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飯店搞那次大翻修的時候，幾個干活的師傅在庫房旮旯里，意外翻出來兩箱蒙著厚厚塵土的老酒。

專家過來一瞧，好家伙，全是1949年沒開封的汾酒。

雖說這兩箱寶貝后來進了國家博物館，可在當時，這事兒讓好多年輕人都摸不著頭腦：一提國宴，大伙兒下意識都覺得該是茅臺啊，怎么開國頭一頓大席的備用酒，偏偏是山西汾酒？

這可不是辦事的人馬虎，更不是隨便找來湊數(shù)的。

要是穿越回1949年9月，你就會明白，那頓飯根本就不只是一頓飯。

那是在亂攤子上立規(guī)矩的一場精密仗。

身為大總管，周總理那會兒面對的攤子，說“千頭萬緒”那都是輕的。

離大典就剩半個月，六百多號中外貴賓的名單是定下來了，可在哪吃、吃點啥、喝點啥，這三個最起碼的問題，倒成了壓在案頭的三座大山。

每一個拍板背后，算的都是極細致的政治賬和經(jīng)濟賬。

先說挑地兒。

這可不光是找個寬敞屋子的事兒。

那會兒北平剛解放，雖說是個大都會，可能接得住六百人這種高規(guī)格場面的地界，其實都在“湊合”和“講究”之間搖擺。

有人建議去故宮太和殿。

理由挺硬：那是皇權(quán)的招牌，在那兒辦，顯得新中國接掌江山有氣魄，場面大。

還有人盯著中南海懷仁堂。

理由更直白：那是革命的心臟，透著一股子風云變幻的本色，政治上沒毛病。

這兩個主意聽著都挺美，可周總理親自跑了一趟，立馬就給否了。

為啥？

因為作為當家人，他看的不是“面子”，是“里子”。

太和殿看著氣派，可年頭太久沒修，梁柱上全是白蟻，在那吃飯搞不好要出人命。

再加上那是給皇上辦大典的地兒，配套全是老黃歷，根本搞不了現(xiàn)代化的端茶送水。

懷仁堂的問題更扎心：后廚太巴掌大。

那里的家當頂多夠五十個人吃喝，連炒菜鍋都轉(zhuǎn)不開。

想讓六百人一塊兒吃上熱乎飯，那就是天方夜譚。

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周總理把手指點在了北京飯店。

這決定在當時是有說道的。

北京飯店那是1900年蓋的，起初是法國人開的小館子，后來成了北平最洋氣的地方。

這樓是法式風格，骨子里透著舊時代甚至是殖民時代的味道。

在新中國過生日的飯桌上，選這么個地界，合適嗎？

周總理的心思，那叫一個實在又長遠。

頭一個硬指標：整個北平城，只有北京飯店有個能伺候一百桌的現(xiàn)代化大廚房，而且那里的老伙計手藝精，不用現(xiàn)培訓。

這能保證大席不出“硬傷”。

再一個，也是最絕的一點，就在它的位置上。

北京飯店挨著東交民巷。

那地方，以前是列強的大使館區(qū)，號稱“國中之國”。

這會兒，雖說北平是咱的了，可好多沒承認新政權(quán)的外國領(lǐng)事，正躲在洋房百葉窗后頭，偷偷瞄著這就變天的世道。

把大席擺在他們眼皮子底下，大門敞開對著東交民巷，這就是一聲不吭的宣言：咱既有敞開門的度量，更有收回主權(quán)的底氣。

為了把這個只能裝兩百人的廳撐大到六百人，大伙兒連夜把隔斷墻給砸了，從天津借來水晶大吊燈，甚至把中南海的盤子碗都緊急調(diào)了過來。

周總理去了現(xiàn)場三回，連桌布平不平都要親手摸一摸。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頓飯是給全世界看的，咱既能砸碎舊世界，也能把新日子過講究了。

地兒定了，緊接著是吃啥。

這事兒比選地兒更讓典禮局局長余心清抓狂。

中國這么大，八大菜系誰也不服誰。

六百張南腔北調(diào)的嘴，怎么能吃到一塊兒去？

魯菜？

北方口重，油大鹽多，南方客人受不了。

粵菜？

那年頭路不好走，海鮮運到北京早該扔了。

川菜？

太辣，好多外賓和老同志扛不住。

周總理盯著菜單，最后畫了個圈：主打淮揚菜。

這一筆下去，藏著極高的政治腦瓜。

淮揚菜最大的好處是“南北通吃，咸甜剛好”。

它講究個鮮嫩平和，既不像北方菜那么糙，也不像南方菜那么怪，屬于“最大公約數(shù)”。

這正好對上了新政權(quán)“求同存異”的路子。

而且，在找廚子這事上，周總理也走了一步妙棋。

主廚朱殿榮的隊伍里，悄悄請來了一位神人——原玉華臺的大廚王杜堃。

這人以前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掌勺的。

讓“舊政府”的大師傅給“新中國”做頭一頓飯，這就是個強烈的信號：只要你有真本事，新中國都敞開懷抱。

定下的八個熱菜，獅子頭講究個團團圓圓，長魚寓意魚躍龍門，每道菜都有說法。

可就在開席前一天晚上，還是掉鏈子了。

從天津弄來的活魚，因為鐵路斷了，卡在半道上。

對講究個“鮮”字的淮揚菜來說，沒魚，這桌席就塌了半邊天。

主廚朱殿榮抓著電話，手都在打哆嗦。

周總理知道后，半句廢話沒有，直接動用部隊。

他連夜給沿線駐軍打電話，下了死命令：派騎兵護送，三個鐘頭必須送到北京！

凌晨三點，當渾身濕透的戰(zhàn)士扛著帶冰碴的魚箱沖進后廚時，木箱上還帶著草沫子和馬身上的熱氣。

這哪是做飯，分明是打仗。

最后，也是大伙兒最愛聊的：喝啥酒？

按常理，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摔罐子揚名的茅臺，名氣最響，故事最多，理應(yīng)是頭牌。

可最后擺上桌的，偏偏是山西汾酒。

這在當時讓不少人犯嘀咕，甚至在席面上，還有位將軍因為沒喝著茅臺鬧脾氣。

為啥不選茅臺？

只要攤開當時的軍事地圖，那是明擺著的事。

1949年9月，大典眼看就要開始，可貴州茅臺鎮(zhèn)還在國民黨殘兵手里攥著呢。

赤水河上的橋炸成了兩截，三大酒坊的池子早干了，活兒全停了。

就算庫里還有貨，從貴州到北京，山高路遠，中間還得穿過打仗的地方。

周總理站在地圖前看了半天，搖了搖頭：“總不能讓戰(zhàn)士們端著刺刀去搶酒吧？”

再看山西汾酒，那優(yōu)勢簡直是一邊倒。

頭一個是“運氣好”。

山西全省解放一年多了，杏花村早就復(fù)工了。

正太鐵路上火車跑得歡，運東西一點問題沒有。

第二個是“底色紅”。

汾酒不光有名，還是“功勞酒”。

早在1936年紅軍東征那會兒，有支隊伍就在杏花村歇過腳。

老酒工記得清楚，首長拿汾酒給傷員洗傷口時說過：“這酒里有股子韌勁，像咱的隊伍?！?/p>

抗戰(zhàn)那陣子，鬼子掃蕩，酒坊地窖里藏的不光是老酒，還有八路軍的電臺和藥。

1948年西柏坡時候，汾酒當戰(zhàn)利品運到中央，毛主席還特意囑咐分給各野戰(zhàn)軍的首長嘗嘗。

等到華北人民政府接管杏花村，工人們甚至在大缸里翻出了用油紙包著的地下黨員名單。

這杯酒里，泡著的是過命的交情。

第三是“順口”。

汾酒是清香型，喝著綿軟，不上頭。

對馬上要來的那一堆外國客人來說，這種清爽的白酒比醬味濃郁的茅臺好下口多了。

大典那天晚上，北京飯店宴會廳。

當服務(wù)員捧出青花瓷瓶的汾酒時，場面上果然有了點小動靜。

大伙兒都在找茅臺，結(jié)果瞅見了“杏花村”三個字。

外國大使好奇地問：“這酒怎么有股竹葉味兒？”

翻譯官不慌不忙講起了“牧童遙指杏花村”的唐詩。

吃到一半，二樓貴賓廳鬧哄哄的。

服務(wù)員慌慌張張跑來說，有位將軍喝高了，抱著酒壇子嚷嚷著要換茅臺。

周總理快步走過去，沒數(shù)落那位將軍，而是接過酒碗，一口干了。

他笑著對那位將軍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將軍，汾酒得品，革命得細水長流啊?！?/p>

這話，既是勸酒，也是勸人。

在那個辭舊迎新的節(jié)骨眼上，所有的拍板——從選北京飯店，到定淮揚口味，再到喝清香汾酒——其實都指著同一個理兒：新中國不光有砸爛舊世界的雷霆手段，更有建設(shè)新日子的細膩心思。

后來到了1952年首屆全國評酒會，汾酒和茅臺一塊兒進了四大名酒的名單。

有個細節(jié)鮮為人知，周總理曾特意給輕工業(yè)部遞話：汾酒要守住清香的底子，茅臺要做出醬香的特色。

正是這種不一樣的定位，定下了后來中國白酒圈的格局。

從北京飯店到人民大會堂，從汾酒到茅臺，國宴用酒的變遷，剛好是新中國從艱難起步到自信敞開懷抱的縮影。

而1949年那一夜的酒香，因為經(jīng)過了戰(zhàn)火的淬煉和理性的取舍，顯得格外有滋味。

信息來源：

央視網(wǎng).國家記憶.國宴系列.第一集.《新中國盛宴》.2017-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