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9日，在東京的一家醫(yī)院病房里，67歲的石井四郎因喉癌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這老鬼子臨走前，舒舒坦坦地過了14年太平日子。

相比東條英機那種被送上絞刑架的，或者在巢鴨監(jiān)獄蹲到死的戰(zhàn)犯，他的結局簡直太便宜了。

手里攥著大把退休金，甚至在戰(zhàn)后生意場和學術圈里還混得風生水起。

只要了解731那段黑歷史的人，看到這結局，誰不是氣得牙根癢癢，胃里一陣翻騰？

為啥？

這哪是簡單的逃脫法網，分明是一場把“罪惡”當籌碼的精明算計。

想把這事兒琢磨透，光盯著那些嚇人的刑具沒用，咱們得鉆進石井四郎和當時日本軍部那個扭曲的腦殼里，看看他們到底算的什么賬。

把日歷翻回1930年代。

那會兒的石井四郎，頂著京都帝國大學醫(yī)學高材生的光環(huán)。

照常理，穿白大褂是為了救死扶傷，可在這家伙的邏輯閉環(huán)里，醫(yī)學頭號用途是殺人。

他心里有本賬：日本是個島國，窮得叮當響，鋼鐵、石油不夠用，人頭數也拼不過中國和蘇聯。

要是硬碰硬打消耗戰(zhàn)，日本鐵定玩完。

咋整？

他憋出的壞水是：玩細菌。

在他的算盤里，弄出一噸細菌的本錢，連造一噸鋼鐵的零頭都不到。

關鍵是，這玩意兒“殺人性價比”賊高。

說白了，這就是窮鬼手里的原子彈，是日本想玩“彎道超車”的唯一指望。

這套歪理邪說，當時把日本軍部忽悠瘸了。

于是，1935年，哈爾濱平房區(qū)，一支掛著“防疫給水”羊頭賣狗肉的隊伍悄悄拉起來了。

這就是后來讓人聞風喪膽的731部隊。

這地界兒有著當時亞洲最頂尖的實驗室，方圓6平方公里，錢給得足足的，連專用鐵路都修到了家門口。

可砸了這么多錢，總得聽個響吧？

要啥？

要數據。

為了拿到所謂最“帶著血溫”的數據，石井四郎干出了頭一件喪盡天良的事兒：踢開小白鼠，直接拿活人練手。

在他的命令下，幾千個被抓的中國老百姓、抗日戰(zhàn)士，還有蘇聯、朝鮮的戰(zhàn)俘，連名字都被抹掉了，只剩下一個代號——“丸太”。

翻譯過來，就是“圓木頭”。

既然是劈柴燒火的木頭，哪還需要當人看？

緊接著，咱們就看到了那些慘絕人寰的畫面：為了搞明白凍傷咋治，大冬天的哈爾濱，零下幾十度，他們把受害者的手腳凍成硬邦邦的冰疙瘩，再試各種解凍的損招；為了測細菌多大勁兒，鼠疫、霍亂、炭疽菌液直接往人血管里推。

最要命的是，為了瞅一眼病菌在活體器官上有啥反應，他們竟然趁受害者清醒的時候直接動刀子解剖。

理由聽著都讓人發(fā)指：石井四郎覺得，打了麻藥，數據就不準了。

這種“數據至上”的瘋魔勁兒，在折磨女性的時候到了頂峰。

731那幫人覺得戰(zhàn)場上殺人還不夠，還琢磨著怎么靠性病把敵人的戰(zhàn)斗力搞垮。

這在他們的賬本上，算是個“軟刀子殺人”的高端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