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劍兵，退休的法學教授專業(yè)領域：法理學、中外法律史

導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稱《刑法》)是以刑事古典學派(貝卡利亞等)、刑事社會學派(李斯特等)以及前蘇聯(lián)構成要件學說(特拉伊寧等)作為法理基礎制定的，其法理體系共由四部分組成:刑法總論、犯罪論、刑罰論和罪刑各論。這一法理體系中國化的表現(xiàn)有三:一是構成制定《刑法》的法理基礎，始終未變；二是構成官方統(tǒng)編教科書《刑法學》的理論框架和底層邏輯，與《刑法》保護高度一致；三是作為刑法學通說的理論基石，用以區(qū)分通說與“階層論”。該法理體系被刑法學界公認為“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刑法學體系”。與之不同的是，階層論源自近代德日刑法學說，與刑事古典學派、刑事社會學派及蘇聯(lián)構成要件理論有根本區(qū)別，屬于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用階層論解釋《刑法》勢必造成對既有法理體系的“結構性破壞”。

序言

本文所闡述的“四板塊”理論劃分（刑法總論/犯罪論/刑罰論/罪刑各論），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刑法學教科書“定式”結構的精準概括，具有充分的歷史依據(jù)和文獻支撐。 這一體系直接承襲自前蘇聯(lián)社會危害性中心論的注釋刑法學體系，至今仍構成多數(shù)教材的底層框架，這一框架，從半個多世紀以來官方版《刑法學》教科書總分論的目錄編排中清晰可見。

以下分別從歷史淵源、板塊內涵、學術反思三個層面對該體系進行系統(tǒng)闡明：

一、歷史淵源：直接翻版前蘇聯(lián)，定型于20世紀80-90年代

這一“四分法”體系并非本土原生。新中國刑法學因特殊歷史背景，直接翻版了前蘇聯(lián)刑法學者建構的社會危害性中心論體系。其經典結構為：緒論（刑法論）—犯罪總論—刑罰總論—罪刑各論。前三編合稱刑法總論，第四編為刑法各論。

這一框架在高銘暄先生、馬克昌先生、楊春洗先生等老一輩刑法學者的教科書中正式定型，被學界公認為“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刑法學體系”，并成為長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理論定式”。

二、板塊內涵：四部分的邏輯分工與典型內容

根據(jù)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官方教科書及大量文獻記載，這一體系的具體內涵如下：

(一)刑法總論（教科書緒論），涵蓋《刑法》統(tǒng)領性規(guī)范與價值基礎。具體包括《刑法》立法宗旨、《刑法》的任務、四大原則（罪刑法定、刑事平等、罪刑相適應、刑罰人道主義）、效力范圍、解釋方法等。

(二)犯罪論，涵蓋入罪實體條件和出罪實體條件。包括犯罪概念、犯罪構成四要件、正當防衛(wèi)/緊急避險、意外事件/不可抗力、故意犯罪形態(tài)、共同犯罪、罪數(shù)形態(tài)等。

(三)刑罰論，涵蓋刑罰制裁措施與數(shù)量規(guī)則。包括刑罰目的、主刑附加刑、量刑情節(jié)、累犯自首、數(shù)罪并罰、緩刑假釋、追訴時效等。

(四)罪刑各論 具體罪名認定 分則概述、十大類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罪至軍人違反職責罪）、各罪構成與刑罰等。

另外，需要特別明確的是：關于“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原則，1997年《刑法》第3-5條僅規(guī)定三大原則（罪刑法定、刑事平等、罪責刑相適應）。但官方教材確實將刑罰人道主義作為刑法基本原則體系的重要組成，或置于刑罰目的、刑罰體系部分專門闡述。

三、學術反思：該體系的性質、貢獻與歷史局限

關于《刑法》的法理體系，刑法學界對其有清醒的定位評價：

(一)性質定位：注釋刑法學體系

這一體系是典型的“注釋體系”或“解釋體系”，以刑法典條文為對象，以立法注釋和司法適用為導向。其優(yōu)點是與法典結構高度契合（總則-分則二分法便于教學），缺點是四板塊之間理論銜接程度不足。

(二)歷史貢獻：該體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晚期形成，結束了新中國刑法學無體系的粗放狀態(tài)，為恢復法學教育、培訓司法干部提供了可操作的教材框架。至今仍是絕大多數(shù)本科教材的底層邏輯。

(三)核心爭議與演進：

1.刑事責任獨立性問題：傳統(tǒng)四板塊將刑事責任問題分散在犯罪論（歸責根據(jù)）和刑罰論（制裁后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罪—責—刑”平行結構，將刑事責任論獨立為與犯罪論、刑罰論并列的第三大總論板塊。

2.犯罪論中關于犯罪構成四要件之爭：犯罪論板塊中，傳統(tǒng)四要件框架受到階層論的有力挑戰(zhàn)。周光權、陳興良、張明楷等學者的私編教材已采用“客觀要件—主觀要件—排除事由”或“罪體—罪責—罪量”等新的犯罪構成要件。

3.板塊名稱私人化：近年的各種私人編寫教材出現(xiàn)“刑法論—犯罪論—刑事責任論—刑罰論”“刑法基礎論—犯罪論—法律后果論—罪刑各論”等多種變體。

結論

本文所闡述的“四板塊”體系，不但是真實客觀的存在、而且一直在刑法典及官方教材中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至今仍是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刑法學理論劃分范式，并且因其科學性而被《刑法》規(guī)范一直用做法理基礎，同時因其符合中國刑事偵查+控訴與辯護+審判制度的現(xiàn)實要求，所以，它不僅僅是中國刑法學從蘇俄移植到自主建構過程中的歷史坐標，更不是“已經過時的陳舊理論”，而是始終存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審判實踐之中的“恒定”的理論結晶。

當下學術對話的關鍵在于：我國刑法學界究竟是堅守這一“恒定”的法理體系，還是推翻這一法理體系？

這是一個“天問”！

2026年2月13日，于古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