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日本關(guān)西行游記之五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2月19日的日本奈良，讓人感到那種風里裹挾著生冷而清冽的氣息。我查看了一下，這一天，我的故鄉(xiāng)北京最高氣溫是15度，而奈良的最高氣溫度則只有8度。既然是在做#馬年日本關(guān)西行#，我也顧及不上這些，踏著碎石子路，走向那座矗立了千年的木構(gòu)奇跡——東大寺。

踏上旅程，我就有意識理清這片土地的底色。公元八世紀，當中國的大唐王朝在唐玄宗李隆基的統(tǒng)治下達到權(quán)力的巔峰時，海東彼岸的日本也處于“天平盛世”。當時日本的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堪稱是一位近乎狂熱的“大唐崇拜者”。他不僅派遣了規(guī)模宏大的遣唐使，更在平城京（今奈良）的布局上，一比一地復刻了長安城的縱橫阡陌。而東大寺，便是這座“仿唐之都”的精神圖騰。

站在巨大的南大門下，仰頭可見那重檐歇山頂?shù)男圩?。雖然現(xiàn)存的南大門是鐮倉時代重修的，但它所采用的“大佛樣”建筑風格，骨子里透出的卻是中國宋代東南沿海（福建一帶）與晚唐遺風的交融。那粗獷的橫梁、層層挑出的斗拱，沒有絲毫委婉的修飾，純粹以力量感示人。這讓我想起中國古籍中形容盛唐建筑的四個字：遒勁、雄渾。

穿過中門，大佛殿（金堂）在視野中橫空出世。即便史料記載現(xiàn)在的規(guī)模僅為初建時的三分之二，它依然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對于一個長期旅日的華僑來說，這種視覺沖擊是帶著某種復雜情感的：如今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已經(jīng)很難見到如此體量的唐式木構(gòu)建筑。五臺山佛光寺大殿這樣的唐代遺構(gòu)、大明宮、含元殿，早已化作歷史書上的線描圖，而在這里，通過日本圣武天皇的執(zhí)念，那份屬于大唐的“巨構(gòu)野心”被奇跡般地固化在了木材與泥瓦之間。

我似乎聽到斗拱的語言。大佛殿的斗拱層層堆疊，如云朵般托起巨大的屋檐。這種復雜的力學結(jié)構(gòu)，直接承襲自中國北方的營造技藝。

我的確感受到空間的氣魄。步入殿內(nèi)，那種空間的空靈與肅穆讓人瞬間噤聲。這不單是一個拜佛的場所，它更像是一個宇宙的縮影。

圣武天皇當年下達《造始大佛詔》時曾言：“舉國之銅，盡造此像；削山為殿，遍滿大千?！边@種“傾全國之力”的行為，實際上是中國隋唐時代“國分寺”制度在海外最極端的實踐。他試圖通過一種視覺上的龐大，來確立一種神權(quán)與皇權(quán)結(jié)合的合法性——這正是從大唐女皇武則天那里學來的政治美學。

大殿中心，盧舍那大佛默然而坐。很多人知道，“盧舍那”一詞，在梵文中意為“光明遍照”。這尊大佛的誕生，與中國遙遠的洛陽龍門石窟有著血脈相連的關(guān)系。據(jù)《續(xù)日本紀》記載，圣武天皇是因為聽聞了大唐奉先寺盧舍那大佛的莊嚴，才立誓要在奈良也鑄造一尊“金銅大佛”。

這里有歷史的重疊。我曾去看過，洛陽龍門石窟的盧舍那佛是以武則天為原型的，象征著大唐帝國作為“佛國”的合法性；而日本奈良的這尊大佛，則可以看做是日本試圖以此作為東亞文明一員的“入場券”。

據(jù)史料記載，為了鑄造這尊高約十五米的銅像，當時的日本耗時分力干了八次，動用了當時王朝幾乎所有的銅儲備。當我凝視大佛那微微下垂的眼簾時，我看到的不僅是慈悲，還有一種來自印度、經(jīng)過中國的佛教文明傳播的艱辛。

值得細看的是大佛座下的“蓮花瓣”。每一瓣上都刻有精細的線刻畫，描繪了“華嚴經(jīng)世界圖”。那種流動的線條、飽滿的構(gòu)圖，分明是盛唐壁畫風格的金屬版。畫面中層層疊疊的小千世界，正反映了唐代華嚴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哲學思想。這種復雜的宇宙觀，在八世紀的中國通過經(jīng)卷傳來，在這里化作了可觸碰的實體。

在東大寺后方，有一處常年緊鎖的木建筑——正倉院。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人來說，正倉院不是一個倉庫，而是一座神廟。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時間膠囊”。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駕崩后，光明皇后感念舊情，將其生前珍愛的600余件遺物捐贈給東大寺，藏于此處。

由于其特殊的“校倉造”結(jié)構(gòu)（利用木材干縮濕脹的特性調(diào)節(jié)濕度），這些珍寶躲過了千年的潮濕與戰(zhàn)火。

此前，我曾經(jīng)到正倉院看過展覽，也寫過隨筆。此行，我未能進入其內(nèi)，只能在“院”外想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那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唐代五弦琵琶實物。琴面上鑲嵌著來自南洋的貝殼、玳瑁，描繪著一個胡人騎著駱駝在沙漠中行進。這不僅是一件樂器，更是大唐海納百川、萬邦來朝的物證。

每當我想到，我要通過日本東大寺的寶庫，才能看清中國大唐王朝長安貴族生活的精致程度，心中便生出一種難以言說的感慨。日本奈良的東大寺，以一種近乎虔誠的執(zhí)拗，為中國守住了那份已經(jīng)走失的“唐代優(yōu)雅”。

我不禁思考：為什么是東大寺？為什么中國古代的華嚴宗在這里開出了如此繁茂的花朵？也巧了，當我請東大寺的和尚書寫“御朱印”的時候，他也在我購買的“納經(jīng)帖”上寫下了“華嚴”二字。

我覺答案或許藏在“華嚴”那種“圓融”的思想里。在唐代，華嚴宗強調(diào)事事無礙，強調(diào)萬物互聯(lián)。這種宏大的世界觀，完美契合了當時日本想要構(gòu)建一個完整國家秩序的需求。

走出東大寺時，成群的鹿在南大門前悠然踱步。這些鹿被視為神使，它們守護著這片建筑，也守護著一段關(guān)于中國古代文明的珍貴記憶。

我想說，日本奈良的東大寺，對于中國來說，猶如一面鏡子。我們在鏡中看到的，是一個已經(jīng)遠去的、大氣磅礴的自己。那種不計成本的宏偉、那種對外來文化的極度包容、那種對永恒神性的追求，都凝固在這些巨大的木柱與青銅之中。

誰也無法否認，中國是波瀾壯闊的源頭，在不斷的更替中選擇了自我革新，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丟失了舊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