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似乎陷入了某種死而復生的循環(huán)。周五早晨，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結果作出裁決，廢除了美國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推行的大部分全球性關稅政策。法院裁定，總統(tǒng)此前賴以實施貿易政策的法律依據(jù)，實際上并不賦予其征收關稅的權力。

這無疑是特朗普貿易議程的一次重大挫折，但若認為其關稅計劃就此終結，則顯然過于樂觀。 特朗普手中依然掌握著多種替代方案來重構其貿易體系，而他的行政團隊在過去數(shù)月中早已為此布下后手。

此次司法博弈的核心在于1977年通過的美國法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簡稱IEEPA）。該法案原本授權總統(tǒng)在因“異常且非同尋常的威脅”而引發(fā)的國家緊急狀態(tài)下，“調節(jié)”貨物的進口。

特朗普政府此前對這一措辭模糊的法律進行了激進解讀，認為只要宣布緊急狀態(tài)存在，總統(tǒng)便可以繞過美國國會，隨時隨地對任何國家征收任何數(shù)額的關稅。 無論是去年二月針對北美洲國家墨西哥、加拿大的關稅，還是在所謂的“解放日”對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征收的“對等”關稅，其法律支點皆源于此。

去年，美國下級法院曾判定，即便該法案允許征收部分關稅，也絕不涵蓋特朗普所實施的這些政策——這些關稅的稅率設定極其隨意，針對的國家也缺乏明確邏輯，且其理由（如貿易逆差或所謂的加拿大芬太尼走私潮）很難被界定為真正的國家緊急狀態(tài)。

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并未授權總統(tǒng)征收關稅。 這一裁決從根本上否定了特朗普政府過去一年在貿易領域的法律邏輯，將權力重新推向了立法機關。

其一是1974年美國《貿易法》的第122條。該條款允許總統(tǒng)在面臨“嚴重國際收支逆差”時，對任何國家征收最高15%的關稅，期限最長為150天。

雖然這只是權宜之計，且150天后需獲得美國國會重新授權，但分析人士指出，僅靠這一手段，特朗普就能恢復被最高法院廢除的約百分之七十的關稅收入。第122條將作為行政部門的“止血貼”，為他們啟動更具殺傷力的第二階段方案爭取寶貴的調度時間。

隨后而來的第二階段將依賴同一部法律的第301條。該條款授權行政當局在應對“不公平”貿易行為時，可以對特定國家征收實質上的永久性關稅。雖然其程序門檻更高——需要啟動正式調查、編寫詳細報告并設立公眾評議期，但這恰恰與第一階段的150天窗口期形成了完美銜接。

特朗普已經明確表示將全方位動用手中的法律武器。他在社交媒體上聲稱，所有涉及國家安全的關稅（第232條）和現(xiàn)有的第301條關稅將繼續(xù)有效。

他宣布將立即根據(jù)第122條簽署命令，在正常稅率基礎上額外征收10%的全球關稅，并同時啟動多項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的調查。 大多數(shù)貿易專家認為，這種“組合拳”式的策略很有可能在司法審查中存活下來，從而功能性地重建當前的關稅版圖。

盡管如此，最高法院的裁決依然極大地削弱了總統(tǒng)的“靈活性”。特朗普向來不喜歡繁瑣的程序，他更傾向于利用突然、不可預測的關稅威脅作為籌碼。今年以來，他曾因格陵蘭島歸屬問題威脅對歐洲國家征收25%的關稅，因貿易協(xié)定問題威脅對加拿大征收100%的關稅，還威脅對購買俄羅斯石油的印度加碼。

如果這些威脅受限于15%的稅率上限，或者需要漫長的官僚審批，其威懾力將大打折扣。 現(xiàn)任美國商務部長侯德路在此前的證詞中也承認，其他替代工具在程序上耗時太長，無法實現(xiàn)“立即行動”。

為了規(guī)避程序限制，特朗普或許會選擇通過行政手段讓第301條的調查走個過場，或者訴諸更為古老的法律——如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的第338條。

該條款允許總統(tǒng)在認定他國存在歧視性貿易行為時，征收高達50%的關稅。盡管該條款在歷史上從未被真正啟用，且其法律效力存疑，但這符合特朗普不斷推高權力邊界的行事風格。

這種持續(xù)的法律拉鋸戰(zhàn)對美國企業(yè)而言無異于一場物流與財務的噩夢。關稅可能在被征收后被推翻并退還，隨后又以新的法律名義重新加征。

這種極度不確定的環(huán)境會迫使企業(yè)預防性地提高物價，從而加劇通脹壓力，最終導致市場陷入徹底的混亂。 只要美國國會不收回此前授予總統(tǒng)的貿易調節(jié)權，這場“關稅冒險”就遠未到終結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