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馮玉祥領(lǐng)著隊伍橫穿大漠，途經(jīng)外蒙古。

也就是在那兒，他碰上了那位在草原上呼風(fēng)喚雨的大人物——活佛哲布尊丹巴。

這次碰面，把馮玉祥這個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老兵油子，嚇得脊背發(fā)涼。

回來后，他在日記本上狠狠記了一筆，那話看著都讓人哆嗦：“當(dāng)時活佛即患梅毒，爛塌了鼻子。”

這話可不是街頭巷尾的瞎傳，是實打?qū)崒戇M(jìn)歷史檔案里的鐵證。

按說，活佛那是神一樣的存在，身子骨應(yīng)該金貴得很，神圣不可侵犯。

可偏偏在當(dāng)年的庫倫（也就是現(xiàn)在的烏蘭巴托），這位爺也沒能躲過那場“難以啟齒的瘟疫”。

比這更讓人心里發(fā)毛的，是馮玉祥記下的另一組數(shù)據(jù)：

那時候草原上的年輕后生，大概17到25歲這幫孩子里，染上花柳?。ㄐ圆。┑模尤徽嫉搅?5%。

85%是個什么概念？

這就好比在大街上閉著眼抓十個小伙子，哪怕松開手放走一個，手里剩下的九個，全是帶病的。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當(dāng)年那個騎著馬橫掃歐亞的彪悍族群，哪怕別人不動一刀一槍，他們自己也快絕種了。

這到底是哪兒出了岔子？

好多人張嘴就來，說是“愚昧”或者“落后”。

這話沾邊，但不全對。

這是整個社會系統(tǒng)徹底散架了。

而那個散架的源頭，恰恰就是他們覺得最神圣的那套規(guī)矩。

一筆怎么算都是虧的“人口賬”

想弄明白這場浩劫，咱得先扒拉扒拉算盤，算算人口這筆賬。

1929年有本叫《邊政月刊》的雜志，里面記了個怪事兒：在一個旗（行政區(qū)劃）里頭，三分之一的半大小子都跑廟里當(dāng)喇嘛去了。

要是到了庫倫這種大地方，那比例更嚇人。

換句話說，一半的老爺們兒不種地、不放牧、不娶媳婦，全住廟里去了。

這筆賬，當(dāng)年的草原家庭心里是這么盤算的：把娃送去念經(jīng)，一來給祖宗積德，二來餓不著孩子，三來出門還受人高看一眼。

可這筆賬要是攤到整個社會頭上，那就是作孽。

頭一個惡果，就是適齡結(jié)婚的男女比例徹底亂套。

姑娘們還在那兒等著嫁人，可適齡的小伙子“沒”了一半。

這下好了，留在俗世里的那點男人，壓根兒不夠分的。

于是，一種讓人跌碎眼鏡的社會關(guān)系冒出來了。

馮玉祥當(dāng)年就瞅見這么個怪象：“一方面是七八個蒙古男子僅有一個妻子，另一方面是一個蒙古女子有若干個臨時丈夫?！?/strong>

這種亂糟糟的關(guān)系網(wǎng)，簡直就是給性病鋪了一條高速公路。

更要命的是，那些進(jìn)了廟的喇嘛，凡心壓根兒就沒死。

1844年，有個叫古伯察的法國傳教士溜達(dá)到蒙古草原。

這哥們兒本來是想去傳天主教的，結(jié)果被眼前的景象當(dāng)頭潑了一盆冷水。

他在《韃靼西藏旅行記》里一點兒面子沒留，直接寫道：“廟中少年僧侶多不守律，常有私通俗女、藏人婦女者，性放蕩極矣。”

得，這下形成了一個要命的死循環(huán)：

俗世里那種“臨時搭伙”的日子本來就夠亂了，再加上這幫身在佛門、心在紅塵的年輕僧侶來回串門，整個草原上的男男女女，實際上被織進(jìn)了一張巨大的、體液互通的大網(wǎng)里。

只要有一個帶毒的闖進(jìn)來——比如從內(nèi)地來的行商、當(dāng)官的帶進(jìn)來點梅毒螺旋體——那病毒就像火星子掉進(jìn)干草堆，呼啦一下就燒遍了整個草原。

這也就解釋了，為啥會有那個嚇?biāo)廊说?5%。

因為在這個怪圈里，壓根兒就不存在“物理隔離”這回事。

要命的“信仰死結(jié)”

真染上病了咋整？

正常邏輯是，病了就得治。

可在那會兒的蒙古，“治病”這個動作，反倒成了催命符。

1933年，中華民國衛(wèi)生部門發(fā)過一本《華北防疫年報》，里面寫滿了防疫人員的無奈。

他們背著藥箱，帶著最先進(jìn)的西藥和針管跑到綏遠(yuǎn)、張北、庫倫這些地方，想給老鄉(xiāng)們治病。

結(jié)果咋樣？

“性病患者多轉(zhuǎn)投喇嘛醫(yī)治，拒絕現(xiàn)代注射藥物，病情難以控制?！?/p>

為啥死活不讓打針？

因為在當(dāng)?shù)乩习傩漳X子里，喇嘛不僅是通神的活神仙，那也是唯一的名醫(yī)。

讓外人往身上扎針，那就是背叛信仰，是大逆不道。

這種排外的心思，本來是為了維持族群團結(jié)，可碰上瘟疫，這就成了作死的傲慢。

那喇嘛是怎么給人看病的呢？

就兩板斧。

第一招叫“鬧”。

古伯察在卓資喇嘛寺親眼見過這陣仗。

只要一開始“治療”或者念經(jīng)，喇嘛們就把海螺吹得震天響，鈴鼓敲得稀里嘩啦。

“雜亂無章而且震耳欲聾，每名樂師都以一種癡狂的狀態(tài)演奏其樂器，相互間競爭，看誰發(fā)出的噪音最大?！?/p>

在外人眼里，這是鬧??；在病人眼里，這是驅(qū)魔的神音。

可惜啊，病毒它沒長耳朵，聽不懂海螺聲。

第二招叫“毒”。

照著《劍橋中國晚清史》的說法，藏醫(yī)治性病，最愛用的一味藥就是汞，也就是水銀。

用水銀攻梅毒，這法子古代東方西方都試過。

它確實能殺菌，但副作用是殺人。

汞那是劇毒重金屬。

病人喝下這碗含汞的“神水”，指望它洗凈身子里的臟東西。

結(jié)果往往是，下身的病灶可能剛消停點，緊接著就是汞中毒：牙齒掉光、神經(jīng)錯亂、腎臟報廢。

更可怕的是交叉感染。

寺廟成了最大的醫(yī)院，也就順理成章成了最大的傳染源。

成千上萬的病號擠在不透風(fēng)的廟堂里，吃飯用一套碗筷，睡覺擠一張鋪，管理再一亂，保不齊又有新的身體接觸。

本來沒病的，進(jìn)去就染上了；本來輕癥的，進(jìn)去就拖成重癥了。

這哪里是治病，分明是醫(yī)療體系的全線崩盤。

最讓人感到無力的是，這種崩盤披著一件神圣的外衣，誰要是敢去捅破它——比如那些拿著針管的防疫員——誰就是異端分子。

這種日子過了幾十年，最后換來了個什么結(jié)果？

《劍橋中國晚清史》給出的結(jié)論，冷得像冰碴子：

“在十九世紀(jì)，王朝已經(jīng)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們。

甚至人口實際上也在衰減，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侶制度和性病?！?/strong>

清朝政府再也不用像明朝那樣，費勁巴拉修長城、派大軍去防著北邊了。

因為對手正在自我毀滅。

當(dāng)一個族群里85%的年輕人都帶著花柳病，生孩子就成了奢望。

梅毒這玩意兒會讓孕婦流產(chǎn)、死產(chǎn)，就算命大生下來的孩子，多半也帶著胎里毒（先天性梅毒），沒幾天就夭折了。

“人口衰減”這四個字，寫在書上輕飄飄的，落到現(xiàn)實里，那就是一個個絕戶的家庭，是一片片死寂的草原。

馮玉祥在日記里感嘆的那句“女子沒有充當(dāng)喇嘛的福氣，又難找得相當(dāng)?shù)呐渑?，于是都做了?nèi)地人泄欲的對象”，揭開了一層更殘酷的傷疤：

當(dāng)本地壯勞力要么進(jìn)了廟，要么病倒了，來自內(nèi)地的商人、官吏、大兵就填補了權(quán)力的空檔。

他們在蒙古找“臨時太太”，扔下幾個錢，帶走幾張皮子，順便留下了新的病毒，也帶走了這個民族最后那點尊嚴(yán)。

連高高在上的活佛哲布尊丹巴，連自己的鼻子都保不住，普通牧民又能有什么指望？

這不僅僅是衛(wèi)生的悲劇，更是制度釀成的苦酒。

原本為了祈福才建起來的龐大僧侶體系，因為不干活、不生產(chǎn)，因為丟了戒律的約束，最后反過來把供養(yǎng)它的社會給吞了。

它就像個巨大的黑洞，吸干了草原上的壯勞力，吸干了家里的錢財，最后連傳宗接代的能力也給吸干了。

回頭再去聽那段歷史，古伯察耳朵里那一聲聲震耳欲聾的海螺聲，哪像是在祈福啊，分明就是一個時代的喪鐘。

信息來源：

《韃靼西藏旅行記》（古伯察 著）

《邊政月刊》（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