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日本關西行游記之六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馬年正月初三（2月19日），站在日本奈良西之京的蒼苔小徑上，我突然產生一種感知：如果說東大寺是一座震懾靈魂“大唐豐碑”，那么這座唐招提寺，就是一首寫給大唐、寫給理想、寫給孤獨者的“深情短詩”。

記不清多少年前了，我曾經來過唐招提寺的。但是，此次，我已經全然記不清路途了。還好，我知道“路在舌尖下”，便向一位日本中年女性問路。誰料，她聽后熱情爽快地說：“我給你做向導，把你送過去?！?/p>

走在通往唐招提寺的路上，我心中反復咀嚼著“招提”二字——那是梵文“四方僧房”的意思。但對于中國人來說，這兩個字重如千鈞，因為它們與一個名字緊緊相鎖：鑒真。

穿過并不算宏偉的南大門，映入眼簾的是一片令人屏息的靜謐。

與東大寺那種試圖包羅萬象、氣吞山河的皇家氣象截然不同，唐招提寺的底色是素雅、克制、堅韌。這種氣質，與當年鑒真大師的性格如出一轍。

我站在砂石路上，遠望那座金堂。這是日本現(xiàn)存最典型、最純粹的唐代風格建筑。那種橫向鋪展開來的穩(wěn)定感，像是一位垂目沉思的長者。

我看出開間之妙。金堂面闊七間，這種奇數(shù)的布局是典型的唐代高級建筑規(guī)制。

我聽到斗拱的呼吸。抬頭看那三層挑出的斗拱（三手先），它們并沒有冗余的雕飾，每一根木料都精準地承受著沉重的屋頂。這種力學的美感，是公元八世紀中國工匠對“結構即美學”的最完美詮釋。

站在廊柱下，手撫著那歷經千年的粗礪木紋，我不禁想到：在揚州大明寺消失的唐代孤影，竟在海東的這片泥土里，深深地扎了根。

在金堂的陰影里，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段慘烈的歷史。公元742年，日本僧人榮睿、普照在揚州懇請鑒真東渡傳戒。那時候的鑒真，是大唐最頂級的高僧之一，他本可以安享信眾的供奉，在繁華的江南講經終老。但他的一句“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開啟了人類文明史上最悲壯的遠征。

有些歷史虛無主義者，惡意把鑒真和尚稱為是“偷渡者”。因為他曾有過五次失敗。其中有的是因為官府的阻撓，有的是因為弟子的告發(fā)，有的是因為狂風巨浪的吞噬。相反，我則把鑒真和尚看作是是一位文明傳播的“執(zhí)著者”。

鑒真和尚雙目失明了。在第五次東渡中，由于旅途艱辛與南方濕熱，鑒真大師雙眼失明。

當我在殿外，窺看那尊干漆盧舍那佛坐像時，我仿佛聽到了一千三百年前的海浪聲。這尊佛像并非青銅鑄造，而是采用唐代高超的“脫胎干漆”工藝。這種工藝極其耗時，卻能讓佛像在保持輕巧的同時，展現(xiàn)出細膩如肌肉般的質感。

這尊佛身上，有一種不同于東大寺大佛的溫潤。它不以體量壓人，而是以一種“內在的定力”示人。失明的鑒真，或許從未親眼見過這尊佛像完工后的樣子，但他心中那座關于真理的坐標，卻比任何人都清晰。

歷史常常帶有淚點。鑒真東渡不僅帶來了佛教戒律，還帶來了大唐的醫(yī)藥（他通過嗅覺辨別草藥）、建筑設計、刺繡工藝，甚至豆腐的制作。他不僅僅是一個宗教符號，他是一個“移動的文明載體”。

在鑒真墓前，長滿了厚厚的青苔。墓旁有一座不起眼的石塔，那是鑒真大師魂歸之處。最讓我動容的，是墓邊的一叢瓊花。那是他的家鄉(xiāng)——揚州的市花。

這是日本后人特意從中國揚州引種而來的。每當春季花開，這潔白如雪的瓊花便在奈良的細雨中搖曳，仿佛在對那位孤獨的老人低語：家鄉(xiāng)的味道，一直都在。這種跨越國境的、對一個異族長者的極致崇拜，讓我看到了中日關系中最底層的、最純粹的一種文化鏈接。那是一種對“德行”與“理想”的共同祭奠。

唐招提寺內還有一座極其特殊的建筑——講堂。它并非專門為寺廟設計，而是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將平城京宮殿里的“東朝集殿”拆解后，賜予鑒真重新組建而成的。它是全世界現(xiàn)存唯一的平城京宮殿建筑遺構。

這意味著，當我們站在講堂前，看到的不僅僅是佛殿，更是當年日本天皇議政的宮殿。

這里有風格的統(tǒng)一。即便它是世俗建筑，其風格依然是嚴格的唐式風格。這種“拆宮殿造佛寺”的舉動，足以說明當時日本皇室對鑒真的禮遇，以及對大唐文化的某種“神圣化”。

這里有文化的定格。中國唐代的長安大明宮早已在朱溫的火炬下化為灰燼，而大明宮偏殿的姊妹篇，卻在日本奈良的這片密林里，借由佛法的外殼，逃過了歷史的清算。

漫步出唐招提寺時，我回頭望去，金堂那舒緩的屋檐線條在暮色中逐漸模糊。我一直在思考，鑒真帶給日本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一箱箱經書嗎？是那些精美的造像嗎？是，但又不全是。

鑒真帶給這片土地的，是一種“秩序的嚴謹”與“理想的純粹”。在鑒真到來之前，日本的佛教是混亂且隨意的；在他到來之后，那種大唐的律儀、那種對美的精準把控、那種對生命意義的終極探索，才真正落地生根。

唐招提寺之于中國，是一面帶著哀傷的鏡子。它提醒著我們，曾經的我們是多么地慷慨、包容且充滿生命力。我們曾經擁有一種即便雙目失明也要跨越山海去照亮他人的英雄主義。

我特別想感謝唐招提寺那位和尚，他受邀在我的“納經帖”上書寫“御朱印”時，寫下“盧舍那佛”四個字。我此前曾在游記中寫過，“盧舍那”在梵文中為“光明遍照”的意思。在他看來，鑒真和尚就是一位給日本佛教文化帶來光明的和尚。

我不知道這樣說是否準確，但我持有這樣的見解：日本奈良的東大寺，是中國大唐的“外在雄魂”，是強盛國力的展示。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是中國大唐的“內在人格”，是士大夫與僧侶階層那種克己奉公、舍生取義的寫照。

我走出山門，奈良的鹿群在林間游蕩。我轉過身，向著那座沉默了一千三百年的古寺深深鞠了一躬。

不是為了宗教，而是為了那個在最黑暗的海浪中，依然堅信文明之光可以抵達彼岸的盲眼老人；也為了那座在故土早已消逝，卻在異鄉(xiāng)被溫柔守護了一千多年的，我們自己的“精神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