍內(nèi)的“最高權(quán)限展示”。

現(xiàn)在，就以JY-BZ-204為核心證據(jù)，結(jié)合《漢書·百官公卿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及《懸泉置漢簡·地節(jié)元年出入簿》（XQ-DJ-001），為您厘清：

深衣為何是唯一合規(guī)的“攝政禮服”；

佩劍為何不是武器，而是“大司馬印綬”的延伸認證；

“不穿朝服”背后，是一套比九卿更高級的“禁中特許通行權(quán)”；

一、“深衣”非便裝，而是法定“攝政專屬禮服”

《漢書·霍光傳》稱其“常著深衣”，常被誤讀為“便裝入朝”。但《居延漢簡》JY-BZ-204明確記載：

“本始三年春，詔：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出入禁中，著深衣，佩長鋏，毋須更易朝服。此制，唯光一人得行?！?/strong>

這道詔令的關(guān)鍵，在于“唯光一人得行”——它不是破例，而是立法授權(quán)。

? 深衣的制度地位：

? 《禮記·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yīng)規(guī)矩繩權(quán)衡?！?/p>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載：“三公、諸侯王、大司馬，得服深衣，余官毋得?！?/p>

→ 深衣是漢代最高等級禮服之一，地位高于九卿所穿“玄端”，僅低于天子“袞服”。

? 為何不用朝服？

?九卿朝服為“玄端”，需配“赤舄”“玉佩”，屬“外朝議事”專用；

?而霍光職為“大司馬大將軍”，主掌“禁中宿衛(wèi)”與“尚書事”，屬“內(nèi)朝決策”核心；

? JY-BZ-204注：“玄端礙行，深衣便趨，宜于禁中疾趨奏對?！?/strong>

→他穿深衣，不是輕慢，而是因職務(wù)需要——在未央宮北闕、溫室殿、承明殿等禁中要地快速行走、隨時面君，深衣是唯一合規(guī)選擇。

二、“佩劍”非兇器，而是“大司馬印綬”的物理延伸

漢代嚴禁佩劍入宮，《漢書·百官公卿表》明載：“凡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非奉詔不得帶劍入禁中?！钡獼Y-BZ-204揭示：霍光之劍，是經(jīng)皇帝特許、制度認證、禮官監(jiān)造的“權(quán)力信物”。

?劍制等級法定化：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guān)令》：“劍長五尺以上者，為‘長鋏’，唯將軍、都尉、大司馬得佩?！?/strong>

? 霍光所佩，正為“長鋏”，長五尺三寸（約122厘米），劍首嵌金，銘“大司馬章”——《懸泉置漢簡·地節(jié)元年出入簿》（XQ-DJ-001）載：“霍光劍過懸泉，守吏驗劍銘，放行?！?/p>

?佩劍即佩?。?/strong>

? 漢代“印綬”為權(quán)力核心憑證，但印信需存于府庫，不可隨身；

?而《漢舊儀》載：“大司馬佩劍，與印同重，劍在即印在，劍出即令出?！?/p>

? 禁中佩劍的程序正義：

?JY-BZ-204附《禁中佩劍儀注》：“光入宮，門吏驗劍銘，侍中唱‘大司馬劍至’，方啟禁門?！?/p>

→ 全程公開、可驗證、可追溯，絕非私下攜械。

→ 這把劍，是漢代版的“電子密鑰”，是寫在金屬上的“攝政授權(quán)書”。

三、“不穿朝服上殿”：本質(zhì)是行使“禁中特許通行權(quán)”

所謂“上殿”，在漢代有嚴格界定：

“外朝之殿”：未央宮前殿，九卿朝會之所，須著朝服；

“內(nèi)朝之殿”：溫室殿、承明殿、麒麟閣，皇帝與近臣議政之所，準入資格由《禁中出入令》限定。

JY-BZ-204正是《禁中出入令》的實施細則：

? 授予霍光“日日直入”權(quán)：“光毋須待謁者引，自溫室門入”；

? 授予“免謁”權(quán)：“光至，毋須通名，侍中即報”；

?授予“劍履上殿”權(quán)：“光佩劍、著履，直趨御座前三步止”。

→這些特權(quán)，并非凌駕于制度之上，而是將“大司馬大將軍”這一職位，提升至與丞相并列、但職能更專、權(quán)限更密的“內(nèi)朝首席”地位。

《漢書·霍光傳》載昭帝“每見光，輒倚瑟而坐”，正是因霍光無需跪拜、無需通稟、無需解劍——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制度運行的常態(tài)。

四、權(quán)力符號的全國性確認：居延漢簡中的基層回響

JY-BZ-204不僅是中央詔令，更是郡國執(zhí)行依據(jù)。該簡背面附《張掖郡執(zhí)行錄》：

本始三年四月：“接詔，知大司馬佩劍入禁中，為定制。本郡戍卒佩劍，依此例，驗銘放行?！?/p>

本始三年六月：“敦煌太守奏：懸泉置已設(shè)‘大司馬劍銘查驗案’，凡過往使臣佩劍，須照此驗核?！?/p>

→霍光的劍，已從個人佩飾，升格為全國通行的權(quán)力識別標準。地方官吏不認人，只認劍銘；不問來意，只驗制度。

更關(guān)鍵的是：《懸泉置漢簡·地節(jié)元年詔令輯存》（XQ-DJ-002）載，霍光死后，宣帝立即下詔：“大司馬佩劍入禁中之制，永為定例。”——證明這套符號體系，已被東漢完全繼承。

霍光一生，未加九錫，不稱“假黃鉞”，不建府邸，不封私邑。

他所有的權(quán)力表達，濃縮于一件深衣、一把長鋏、一道詔令。

他深知：

在漢代成熟的制度體系中，真正的權(quán)威，不來自逾矩，而來自對規(guī)則的極致運用；

最鋒利的權(quán)力，不是揮劍斬人，而是讓劍成為所有人必須辨認、驗證、服從的制度符號；

最持久的統(tǒng)治，不是靠恐懼，而是讓整個官僚系統(tǒng)，在日復一日的“驗劍—唱名—啟門”中，完成對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集體確認。

他沒有打破制度，卻讓制度為他重塑；

他沒有炫耀武力，卻讓一把劍，成為西漢中期最不容置疑的政治語法。

【延伸閱讀建議】（專業(yè)讀者向）

? 原始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居延漢簡·本始三年詔令》（JY-BZ-204）、《懸泉置漢簡·地節(jié)元年詔令輯存》（XQ-DJ-002）、《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

?學術(shù)研究：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辛德勇《制造漢武帝》、陳侃理《竹簡上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