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北京西長安街燈光尚亮，中央領導的辦公室里仍有人在伏案看材料。桌上的一摞電報里，有幾張已經被翻得起了毛邊，上面反復出現的幾個字格外扎眼：“躍進號”“蘇巖礁”“觸礁或被擊沉”。圍繞這幾行字，幾天來，國內外輿論紛紜，亞洲上空的空氣都顯得有些緊繃。

要說起這一切，還得從5月1日下午那通急電講起。那一天，本該是節(jié)日氣氛最濃的時候，卻因為一艘中國自主建造的萬噸巨輪突然失去聯(lián)系，整個中南海的節(jié)奏瞬間變了調。有人后來回憶，當時電話鈴聲一響，負責同志推門而入，連坐下都顧不上，開口就說：“總理，’躍進’號出事了?！?/p>

對于剛剛起步不久的新中國遠洋事業(yè)來說，“躍進”號不僅是一艘船，更像是一面旗幟。更有意思的是，它出事的海域——黃海蘇巖礁附近——在當時的海圖上仍有不少空白，礁區(qū)標注含糊，讓本就緊張的局面平添幾分詭譎。

在那場突如其來的危機中，周恩來如何判斷？中央又如何在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下，既維持冷靜，又查清真相？而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他在處理沉船事件時留下的一句囑托，竟然要到30年后才完全落實。

一、首航任務與突發(fā)遇險

1962年底到1963年初，國內造船和遠洋運輸領域都在盯著同一個名字——“躍進”號。這艘總載貨量近1.6萬噸的遠洋貨輪，是當時國內造船工業(yè)的一次集體亮相。半年多的沿海試航，各項指標表現不錯，機械可靠，自動化程度也算可圈可點，在專家眼里，已經可以承擔更遠航程的任務。

那時，中日之間還沒有正式建交，但民間接觸渠道已經打通?！读纬兄尽咂檫_之助備忘錄》簽訂后，民間貿易需要一條實實在在的海上通道來支撐。于是，“躍進”號被選中執(zhí)行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任務——從青島出發(fā)，經黃海赴日本門司港，承擔開啟中日航線的使命。

考慮到當時的國際形勢并不平靜，中國與美國、蘇聯(lián)、日本、韓國之間關系交織復雜，臺灣當局的海上軍事活動也比較頻繁，有關部門對這次首航格外慎重。負責海運的單位和海軍一道，商定了一條帶有迷惑性的航線：先由青島轉往上海，抵達長江口后再折向關門海峽，按計劃4月30日啟航，5月2日抵達目的港。4月30日，全國多家報紙刊發(fā)了這艘國產萬噸輪首航的消息，郵電部門還特意發(fā)行了紀念郵票，社會各界對這次遠航寄予厚望。

然而，短短一天之后，局勢急轉直下。5月1日13時55分，“躍進”號發(fā)出密碼電，報告船位在北緯32度52分、東經125度20分附近，已進入蘇巖礁海區(qū)，緊接著報稱“我輪受擊，損傷嚴重”。15分鐘后，國際通用的SOS呼救信號在空中回響，隨即戛然而止。

那一刻，船上發(fā)生了什么，后來的調查才慢慢拼出大致輪廓。船體突然劇烈震動，接連幾聲巨響，第三貨艙海水涌入。輪機還沒有完全失效，但關鍵排水設備的手輪在慌亂中竟然無人找到，缺乏演練的船員一時間手足無措。船體吃水雖只有9.4米，理論上尚有兩千噸左右的富余運力，卻在進水失控的情況下很快失去平衡。擔心發(fā)生爆炸，船長和政委作出“棄船”決定，59名船員分乘三艘救生艇離開，攜帶的便攜電臺因為缺乏電源失去作用，與國內的聯(lián)系被切斷。

就在同一下午，節(jié)日氣氛中的北京接到黃海方向傳來的緊急電報。周恩來得知“躍進”號遇險位置后，當機立斷，指示海軍立即派出護衛(wèi)艦前往出事海區(qū)，全力搜尋和營救。命令下達后，海軍迅速組織四艘護衛(wèi)艦起航。此時，誰也沒有想到，這起看似單純的海上事故，很快會演變成一場牽動多國神經的重大事件。

二、冷戰(zhàn)陰影下的慎重判斷

5月2日清晨，中外媒體的表現就能看出事件的敏感程度。華盛頓、莫斯科、漢城等地的報紙幾乎在同一時間把“人民中國萬噸貨輪在公海遭魚雷擊沉”的消息放在頭版顯著位置。報道用詞尖銳，暗示意味明顯，一下子把本就緊張的冷戰(zhàn)氛圍推向新的高度。

來自北京的最初公開表態(tài)保持了克制。新華社對外發(fā)布消息，確認“躍進”號在公海沉沒，指出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已著手對沉沒原因進行嚴密調查。但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其潛艇在5月1日沒有進入蘇巖礁所在海域；臺灣方面也聲稱其軍艦未到過該事故海區(qū)；韓國、蘇聯(lián)也分別發(fā)表聲明，否認與此事有關。各方看似都在撇清關聯(lián)，卻又密切盯著北京的反應。

有意思的是，就在輿論場上波濤洶涌的同一天，中日民間機構之間的電波傳來一個意外消息。中日貿易促進會接到日方來電，稱遇險船員分乘救生艇漂流時，被日本漁船“壹岐丸”救起，隨即轉交給日本巡視船“甑”號。得知這一情況后，周恩來立即指示，已在海上的“211”號護衛(wèi)艦前往接回遇難船員。5月2日19時30分，被困海上的中國船員終于踏上回國的軍艦甲板。

5月3日，獲救的主要船員被送到北京。周恩來詳細詢問了他們從遇險到棄船的腳步，反復核對時間、船位、海況、艙內情況等細節(jié)。聽完介紹后，他在場合中提醒負責同志，調查“躍進”號沉沒原因，必須堅持一個原則——既要考慮敵對勢力的可能破壞，也要考慮自然條件和自身操作的因素，態(tài)度必須科學，結論必須建立在確鑿證據之上。在沒有拿到硬證據前，不輕易定性，不輕易對外發(fā)布結論。

為了落實這一要求，他很快召集羅瑞卿、廖承志等人研究對策，決定成立專門調查小組，由雷英夫、孫大光、張學思、張致遠、孟平等五人組成，負責綜合各方面情況，提出初步判斷。調查小組根據既有材料和船員口述，做了大量分析，于5月7日形成《關于調查“躍進”號遇難事件的報告》，提出一個頗為出人意料的觀點——沉沒原因很大可能不是遭魚雷擊沉，而是觸礁。

這一點，關乎國內外輿論走向。周恩來收到報告后，并沒有急于拍板。5月8日，交通部黨組的報告、新華社擬定的對外聲明稿以及海軍相關材料陸續(xù)送達，他當天晚上就召集朱德、鄧小平、賀龍、聶榮臻等中央領導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集中討論。會上形成一個關鍵意見：要在出事海域組織潛水調查，對海底情況進行實地探摸，用鐵證來回答世界各方的質疑。

會后，周恩來立即致信在杭州的毛澤東，對“躍進”號事件的基本情況和擬采取的步驟作了系統(tǒng)匯報。5月10日下午，他飛抵杭州，同毛澤東面談，得到支持后，隨即著手組織更大規(guī)模、更具針對性的現場調查力量。

三、海上大規(guī)模調查與真相浮現

1963年5月中旬，上海天氣并不配合，濃霧頻起，能見度偏低。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周恩來仍于12日上午抵達上海龍華機場。之后，他在錦江飯店聽取東海艦隊和上海打撈局關于出海調查準備情況的匯報。

在會上，他突然問了一句：“怎么只有艦隊副司令員、副政委，司令員和政委呢？”這一問，讓在場的人有些措手不及。周恩來隨即語氣嚴肅，指出“躍進”號沉沒已經成了國際性事件，關系到國家聲譽，既然要查明原因，海軍主官就應當到一線去。對于這樣的事故，如果只派“二把手、三把手”，一旦出現疏漏，既對不起犧牲的船員，也難向國內外交代。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政委劉浩天得知這一表態(tài)后，當即表示將親自參加調查行動。

根據部署，海上調查編隊由東海艦隊多艘護衛(wèi)艦、掃雷艦、獵潛艦以及上海打撈局、海軍與海運部門的專業(yè)船只共同組成，總人數超過一千人。潛水作業(yè)是這次行動的核心環(huán)節(jié)。12日下午，周恩來到海軍醫(yī)學研究所，了解潛水員在加壓艙內進行深潛試驗的情況。當加壓到6個大氣壓時，他通過電話詢問潛水員感覺如何，是否還能自由活動。潛水員刻意舉起啞鈴做動作，以表示可以承受壓力。周恩來看到記錄數據后，才略微放下心來，親自記下潛水員的脈搏情況。

問題一個接一個被提出來。他提醒隨行的技術人員注意，“躍進”號裝載大量玉米，經過海水浸泡后可能吸引鯊魚聚集，對潛水員安全構成威脅。相關人員當場表示要盡快研究防范措施。第二天清晨，他登上“和平60”號輪，從甲板到機艙，從廚房到居住艙，逐一查看生活物資儲備和設備運行情況，還挨個詢問潛水員的年齡、籍貫、潛水深度能力以及對任務目的的理解。

5月13日下午，調查編隊在吳淞口舉行動員大會。周恩來應陶勇請求，到場對全體官兵和技術人員講話。談到國際局勢，他點出這次行動不僅關乎一艘沉船，更關乎軍威、國威；說起“躍進”號失事海域，他直接給出自己的分析：從已掌握資料看，觸礁的可能性很大，但不能完全排除遭攻擊的情況，究竟是哪一種，要靠在座的人實地調查來給出答案。這種既不輕率指責對方、又不回避可能性、同時強調用事實說話的態(tài)度，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尤為關鍵。

當晚，周恩來又接見了獲救上岸的全體“躍進”號船員，再次聽取他們關于航行、避礁、棄船等細節(jié)的敘述。隨后，他連夜同軍隊有關部門研究海軍航空兵的配合方式，考慮在需要時提供空中支援和警戒。直到當晚接近午夜，他才離開上海，乘機返回北京臨行前，他對留下來的指揮人員叮囑：“再給你們三天時間，一定要把‘躍進’號沉沒的原因弄清楚，要拿得出證據?！?/p>

5月18日上午，由十艘艦船組成的調查編隊從吳淞軍港起航，前往黃海蘇巖礁海域。歷時二十六個多小時航行后，準確抵達預定海區(qū)。黃海上空此時依舊霧氣彌漫，海面視野不好，定位和搜索都增加了難度。通過拋錨定位、“海設”輪持續(xù)測定海流和潮汐變化等方法，到20日上午，作業(yè)人員確認了蘇巖礁的位置。發(fā)現礁體的那一刻，編隊的信心明顯提高。

根據“躍進”號大副提供的信息，沉船大致在蘇巖礁以南較遠的海面。20日至21日，編隊按劃定區(qū)域進行搜索，一度毫無收獲。直到22日下午，潛水員才在蘇巖礁附近海區(qū)發(fā)現疑似船體的結構，隨后確認就是“躍進”號。陶勇第一時間將消息電報北京，周恩來回電鼓勵，要求編隊繼續(xù)工作，把船體受損情況查清，把沉沒原因弄透。

經過數日對海流、潮汐和地形的反復測量和分析，調查人員決定調整潛水方向和作業(yè)方法。5月25日7時22分，潛水員順利下潛至約60米深處，首次摸到船首上的“躍進”二字?，F場報告稱，甲板幾乎垂直，船體左側臥在海底，錨孔朝上，情況與觸礁后的受力方向基本吻合。

接下來的潛水作業(yè)持續(xù)到6月1日，共進行七十余人次，累計水下工作四十余小時。潛水員在海底反復摸索，終于在蘇巖礁外圍西南角找到了關鍵性證據——一塊長約3.5米、寬不足1米的礁石，表面有明顯撞擊痕跡，周圍散落著多塊礁石碎片，其中八塊被帶回水面。在那塊主礁石受撞擊的部位，還殘留有紫紅色船底漆，與“躍進”號船底油漆的顏色和材質相符。

配合這些發(fā)現，調查小組統(tǒng)計了船體受損情況：共有三處破口、五處凹陷，龍骨折斷一處。其中致命部位位于第三艙后部與機艙之間，一道長約17米的縱向裂口尤為醒目，前端、尾部寬度不一，破口邊緣的鋼板出現外翹內卷現象，裂縫末端夾雜壓碎礁石和碎粉，這些特征與高速觸礁的物理效果高度一致。如此一來，關于“魚雷擊沉”的各種傳聞，便失去了物證支撐。

作業(yè)隊在沉船內部還取出航海日志、政委保存的密電密碼本和文件，以及多塊礁石樣本，共計29件物品。這些資料組成了完整的證據鏈，使“觸礁導致船體嚴重破損并最終沉沒”的結論站得住腳。隨著調查報告上交，中央和上海方面向編隊發(fā)來慰問與賀電。隨后，中國政府通過新華社對外發(fā)布聲明，對調查過程和結論作出說明，國內外的各種猜測也在事實面前逐漸消散。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調查過程中，蘇聯(lián)太平洋艦隊和美國第七艦隊幾乎同時出現在附近公海海域，艦艇拋錨觀望，美國偵察機還多次在調查區(qū)上空低空盤旋。調查編隊嚴格執(zhí)行事先制定的對策，堅持在公海合法范圍內作業(yè)，避免刺激性舉動，使得行動在緊張氣氛中得以平穩(wěn)完成。

四、事故教訓與三十年后的“補上一課”

表面上看，“躍進”號事件是一次海上觸礁事故，但細致梳理原因，不難發(fā)現其中有人為因素的比重非常沉重。調查報告清晰指出，開航前以“政治掛帥、階級斗爭為綱”的做法，使得原先的船員隊伍幾乎被全部更換，只留下了一名三副。新船員對船舶性能不熟悉，缺乏系統(tǒng)訓練和演習，關鍵崗位在遇險時不知道設備準確位置，這樣的基礎，在遠洋首航中顯然是極大的隱患。

事發(fā)時，機艙人員找不到大流量排水閥的手輪，政委在混亂中一時取不出密電碼和機密文件，船長在沒有帶走航海日志的情況下匆忙棄船。這些細節(jié)，確實令人唏噓。調查報告對船長陳家祥的技術領導責任也給出了明確評價——忽視“三副反映‘躍進’號航行有偏左慣性”的意見，開航不久只親自測定一次船位，此后沒有及時校正，導致實際航線偏差逐漸累積。再結合四、五月間該海域風浪特點，最終在接近礁區(qū)時沒有提高警覺，沒有采取更加保守的避險措施，為撞上蘇巖礁埋下了直接誘因。

還有一個看似“背景條件”的問題，實際上影響深遠——當時我國遠洋航線使用的許多海圖來自國外，部分礁區(qū)僅用虛線標注范圍，沒有給出精確坐標與水深數據。蘇巖礁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圖上有礁區(qū)提示，但缺少直觀的細節(jié)，給航行決策帶來模糊地帶。觸礁之后，從船體受損情況到海底巖塊痕跡，都在提醒人們，僅僅依賴不夠精確的外購海圖，在復雜海區(qū)進行遠洋航行，風險不容低估。

1963年5月31日，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lián)合發(fā)電，表揚調查編隊圓滿完成任務。周恩來也下達指示，要求各相關部門認真汲取“躍進”號的教訓，在船員培訓、技術管理、航海保障等方面補齊短板。從當時的文件可以看出，他在人命損失、國家財產損失之外，更看重的是制度性、防范性的問題——怎樣讓類似的失誤不再重演。

然而，關于蘇巖礁，還有一件事暫時“留在了賬上”。在調查結論中，雖然已經指出當時的海圖在該海域標注不夠具體，但要徹底解決問題，就必須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測繪，把每一塊礁石的位置、高程、水深和周邊海底地形搞清楚。這種系統(tǒng)性的海洋測繪，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出于當時的技術裝備水平和任務優(yōu)先級等多重因素考慮，對蘇巖礁的全面精確測繪只是在心中“記下”，沒有立即展開。

時間一晃到了1992年5月。此時，中國的海洋測繪能力和設備條件已經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海軍北海艦隊海測大隊接到任務，要對黃海部分海區(qū)進行系統(tǒng)測繪，其中就包括蘇巖礁所在水域。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兩艘大型測量船“北標982”和“北標983”，再加上“青漁427”“青漁425”兩艘船只組成編隊，專門開赴蘇巖礁海區(qū)。

這一次，調查不再是為了解決一場突發(fā)事故，而是著眼于長遠的海上安全和導航保障。工作人員在海上連續(xù)奮戰(zhàn)五個晝夜，白天開展各類測深、測流、定位作業(yè)，夜里在船艙里整理數據、繪制海圖。最終，他們獲得了三千多個測量數據點，使蘇巖礁水域的礁石分布情況有了精確的數字描述。

5月15日上午10時，在東經125度10分45秒、北緯32度7分42秒完成最后一次定位標注，標志著蘇巖礁海域的測量告一段落。從此，這片當年讓“躍進”號付出沉重代價的海區(qū)，在我國自己的海圖上有了清晰準確的面貌。周恩來當年強調“要搞清楚，要有科學態(tài)度”的那份執(zhí)念，算是被后來的測繪人員在另一張戰(zhàn)線上接力完成。

回過頭看，“躍進”號沉沒從表面上看是一場悲劇，也是新中國海上事業(yè)起步階段交出的一個代價高昂的“學費”。它暴露出的是船員訓練不足、技術管理松懈、海圖依賴外源等一系列問題，也推動了海軍和民用海運系統(tǒng)在安全理念和制度建設上的一步步改進。而蘇巖礁三十年后那次大規(guī)模測繪，本身就是一種態(tài)度：哪怕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以前留下的空白，遲早要自己來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