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隨著一聲槍響，楊永泰倒在了血泊中。

這對于蔣介石而言，不僅僅是折損了一員大將，簡直就像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腦殼被掀掉了一半。

后來寫歷史的人總愛念叨，說楊永泰一走，蔣介石的江山就開始走霉運了。

這話聽著挺玄乎，像是命里注定。

可你要是把蔣介石那一套統(tǒng)治班子拆開細看，就會發(fā)現這其實是必然的——一臺精密的機器，把最核心的控制芯片給拔了，能不癱瘓嗎？

楊永泰還在喘氣的那幾年，正好是蔣介石混得最風生水起的時候。

為啥？

因為楊永泰幫老蔣把兩本最難算的賬，給算得清清楚楚。

頭一本賬，是跟紅軍算的。

在楊永泰插手之前，蔣介石對付紅軍的腦回路特簡單：你是賊，我是官，我有大炮機關槍，我就圍著你打。

結果大伙都瞧見了，幾回圍剿下來，搞得灰頭土臉，紅軍反倒是越打越精神。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作為“新政學系”帶頭大哥的楊永泰站了出來。

他戴的那副眼鏡，看東西跟黃埔系那幫帶兵的完全兩樣。

那些將軍們眼里只有碉堡、重機槍和人頭數。

楊永泰眼里看到的卻是：紅軍跟一般的草寇不一樣。

人家是軍政合一，跟老百姓那是魚水的交情。

只要老百姓還護著紅軍，你今天割了一茬，明天又長出一茬。

光靠燒錢打仗，這買賣絕對是賠本的。

于是，他給蔣介石遞了個條子，上面寫著那句后來盡人皆知的話：“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這法子的核心意思就是：別老盯著戰(zhàn)場上那點拼殺，要把功夫下在戰(zhàn)場外頭。

具體咋整？

搞保甲制，把農民像編筐一樣編進戶口里，一家出事，十家連坐，硬生生把紅軍和百姓給隔開；搞經濟封鎖，把鹽巴布匹全卡死；再搞搞宣傳攻勢，從思想根子上挖墻腳。

這么一來，“攘外必先安內”這句空話，才算有了實實在在的抓手。

后頭的事實也證明楊永泰這招夠狠。

這一套組合拳打出去，紅軍的日子立馬難過起來，地盤被擠壓得沒了活路，最后只能被迫長征。

要是沒有這些被稱為“毒計”的招數，光靠國民黨軍隊那套死板的打法，想把紅軍逼到絕境？

那是做夢。

這就看出來楊永泰這個“當代諸葛”的本事了：他能跳出打仗來看打仗，用政治手腕去解開戰(zhàn)場上的死疙瘩。

第二本賬，是算自家人的。

那會兒的國民黨內部，說是一盤散沙那都是抬舉它了。

外頭有閻錫山、馮玉祥這種手里捏著重兵的諸侯；黨里頭有胡漢民、汪精衛(wèi)這種資格比蔣介石還老的前輩；哪怕是蔣介石自己的嫡系圈子里，CC系、黃埔系也是山頭林立，誰也不服誰。

蔣介石想把大權獨攬，咋整？

硬碰硬？

中原大戰(zhàn)雖然贏了面子，可把國家的家底子也給打穿了。

楊永泰的玩法是：拉一批、打一批、換利益。

這人是個玩弄權術的高手，把中國老一套的權謀跟現代政治那套玩意兒結合得天衣無縫。

對付地方軍閥，他從來不硬壓，而是通過復雜的利益分配，今天給你顆甜棗孤立他，明天給他個許諾打擊你。

對付黨內的對頭，他利用規(guī)則和人事調動，笑嘻嘻地就把人家的實權給卸了。

蔣介石夸他“有古大臣之風”。

這話挺有嚼頭。

啥叫古大臣？

就是那種能幫皇上調和陰陽、擺平各路神仙，讓皇上哪怕坐在火山口上，也能覺得跟坐沙發(fā)一樣舒坦的高人。

在楊永泰的操盤下，蔣介石順順當當地削弱了地方諸侯，壓住了黨內刺頭，一度還真就建立起了一個挺穩(wěn)當的集權中心。

誰知道，1936年那一聲槍響，把這盤好棋全給攪黃了。

楊永泰這一死，帶來的打擊是要命的：戰(zhàn)略層面上，那個最會“下棋”的人沒了。

楊永泰一蹬腿，蔣介石扭頭一看，身邊的人不對味了。

陳誠、何應欽，這些確實是帶兵的好手，可他們腦子里除了“打”就沒別的；戴笠，那是特務里的頭牌，可他腦子里只有“殺”。

那個能把政治、軍事、外交甚至錢袋子全捏在一起，做一個全盤統(tǒng)籌的人，找不著了。

這種缺位，在后來的抗日戰(zhàn)爭和國共內戰(zhàn)里頭，簡直暴露得連底褲都不剩。

抗戰(zhàn)剛開始那會兒，蔣介石做決定越來越倚重那幫當兵的。

雖說淞滬會戰(zhàn)定下的“空間換時間”的大方針沒毛病，可到了具體干活的時候，政治跟軍事完全脫節(jié)，搞成了兩張皮。

到了抗戰(zhàn)后半段，這種脫節(jié)簡直演成了災難。

沒了楊永泰這塊能壓住場子的“壓艙石”，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瞬間就像脫韁的野馬。

CC系、黃埔系、孔宋兩家的財閥，以前有楊永泰和他的“新政學系”在中間和稀泥、搞平衡，大伙還能維持個面子光。

楊永泰一死，制衡的機關壞了，大家伙兒開始赤裸裸地搶地盤、撈好處。

那內耗厲害得，直接把蔣介石的辦事效率給拖垮了。

更要命的是對地方勢力的把控。

抗戰(zhàn)一打起來，國民政府退到了西南大后方，得看龍云、劉湘這些地頭蛇的臉色過日子。

這本來是楊永泰最拿手的戲碼：怎么拿捏中央跟地方的關系。

可惜啊，蔣介石身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楊永泰了。

面對地方軍閥那種想搞事的勁頭，蔣介石的手法變得生硬死板。

中央跟地方的矛盾天天冒火星子，比如后來的“云南事變”，雖然靠著蠻力硬壓下去了，但這跟高超的政治手腕差了十萬八千里。

地方軍閥們嘴上服軟心里罵娘，國民政府的統(tǒng)治地基其實早就空了。

等到國共內戰(zhàn)那會兒，這種“結構性的大坑”終于引發(fā)了全面崩盤。

楊永泰當年主張的是“溶共”，是用軟刀子搞政治瓦解。

可他死后，國民黨對那邊的策略變得僵化得不行：要么就是傻乎乎地軍事圍剿，要么就是一點誠意沒有的假談判。

在輿論陣地上，國民黨成了啞巴；在土地改革這種要命的事兒上，國民黨一點動靜沒有，徹底把農民得罪光了；在城里頭，法幣貶值成廢紙、四大家族壟斷買賣，連中產階級也不跟他們玩了。

這當口，要是楊永泰還活著，能不能拉蔣介石一把？

這就難說了。

楊永泰要是在，或許能靠著那些行政手段和權謀，讓經濟崩得慢一點，或者在處理派系爛攤子時手段圓滑點。

但說到底，國民黨的失敗那是根子上的毛病。

楊永泰的死，確實讓蔣介石政權丟掉了“政治腦子”，導致后來的一系列決策目光短淺、僵化死板。

那個曾經能想出“七分政治”這種靈光點子的大腦，變成了一臺只會靠慣性哐當哐當亂轉的生銹機器。

蔣介石的那些“下坡路”，是從丟了這個政治整合能力開始的，最后在老百姓的唾沫星子和軍事潰敗里畫上了句號。

所謂的“當代諸葛”隕落，不過是提前把這個政權外強中干的底牌，給大伙翻開看了一眼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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