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節(jié)，很多夫妻都會為今年去哪家過年費一番思量，不論是輪流回雙方父母家，還是將假期分成兩段兩頭趕場，背后都是子女為兼顧雙方老人的心理需求、盡量“一碗水端平”而做出的努力。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計迎春看來，這意味著中國傳統(tǒng)父權父系家庭模式正在被父系、母系雙系并重的新家庭模式所取代。她進而發(fā)現，這場變革是由雙系家庭中不同代際的女性——即已婚年輕女性和她的母親和婆婆——通過在育兒、養(yǎng)老照料上的共同協作而推動的。尤其是在城市中產獨生女家庭中，女兒和母親之間的聯系變得空前緊密，母女關系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傳統(tǒng)中國家庭的情感版圖。計迎春近期出版的新著《新家庭革命：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現代中國家庭圖景》即圍繞這一研究發(fā)現展開。

計迎春用“馬賽克家庭主義”來表述當下中國家庭呈現出的新模式：一種傳統(tǒng)與現代鑲嵌交織、代際親密共生、父系母系并重、夫妻軸代際軸兼顧的家庭模式。然而，這場家庭內部的革命不足以真正解決全球共同面臨的照料匱乏問題，將雙系女性動員起來承擔繁重的照料工作也僅能勉強維持現代家庭的運作，并伴隨著家庭超載、女性超載的隱憂。但危機也意味著改變的契機，計迎春指出，我們要更具想象力地去想象一種更公平的社會生活組織方式，把生產、消費、再生產放到一個框架下，人的生活、人的尊嚴應該處于中心。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近日對計迎春進行了專訪，訪談圍繞馬賽克家庭主義的理論源流和適用范圍、今天的親子關系與傳統(tǒng)倫理之間的關系、現代中國家庭與東亞和西方家庭的比較、90后和00后獨生女的歷史特殊性以及中國社會的性別平等狀況等問題展開。以下為訪談全文。

計迎春正在接受澎湃新聞的專訪

澎湃新聞：請先談談“新家庭革命”以及作為本書核心概念的“馬賽克家庭主義”指的是什么？這個概念和閻云翔前些年提出的“新家庭主義”有什么區(qū)別？中國家庭在當下發(fā)生的種種變化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被稱為一種“革命”？

計迎春：《新家庭革命》這本書的理論框架就是馬賽克家庭主義，而馬賽克家庭主義的理論原點其實是復雜現代性或者說馬賽克現代性，指的是當代中國社會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社會，傳統(tǒng)和現代的元素是長期共存、鑲嵌拼貼、復雜互動的狀態(tài)。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很多年輕人在服飾、飲食、文博等領域上有時候甚至比上一代人更加擁抱傳統(tǒng)。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tǒng)的國家，我們有自己的歷史路徑，即使進入了成熟的現代社會，很多傳統(tǒng)也不會完全被現代性所取代。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對傳統(tǒng)的態(tài)度，傳統(tǒng)本身是需要經過轉化和創(chuàng)新才能在現代社會擁有生命力的，我們在繼承傳統(tǒng)的時候有一個揚棄的過程。因為很多傳統(tǒng)的文化規(guī)范是在歷史上長期的小農社會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而我們現在進入了工業(yè)化甚至后工業(yè)化社會，是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城市化程度也已經接近成熟水平（城市化率達到70%即達到城市化的成熟水平，我國2025年城市化率為67.89%）。但同時我們又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在不同的地理區(qū)域、城鄉(xiāng)之間以及不同的階層當中，其實存在著豐富的多樣性和變異性。所以，馬賽克家庭主義是一個模型、一種趨勢，當下現實中具體的家庭會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樣貌。

閻云翔教授最初提出新家庭主義是從個體化的角度出發(fā)的，后來這個理論發(fā)展到2.0的版本，他今年即將出版的新書里應該還有更新的發(fā)展。他最初是在黑龍江的下岬村做田野調查，發(fā)現父權、孝道的衰退。如果從一個農村老年男性的視角出發(fā)，那么孝道衰落、孝道危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樣的現象如果從他的兒媳、也就是一個年輕女性的視角來看大概體感大不相同。在后續(xù)的研究中，閻教授認為親情取代孝道成為家庭的基本倫理。和閻教授理論的一個核心不同，就是馬賽克家庭主義從本土女性主義視角出發(fā)，系統(tǒng)探討新時代中國女性如何協力推動中國家庭制度的變遷。我在書里將孝道的變化描述為孝道的現代化和雙系化，作為一個已婚女性，她可以給自己母系的家庭盡孝，這是一種進步，這種孝道實際上更平衡了。馬賽克家庭是雙系雙軸多核的模式：雙系是指從傳統(tǒng)的父權父系、等級森嚴、情感疏離的家庭，轉變?yōu)楦赶的赶挡⒅亍⒋H關系更加平等緊密的家庭模式；雙軸指的是家庭中夫妻軸和代際軸兼顧的情況，而在西方家庭現代化理論所探討的個體主義導向的核心家庭強調的是，夫妻關系取代代際關系成為家庭的主軸；多核就是說不同代際的核心家庭不是以原子化的形態(tài)存在的，而是以雙系雙軸的方式連接起來的。

相對于傳統(tǒng)的中國家庭，馬賽克家庭是一個嶄新的形態(tài)，它既脫胎于過去的家庭模式，又有著革命性的變化。新家庭革命的另一層意義是，這是一場完全由女性主導的家庭革命。女性從傳統(tǒng)父權父系家庭中的邊緣角色變成了新家庭模式中的中流砥柱，她們通過行動、經濟和情感上的聯系推動了家庭的變遷，雙系多代女性的照料協作即是推動新家庭革命的核心機制。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多次提到“家庭性別研討小組”的研究和田野調研以及小組成員們自身的經歷見聞，這似乎構成了書中案例的主要來源。能否請您介紹一下“家庭性別研究小組”是如何開展研究的？正如“江浙滬獨生女”話題之所以風靡恰恰是因為其特殊性，“兩頭婚”等新型婚姻形式也主要在東南沿海地區(qū)流行，本書依托的田野調查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以反映全國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家庭變遷圖景？

計迎春：“家庭性別研討小組”的核心成員是我和我的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也會參與其中的一個項目，這是一個聚焦家庭和性別研究的流動的研究團隊。我們做了很多的研究，有比較集中的，也有相對分散的，從東南沿海到長江中游到西北都有。比如我們在長三角地區(qū)做過很多田野，而長三角是一個城鄉(xiāng)高度融合的地區(qū)；在上海，我們在人民廣場的相親角做了長期的觀察，這兩年我們又做了年輕人婚戀觀念變化的調查；我們做過北方農村青年婚戀的研究，也做過從農村去城市幫子女帶孩子的老漂群體的研究……

之所以以江浙滬獨生女現象作為切入口，是因為傳統(tǒng)中國家庭是以父子軸為主軸的，那么通過抓住母女關系的變化就能讓我們快速精準地把握到中國家庭的轉型究竟是怎么發(fā)生的。而江浙滬獨生女代表的其實是超越地域的城市中產獨生女群體。我們做了很多田野，這些調查在統(tǒng)計學意義上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但根據統(tǒng)計數據，我們全國大概有5億多個家庭，其中2億多個獨生子女家庭，那么獨生女家庭大概在8000萬到1億左右，因此獨生女家庭的變化就會帶來中國家庭的結構性變化。我們研究的出發(fā)點是從理論層面去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邏輯，包括他們的動機、行為背后的結構性制約是什么，受到了什么樣的傳統(tǒng)規(guī)范的影響，以及如何去創(chuàng)造性地對傳統(tǒng)進行選擇和轉化。

我在去其他地方做講座的時候也會被問到這個理論的適用范圍的問題。一個關鍵點在于，照料在當下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中國也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目前主要是由家庭來承擔的，在這種情況下，雙系雙軸多核的家庭模式似乎暫時可以作為一種動員起家庭中的照料資源的相對可行的策略。這當然不是一個完美的模式，只是勉強能夠幫大家把生活中的照料難題應付過去，而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需要社會的支持以及男性的平等參與，否則只靠女性付出會造成女性的超載、家庭的超載，從而有可能帶來恐婚恐育等一系列負面影響。

澎湃新聞：當代社會中的年輕人有的和父母之間的關系空前緊密（如“媽寶男”“媽寶女”），也有人決意擺脫原生家庭（如“斷親”“父母皆禍害”）。在談到代際關系的復雜性時，書中援引了《孟子》中舜因不被父母喜愛而在曠野中仰天哭泣的段落，孟子將舜對于父母的情感描述為“怨慕”。一般認為中國傳統(tǒng)倫理強調的是子女對父母的順從，而舜的故事展示了傳統(tǒng)社會中親子之愛同樣存在復雜的面向。能否請您展開談談今天的親子關系與傳統(tǒng)倫理之間存在怎樣的承續(xù)與斷裂？

計迎春：舜的故事體現的還是傳統(tǒng)親子關系中極強的等級制度，舜的父母多次意圖置舜于死地的行為放在現代社會就是刑事犯罪了，但在傳統(tǒng)社會中，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舜還是要孝順父母的。但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舜有兩個著名的妻子娥皇和女英，我們知道她們在舜去世后淚灑竹林跳江自盡的故事，但我們不知道娥皇女英和她們的父母的親子關系是怎么樣的。也就是說，女性在傳統(tǒng)家庭中是不具備主體性的。而現代的親子關系擁有了更多的維度，就像上面說的，母女關系實際上已經變得和父子關系一樣重要了，這是其一。第二，傳統(tǒng)的中國家庭是不鼓勵表達情感的，但現代家庭里家人之間會比較直白地表達愛、表達思念。這是因為當下家庭中親子之間的情感濃度要比過去高得多，很多時候情感取代權威成為了家庭中核心的關系。從經濟上來看，過去父親掌握生產生活資料因而能夠掌控子女的生活，而今天很多中產家庭里的父親即便仍然能夠為子女提供財富上的支持，但已經不再能夠真正去左右孩子的生活方式了，父親的權威性是大大下降的。而是經濟支持也是雙向的，父母和子女哪一方的經濟情況更好，就會支持另一方。

并且，因為少子化，父母對子女的情感依賴是大大上升的，尤其是在當下這樣的風險社會、加速社會當中， 每個人都缺乏安全感，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雙向的關系。對于老人而言，從統(tǒng)計數據可以看到，當下中國社會還是主要依靠家庭養(yǎng)老。而對于成年子女來說，他們又往往需要雙方父母在育兒上提供幫助。照料是現代家庭運行中一個特別核心的功能，醫(yī)療、教育等有相應的機構和制度來承接，但不論是兒童的照料還是養(yǎng)老的照料，仍然主要在家庭中完成，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現代家庭制度。其中又有鮮明的性別化特征，即照料工作主要是由女性來承擔的。尤其是由于養(yǎng)育期待的變化和提升，今天兒童的照料是一項高強度的工作，于是形成了雙系多代女性的育兒接力賽，或者說全女團的照料合作社。

當然，當家庭發(fā)生情感轉向，親子關系也會產生很多張力，很多子女會覺得父母的管教越界了，感覺自己被控制，但這種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愛的濃度太高了，愛的控制可能也會造成一些負面的東西，這跟傳統(tǒng)父權等級制家庭建立在權力關系之上的控制之間既有回應也有區(qū)別。

澎湃新聞：書中多次提到上野千鶴子、落合惠美子、張慶燮等日韓社會學家提出的家庭理論對中國的家庭變化具有的解釋力，也談到西方家庭理論在解釋中國現象時的局限與不足，但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浪潮的沖刷下，從低生育率到性別分工的不平等，再到“全職兒女”和“回旋鏢子女”等現象，世界范圍內的私人家庭似乎又發(fā)生著種種共振。通過將中國家庭置于東亞以及全球的脈絡中進行比較研究，對于我們理解當下中國家庭的變遷有哪些啟發(fā)？

計迎春：我覺得將中國家庭和東亞、和西方進行比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過切換角度在不同的情境中觀察同一個問題，去發(fā)現共性和差異，才能更好地做出理論建構，同時這也是和國際社會學界的一種交流，有助于克服自我中心主義，激發(fā)文化自覺，促進文明互鑒。

具體而言，將馬賽克家庭模型和東亞以及西方的家庭模式進行對比，就會發(fā)現現代化進程中很多社會的家庭都有雙系化的特點，西方社會如此，東亞的日韓雙系化趨勢明顯，而東南亞社會則有雙系化的傳統(tǒng)，這是共性。但雙軸就有點不一樣，雖然西方社會隨著少子化的出現、人均壽命的延長以及經濟的不穩(wěn)定，代際關系也是有所強化的，比如一些失業(yè)的成年子女也會暫時地回到父母身邊，隔代育兒的情況在西方社會也是有的，但和東亞、和中國相比比例要低得多，這是一個質的不同。

同時中國家庭當中也是存在多樣性的，有的家庭夫妻軸更重要，有的家庭代際軸更強勢，但總體而言，雙系雙軸多核的模式為家庭成員提供了一個安全網，經濟上有人給你托底，情感上有人關心你，相對而言是比較溫暖的。這也是為什么這種家庭模式正在或多或少地被越來越多人采納。比如“兩頭婚”，這種婚姻形式在江浙滬地區(qū)有地域文化的傳承，費孝通上世紀三十年代去吳江的開弦弓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就發(fā)現了當地沒有兒子的家庭在女兒婚嫁時會采取“兩頭掛花幡”的方式，小家庭同時承續(xù)男女雙方家族，在多子女的傳統(tǒng)社會中這種情形是特例，但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路徑存在，到了獨生子女時期這種婚姻形式就自然而然地在當地流行起來，現在一些大城市里的年輕人也會認同、模仿、修正這樣的婚姻形式。

澎湃新聞：在女性主義視角下，書中將母女關系的演變作為對傳統(tǒng)父權制的解構、挑戰(zhàn)乃至再生產進行了重點探討，能否展開談談這本書聚焦的“90后”“00后“女性群體和此前的“70后”“80后”相比，她們與母親的關系有著怎樣的特殊性？

計迎春：“80后”以及少數的“70后”獨生女更像是過渡的一代，因為她們出生成長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她們的媽媽很多還是在單位制下工作的，單位里可能有托兒所和幼兒園，有較好的社會再生產（照料）支持體系，同時密集母職也還沒出現。那個時代父母和子女的關系一方面會相對松弛，比較放養(yǎng)，但另一方面那一代父母受到傳統(tǒng)規(guī)范的影響還是比較深的，大人和小孩之間也有著嚴格的界限。而到了“90后”、“00后”成長的年代，密集母職、精細育兒就蔚然成風了，教育的競爭和內卷也有所加劇。中國高等教育的擴張也是開始于1990年代中期，一個標志性的時間點是2009年高校里女大學生的人數超過了男大學生。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大大增加，同時“90后”、“00后”的女性都是互聯網的原住民，擁有更便捷地獲取知識的渠道，因此她們往往有著更強的性別平等意識，對親子關系、原生家庭也有很多反思。我可以舉一個我的博士生的例子，她有一個弟弟，家人之間關系很好，她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會督促自己的父親多做家務，多給她媽媽提供情緒價值，也會教育弟弟要尊重女性、推動性別平等。年輕女性看到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別分工，有意識地提高父母的性別平等意識，這是一種文化反哺，是當代中國家庭全新的一面，也是一種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但是上面的例子只是一個相對理想的偶然情況，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來看，個人的力量還是很微弱的。男女平等是我們的基本國策，需要整個社會去提倡和推動，比如要讓男性參與照料，就要讓照料工作被看見、被承認、被尊重，要將其作為一項對社會發(fā)展至關重要的公共利益在公共領域被討論，并且應該對照料工作予以報償。

澎湃新聞：家庭中女性地位的上升并不一定會帶來女性處境的改善，因為她們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和照料，這些重負可能帶來職場和個人發(fā)展方面的懲罰。本書第八章中提到了“性別革命的上、下半場”理論，性別革命的上半場指的是“二戰(zhàn)”后女性活動場域由私人領域進入公共領域，性別革命的下半場本應是男性更多地分享家務和照料工作，推動公私領域的性別平等。但在大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大多數西方發(fā)達國家尚且遲遲未能進入性別革命的下半場。根據您在研究和教學中的觀察，中國性別革命的上半場是否已經完成？年輕一代的男性是否有走出傳統(tǒng)性別模式的自覺和可能？

計迎春：很難說性別革命的上半場是否已經結束，因為從女性的就業(yè)表現、教育成就等方面來看，我們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但是很多問題也客觀存在，從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母職懲罰、職場性別玻璃天花板，到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問題，都仍然頑固地存在著，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年輕男性也是有進步的，他們的性別平等意識以及對家務和照料的參與和上一代男性相比都是有所提高的，但是他們進步的速度和程度和女性相比差距還是非常大的。這種差距的后果就是女性的超載，中國女性的就業(yè)率和工作時長都排在世界前列，同時照料和做家務的時間又是男性的兩到三倍，這顯然超出了一個人可以負擔的范圍，即便通過動員雙系多代女性共同參與暫時維系了家庭的運轉，但這背后的成本實際上是相當高昂的，其中就包括生育率下降、年輕女性對親密關系的想象趨于負面等等。

澎湃新聞：本書結尾部分談到，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描繪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的理想生活畫面缺少了作為社會再生產的照料活動，從家庭社會學學者的角度出發(fā)，您心目中當代中國的理想家庭生活是怎樣的？

計迎春：放眼全球，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當下出現了很大的危機，這個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再生產的危機，當經濟增長以實現利潤為目標，必然會帶來過度的工作和人的異化，這樣的社會把再生產、照料都放在很邊緣的位置，而一個更公平的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經濟發(fā)展應該是以人的發(fā)展、人的需要為目的的。我們要持續(xù)地去思考和探尋何為更好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應該更有想象力地去設想未來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把生產、消費、再生產放到一個框架下，人的生活應該處于中心。

照料危機帶來了一個歷史性的契機。在中國，我們看到照料的匱乏實際上已經推動了中國現代家庭的革命性的變化，這些為應對照料匱乏而產生的轉化和革新帶來了權力的重組、資源的流動、情感的連接和女性地位的上升。長期來看，北歐社會雙職工雙照料者的家庭模式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制度上的建設，需要文化范式的轉化，要對過度工作的文化進行挑戰(zhàn)和修正。這是一個需要幾代人為之努力的系統(tǒng)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