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高地 耕讀濰坊丨詞里春秋

魯網(wǎng)2月22日訊（記者 王玉龍）濰水湯湯，自南而北，流經(jīng)諸城、安丘、峽山、寒亭、昌邑等地，歸于渤海。沿河兩岸，青疇如繡，麥浪、栗林、炊煙、雞犬，似乎不過是一片平常的魯中風(fēng)景。然而，這水畔的塵土，卻踩過虞舜的足跡；這岸邊的村莊，曾聞晏嬰的車馬；這城中的古臺，猶見蘇軾的醉墨。濰水無言，卻把千百年的功業(yè)、智慧、孝行與文心，一一沉淀在泥土里，待后人以一字一詞，掘出那沉甸甸的回響。

成語，是漢語的精魄。它不像長河大江般鋪陳千里，而是一滴露、一掬泉，凝縮了一個民族的記憶。它不是歷史本身，卻比史書更貼身地活在人的口舌之間；它不是哲學(xué)專著，卻在寥寥數(shù)字里藏了先人對天地、家國、人倫的全部理解。而當(dāng)我們以濰坊的四方古今為經(jīng)緯，重新梳理那些熟稔于口的詞語，赫然發(fā)現(xiàn)：許多成語的根系，竟深扎在這片土地的血脈里，如老樹的虬根，在地底交錯延展，支撐著漢語的繁枝茂葉。

“克勤克儉”“孝感動天”

最古的當(dāng)屬“克勤克儉”與“孝感動天”。這兩枚詞語的源頭，都指向同一個人——舜。

濰坊諸城諸馮村的歷山腳下，至今猶存舜耕之田的傳說。那是一片并不肥沃的土地，崗巒起伏，石多土薄。傳說中，那位雙目失明的父親瞽叟、刻薄的繼母、傲慢的異母弟象，曾無數(shù)次將這個孝順的兒子推向險境。他們要舜修倉，待舜登上倉頂，卻抽去梯子，放火焚燒；他們要舜淘井，舜剛下到井中，便有土石滾落。然而舜沒有怨，沒有逃，沒有以怨報怨。他在田壟間耕耘時，象來助耕，鳥來耘草。史冊將這一切歸于“孝感”，歸于天子的祥瑞；但我們?nèi)粢越袢说哪抗庵貙?，或許更該看見：那是一種近乎神性的寬恕，一種無待于外物的仁德。舜不是因回報而孝，因成圣而讓，他在苦難中依然溫和，在困頓里仍能耕耘——這或許才是“圣”的真正含義。

后世帝王將相，把這當(dāng)作治國的寓言；而濰水邊的百姓，只把它當(dāng)作祖輩的真實。于是，“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從諸馮的黃土里生長出來，成為中國人持家的準(zhǔn)繩。千年之后，尋常巷陌里的父親以“克勤克儉”教子，不使其驕逸；尋常人家的門楣上，不寫“富貴不斷頭”，而寫“勤儉持家久”。而“孝感動天”也從二十四孝的第一頁，走進千家萬戶的日常倫理——那不是對神跡的向往，是對“以善報惡”這種極難之事的集體敬仰。

舜的諸馮，舜的濰水，是中國人倫秩序的源頭之一。如今諸馮村頭立著舜廟，廟前老槐虬枝盤曲，廟中香火不曾斷絕。廟前，一位白發(fā)老嫗跪拜良久。她所求的，大約不是功名富貴，不過是兒孫孝順、家宅平安。那一刻，舜的孝，就已經(jīng)不是供在史冊里的標(biāo)本，是活在這土地上的呼吸。

“風(fēng)雨時節(jié)，五谷豐登”

相隔千年，濰水之左的營丘，走出了另一位奠基者。

姜太公垂釣渭水、輔周滅商的傳奇，已然家喻戶曉。那個在渭水之濱以直鉤釣魚的老者，耐心等了八十年，終于等到文王的輦車。但世人多知太公的韜略，少知他的仁心。他的《六韜》——那部被后世奉為兵家經(jīng)典的著作——在論及“立將”時，卻將戰(zhàn)爭的韜略與農(nóng)事的豐穰并列，寫下了“風(fēng)雨時節(jié)，五谷豐登”八個字。

后世文人用“五谷豐登”作頌圣的套語，寫在元旦賀表里，刻在官倉的石碑上?？稍谔磥恚琊矊?、倉廩殷實，原非帝王恩賜，而是人力與天道相合的結(jié)果。營丘地處濰水下游，沃野平疇，宜于稼穡。太公封齊之初，萊人爭營丘，戰(zhàn)事頻仍?？伤麤]有把這片土地變成戰(zhàn)場，而是“通商工之業(yè)，便漁鹽之利”，勸農(nóng)桑、興教化。那“五谷豐登”四個字，是兵法家的溫柔，是齊地農(nóng)桑千載不衰的注腳。

“千慮一得”“中流砥柱”

戰(zhàn)國烽煙中，高密的矮屋下，晏嬰安坐如鐘。

他身材短小，其貌不揚。出使楚國時，楚王故意不開大門，請他從側(cè)門入；楚王又命人押過一名“齊盜”，當(dāng)庭羞辱他。晏嬰不怒不慍，只以“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為喻，折服敵國。他輔佐靈公、莊公、景公三朝，節(jié)儉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在一片以強兵攻伐為榮的時代，他主張以禮治國、以仁服人。

這樣的智者，卻終身保持著一種謙卑。他向齊景公進諫，不直斥君過，而以“社稷之臣”自許；他評價自己，不說“我多智”，只說“嬰聞之：圣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那“千慮一得”四個字，不是謙辭，而是對權(quán)力者最深沉的反省，是智者對自己的清醒認(rèn)知。千百年后，當(dāng)人們隨口說出“千慮一得”時，未必知道那位矮小的夷維人，早在春秋的暮色里，為“智慧”這個詞脫去了血統(tǒng)的冠冕。

更動人的是“中流砥柱”。晏子用黿銜左驂的比喻，說的是渡河之險、砥柱之固。但他自己，何嘗不是齊國的砥柱？三家分晉之前，齊國內(nèi)亂不止，崔杼弒莊公，慶封專權(quán)。晏嬰立于朝堂，不附權(quán)臣，不避刀斧，每臨大事，必以社稷為念。他的身影矮小，卻在歷史湍流中屹立不倒。

高密故城今已不存，唯有晏子墓尚在。其位于膠河社區(qū)晏王廟村北，原封土高8米，碑石簡樸，墓東還曾有晏王廟。站在墓前，想起司馬遷那句感慨：“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zhí)鞭，所忻慕焉。”太史公的傾慕，不只因為晏嬰的智謀，更因他身處濁流而身不染、位極人臣而心不失。

“椿萱并茂”“禮是鄭學(xué)”

漢家的煙云，籠罩著安丘與高密兩座城。

安丘牟融，官至太尉，位極人臣。他一生都在帝王左右，經(jīng)綸國政，卻于暮年送友人南行時，寫下這樣溫煦的詩句：“知君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滿頭?！贝粸楦?，萱為母，滿頭霜雪，是光陰的贈予，也是人子最溫存的注視。

“椿萱并茂”從此成為祝禱父母安康的常語。它沒有“萬壽無疆”那樣堂皇，也不像“長命百歲”那樣直露。它是含蓄的、內(nèi)斂的，是游子燈下寫信時的欲說還休，是除夕宴上舉杯時的喉間微哽。這四字比任何金石碑銘都更持久地活在春聯(lián)與壽宴上，活在尋常百姓的牽念里。

而峽山腳下的鄭玄，走的是一條更寂寞的路。

漢末天下大亂，黃巾起，董卓亂，諸侯割據(jù)。北海高密亦不免兵燹。鄭玄年過七十，仍不廢著述。他遍注群經(jīng)，《周禮》《儀禮》《禮記》《毛詩》《論語》——在他之前，經(jīng)學(xué)有今古文之爭，各守門戶，水火不容；在他之后，破碎的經(jīng)籍被綴合為一座思想的殿堂。唐人尊其學(xué)為“禮是鄭學(xué)”，這四個字背后，是一位北海大儒在亂世中為文明續(xù)命的孤勇。

他的注疏，至今仍沉在十三經(jīng)的字里行間。讀《詩經(jīng)·豳風(fēng)》，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鄭玄的箋注是：“此皆農(nóng)功畢，入室思婦之事?！彼簧皇?，晚年還被袁紹強征為官，半路病發(fā)，可他注經(jīng)時，心里念著的不是朝廷，是農(nóng)人、織婦、尋常百姓。他的學(xué)問，如古井深水，不起波瀾，卻滋養(yǎng)千年。

今峽山區(qū)有鄭公祠，祠前松柏蕭蕭。守祠的老人，也是鄭氏的后裔子孫。問他讀過鄭玄的注嗎，他搖頭笑：“讀不懂，那太深了?！蓖Ｒ煌?，又說：“可我們知道，老祖宗給天下讀書人指了路?！?/p>

“豐功懿德”“一時之秀”

魏晉南北朝，天下板蕩，濰水卻依然輸送著人物。

壽光城南，公孫氏一族累世為官。公孫度西漢中期官至侍御史，其子公孫淵承父風(fēng)，史筆留其“豐功懿德”。那是一個動輒族誅的時代，能在史冊上留下這四字贊語，已屬不易。

平壽唐瑾，以六部尚書之才，被周文帝宇文泰推為“一時之秀”。六尚書同朝，皆一時俊杰，而唐瑾列名其中。這些詞語如今已不常用，甚至有的在成語詞典里也尋不著蹤跡。但在彼時，它們是朝廷詔令中的褒美，是同僚宴飲時的推重。詞語的命運，恰如世運，有盛有衰；可那被贊頌的人，畢竟在歷史的暗夜中發(fā)過光。

還有壽光的倉頡墓。那位傳說中造字的史官，長眠在這片土地上。“鬼哭粟飛”四個字，記的是蒼頡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的異象。劉勰在《文心雕龍》里寫下這四字，感慨的是文字的力量。倉頡是神話人物，而壽光的倉圣公園、每年春日的“祭倉”大典，卻是真實的。稚童誦《千字文》，老儒讀祝文，有人獻爵，有人奏樂。那一刻，我們紀(jì)念的，或許不是那個半人半神的史官，而是那場從無到有的創(chuàng)造。文字使文明不朽，而濰水邊的人，還在年年歲歲地記得。

“超然物外”

直到北宋，蘇軾來了。

熙寧七年，蘇軾知密州。時年三十八歲，正當(dāng)盛年，卻因與新黨政見不合，自求外放。他來密州那一年，蝗旱相仍，盜賊滿野，他在《上韓丞相論災(zāi)傷書》里如實寫道：“民之饑者，往往相枕藉死?！彼麤]有粉飾太平，沒有報喜不報憂。他開倉賑濟，捕蝗勸農(nóng)，在給友人信中自嘲：“某在此，歲亦豐稔，但公私皆乏，未免仰食于官?！?/p>

就是在這樣的困頓里，他修葺城北舊臺。弟弟蘇轍取《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命名“超然”。蘇軾登臺四望，作《超然臺記》，寫下了那傳世之語：

“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不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超然物外”四字，從他筆下流入士大夫的精神譜系。那不是逃離，不是在困境中閉上眼睛；那是在風(fēng)雨交加時，仍能從尋常事物中尋得內(nèi)心自由。密州的苦日子沒有磨折他，反而逼出了他最通達的人生態(tài)度。他后來貶黃州、惠州、儋州，愈貶愈遠(yuǎn)，卻愈活愈開闊，這“超然”二字，正是起點。

超然臺毀于金兵鐵騎，后諸城重新興建。碑前有中年男子帶幼子誦讀《超然臺記》。孩子念得磕磕絆絆，父親一句一句教。陽光照在石碑上，刻字漫漶，但聲音清晰。九百多年了，蘇軾登臺那天的風(fēng)聲，仿佛還在碑前徘徊。

“難得糊涂”

又五百年，鄭板橋來了。

乾隆十一年，這位揚州八怪之一的老畫師，出任濰縣知縣。那年他五十四歲，已過知天命之年。他在濰縣七年，留下的政績百姓記了三百年：修城、濟困、捐資設(shè)學(xué)、開倉賑災(zāi)。他在《濰縣竹枝詞》里如實寫濰民之苦：“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xì)w并富豪家。”他不諱言貧富懸殊，不粉飾太平。

他那“難得糊涂”四個字，被后人刻成匾、寫成帖，掛在無數(shù)中堂與辦公室。有人解作圓滑，有人視作智慧，有人以之自嘲，有人借以勸世?？砂鍢蜃约悍置髡f過：“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而轉(zhuǎn)入糊涂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dāng)下心安，非圖后來福報也。”

那是一個飽閱世態(tài)的老人，對世間糊涂的清醒。他不是教人渾渾噩噩，是教人不必事事精明、處處算計，適可而止。他畫竹，題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guān)情?！彼繂幔坎?，他比誰都清醒。只是他選擇了放一著、退一步，選擇了把聰明藏在憨直里，把鋒芒斂入竹枝間。濰縣的百姓，記得的是他修城、濟困、不取民一錢。

我常想，為什么這些詞語，偏偏生長在這片土地上？

濰水不是大江，沒有三峽之險、洞庭之闊；濰坊不是帝都，不曾有九重宮闕、十二樓臺。這里只有黃土、麥田、村落、古城。但這里的人，耕讀傳家，敬天法祖。從舜的時代起，就懂得在困苦中守持仁德；從太公的時代起，就明白稼穡是社稷之本；從晏嬰的時代起，就知道智慧不必以威嚴(yán)為衣；從鄭玄的時代起，就堅信文明要在亂世中薪傳；從蘇軾、板橋的時代起，就學(xué)會了在困頓中尋找超然，在濁世里選擇退讓。

他們把治國的道理寫進經(jīng)籍，把孝悌的法則演為故事，把處世的智慧凝作詞語。詞語一旦生成，便脫離了作者，匯入漢語的長河。它們流經(jīng)盛唐的宮闕，流經(jīng)兩宋的市井，流經(jīng)明清的村塾，流經(jīng)民國的報章，流到我們的唇齒之間。我們未必知道這些詞語與濰水的關(guān)聯(lián)，但那關(guān)聯(lián)依然存在，像地下的暗河，不為人見，卻時時涌出清泉。

文化從來不只是高堂講章、博物館櫥窗。它更活在長輩訓(xùn)誨時的鄭重，活在書家落款時的凝神，活在游子思鄉(xiāng)時的默念，活在每一個不經(jīng)意的言說里。

濰水仍在流。

春來水暖，鷗鷺來集；夏雨漲河，濁浪翻涌；秋去水落，蘆花如雪；冬冰覆岸，寂然無聲。河邊的麥子，收了一茬又一茬；城里的巷陌，拆了舊磚又起新樓。舜廟的老槐枯了又發(fā)新枝，鄭公祠的松柏越來越粗，超然臺碑前的字跡又淡了幾分。

可只要還有人說起“椿萱并茂”為父母賀壽，還有人寫下“超然物外”以自勉，還有人記得“聞過則喜”是美德、 “難得糊涂”是智慧——那么，舜的孝、晏子的智、鄭玄的學(xué)、蘇軾的達、板橋的仁，就都還活著。

詞語不死，濰水長流。

而我們，也是這長流中的一滴。我們說話、寫字、念舊、寄望，便是在續(xù)寫那部從未完稿的“濰水遺風(fēng)”。千年后的后人，若也翻開塵編舊牒，讀到我們此刻的詞語，會不會也像我們遙望虞舜、晏嬰、鄭玄、東坡、板橋一樣，看見這片土地上的風(fēng)骨與溫情？

會的。因為濰水還在流，成語還在說。

這就是濰水給漢語的遺產(chǎn)，也是漢語給濰水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