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前后，冀南一帶的老鄉(xiāng)若是從威縣往東走，很可能會遇到這樣一件怪事：明明腳下這片地離清河、威縣城都不算遠，報案卻要跑到山東去，交稅也得記在山東東昌府的賬上。村里老人要是被問起“咱這地到底算哪兒的”，往往只會擺擺手，說一句：“亂著呢，官府的事?！?/p>

這種“人在河北，戶在山東”的尷尬局面，說白了，就是飛地問題。

所謂飛地，就是一塊行政上隸屬某地，卻在地理上與本土不相連，被其他行政區(qū)域包圍的區(qū)域。今天很多人知道北京、天津之間那塊被稱作“大三香”的河北飛地，卻未必清楚，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河北南部威縣、清河一帶，還曾插著幾塊山東省的“楔子”，它們歸山東東昌府的冠縣、臨清直隸州以及邱縣管轄，在地圖上看頗為扎眼。

這些小小飛地，和普通村莊沒什么兩樣，有廟有集市，有地有井，卻把當時的行政管理攪得一地雞毛。要弄明白這幾塊地是怎么形成的，就得把時間線拉長，從元代一路說起。

一、冀魯交界的“怪村”：設治局之前的亂象

在民國三十年之前，威縣、清河周圍的老百姓，對“臨冠丘”三個字并不陌生。不是因為有這么一個縣，而是因為這三個山東縣的“飛地”，就散落在他們身邊。

這些飛地在地圖上分布零碎，有的離原屬縣城直線距離幾十里甚至上百里，中間隔著的卻是河北的縣界。當?shù)厝烁苫?、娶媳婦、趕集，多半是和河北一邊打交道，可要論上級官府，卻要抄到山東那一套文書里。

更麻煩的是，飛地遠離本土，當?shù)毓倮舨蝗菀壮ｑv，公文傳遞也慢。治安一亂，土匪、地痞最愛挑這種地方下手。周圍河北縣衙名義上管不到，山東那邊又鞭長莫及，出了事誰都不愿多擔責任。久而久之，這些小地方名聲就不太好聽，被看作是邊緣地帶、藏污納垢的所在。

晚清地方文獻里曾有這樣的記載，大意是說冀魯交界一帶，“地處要沖，邊境紛雜，民多習拳，守望相助”。話說得客氣，意思卻很清楚：官府力量弱，村社自保強。為了防匪患、抗糾紛，不少村子會練拳習武，形成了很濃的民間武力傳統(tǒng)。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三年間，北方局勢仍舊紛亂，為了稍微理順這些散碎飛地的管理，山東方面和冀、魯兩省政府經過幾番折騰，干脆把散落在威縣、清河一帶的山東飛地合并起來，設立一個類似縣而又略低于縣的機構——“臨冠丘設治局”。顧名思義，這個設治局的管理范圍，就是原屬臨清、冠縣、邱縣的幾塊飛地。

“設治局”并不常見，它既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縣，又不完全是臨時機構，更像是為解決治理麻煩，專門為這一小塊地區(qū)量身定做的行政單元。設治局成立之后，稅收、治安、訴訟，終于有了一個相對統(tǒng)一的歸口，但這背后那些曲折的歷史原因，并沒有就此消失。

當年有人問一位地方官：“這幾塊小地兒，值得這樣折騰嗎？”對方回了一句：“地圖上就這么一點，可牽扯的是幾百年的舊賬，不好算?！?/p>

要想把這筆舊賬理清，還是得從元朝講起。

二、元明之交：投下食邑與衛(wèi)所遺緒

元朝進入中原后，對土地的處理方式和之前的中原王朝很不一樣。蒙古諸王、勛貴將領在戰(zhàn)時攻下的大片地盤，被朝廷以“投下”的名義賜給他們，作為食邑。所謂“投下”，就是封地，既是恩賞，又是權力的象征。

問題在于，這種賜地并不是整塊劃給，而是哪里打下來、哪里重要，就往誰名下記。結果許多貴族名下的土地，東一片、西一塊，毫無連貫性。貴族們的駐地所在，是他們統(tǒng)治的中心，其余散在各地的投下莊田，就相當于他們的“飛地”。

冀南、魯西這一帶，在元代是中原與北方草原勢力交錯、融合的區(qū)域，路、州、府的區(qū)劃里，出現(xiàn)帶“飛地”的情況并不少見。更別說到鄉(xiāng)村一級，某個村落的賦稅歸哪一路、哪一王，往往和地理位置關系不大，完全看朝廷最初是怎么分配。

這個習慣延續(xù)下來，到元末明初天下大亂，原本的投下制逐漸被打破，可一部分原先的土地劃分卻被后人“沿用”下來。地方文牒中某地歸屬某府、某縣，往往是依據(jù)舊檔案，而不是重新丈量。這樣一來，一些元代遺留下來的奇怪邊界，便順勢進入明代的行政體系。

到了明朝，造成飛地的情況又多了一層，那就是衛(wèi)所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政權后，大規(guī)模推行“軍戶”制度，在邊境要地、水陸交通要沖設衛(wèi)所，軍士世代服役，平時屯田，戰(zhàn)時出征。衛(wèi)所的土地來源，原則上講不擾動原有的民戶田產，多選荒地、官地或無明確主人的地塊，分給軍戶耕種。

這樣一來，衛(wèi)所轄地在地圖上就很難做到規(guī)整成片，更多是星羅棋布的屯田點，有的甚至跨越州縣界線。原本屬于某縣的部分土地，被劃作衛(wèi)所屯田，而衛(wèi)所又歸兵部、五軍都督府管理，與地方行政系統(tǒng)交叉并存，日后一旦衛(wèi)所改設為州縣，或者裁撤歸入附近州縣，這些散布各處的屯田地，很容易演變成飛地。

不過，得把話說明白：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這一帶，明代的衛(wèi)所雖有存在，但相較揚州、南京、通州那樣的重兵布防區(qū)域，軍力密度并不算高。衛(wèi)所因素對形成臨清、冠縣、邱縣的那些飛地的影響，并非最主要的根源，多半只是疊加效應。

綜合元代投下遺規(guī)與明代衛(wèi)所調整，冀魯交界的行政邊界，已經變得相當復雜。到了清代，朝廷總體上傾向“因仍舊制”，只做有限調整，能不動就不動。很多蹊蹺的邊界線，就這樣一路拖延，成為晚清地方官員的“歷史負擔”。

三、運河、漕運與制磚：小村莊牽出的“大任務”

真正把臨清、冠縣、邱縣的飛地“固定住”的，是京杭大運河和漕運體系。

自明清以來，山東東昌府是漕運重鎮(zhèn)，臨清更是運河上的一顆關鍵節(jié)點。大批南糧北運，必須在這里經過、轉運、檢查。東昌府屬縣承擔的漕糧任務不輕，為了方便折征、儲存、裝船，經年累月，沿著運河形成了不少專門負責漕務、倉儲、加工的村莊。

冠縣本是山東境內一個普通縣份，卻肩負著在直隸大名府附近交兌漕糧的任務。冠縣漕糧需要運到大名府境內的小灘鎮(zhèn)一帶集中處理。久了，冠縣在小灘鎮(zhèn)東北靠衛(wèi)河那一片，就形成了實際受冠縣控制的“廠地”。地方上稱“冠縣廠”。這里雖在地理上落進直隸的范圍，但在官府賬面上，卻掛在冠縣名下，這就成為冠縣在河北境內的一塊飛地。

類似的還有邱縣。邱縣隸屬臨清直隸州，它要交納漕糧，也離不開運河。漕糧運達運河沿線的關鍵點，需要有專門區(qū)域用來堆放、過秤、裝船。清朝光緒年間，邱縣在衛(wèi)河邊辦理漕務時，漸漸把館陶縣境內緊挨水面的東廠、西廠一帶收入自己管理。為了讓漕糧征集更順手，這些地塊便劃歸邱縣，后來發(fā)展成東廠村、西廠村這樣的村名。表面上只是幾片地名的變化，實際上卻意味著行政隸屬的調整。

更有意思的是制磚。明清兩朝，北京城的大部分城磚、城基所用的磚瓦，很大一部分來自運河沿線的良好粘土產地。臨清、館陶一帶土質適合制磚，兩縣附近的很多村莊承擔燒制皇城、官署、城墻磚的任務。為了集中生產，地方上開辟出一片片“廠地”，冠以某縣之名，專事燒磚。

館陶縣境內，就曾出現(xiàn)過“南館陶廠”、“馬欄廠”、“拳兒廠”等“廠”字結尾的飛地。這些地方名義上隸屬于承擔制磚任務的州縣，平時不燒磚時，土地又由本地農民租種。制磚任務一?；蛞晦D移，這些“廠地”的行政隸屬往往不再跟著調整，久而久之，就成了“掛在”別縣名下的零散地塊。

制磚、漕運，再加上沿河倉場、稅卡的設立，使得一些原本隸屬某府某縣的“功能性用地”，被安排在跨界的位置。職責在山東，實地在河北，人為制造出一批微小卻頑固的飛地。有的飛地只是幾百畝地，有的稍大一些，住上了穩(wěn)定的村落，人口逐漸增加，飛地的屬性卻沒有改變。

運河一日不停，漕運制度一日不改，這種“地在此，事歸彼”的格局，就難有根本變化。

四、開荒、人口流動與“事實上的飛地”

除去制度性的劃分，還有一種情況，表面看很平常，實則對飛地的形成推波助瀾，那就是開荒與遷徙。

明清時期，北方戰(zhàn)亂、災荒、疫病交錯出現(xiàn)，某些地區(qū)人口銳減，大片原本有人耕種的土地變成撂荒。對朝廷來說，這既影響稅源，也影響糧食產出，于是各級官府時常會頒布一些鼓勵開荒的規(guī)定，大意就是“誰先開墾，地就記在誰名下”，甚至給予一定年限的免稅期。

在人口相對密集、資源緊張的縣，農人往往會成群結隊，跑到鄰近人煙稀少的縣界外尋找荒地。這些外來開荒者往往并不急于改變戶籍，因為要遷戶就得重新登記、承擔征稅義務，反倒不如保留原籍方便。他們住在新墾的村落里，干的卻是“寄居”的活：土地在新縣，戶籍在舊縣。

久而久之，在一些邊遠鄉(xiāng)鎮(zhèn)，就出現(xiàn)一種奇怪局面：地面上看，這個村落完完整整在某縣的地圖里，但村民的籍貫記錄卻大多在另一個縣。遇到征糧、抓丁、服役等事，兩個縣都想往對方身上推。為了簡化管理，有時干脆把這些連成片的“外來村”統(tǒng)歸人口來源地所屬，形成在名義上、紙面上的“飛地”。

在冀南與魯西接壤地帶，這類因開荒形成的“事實飛地”，并不少見。有些在日后被調整回當?shù)乜h份，有些則因為涉及族群、宗族利益，久拖不決。對普通百姓來說，這種“地籍、戶籍兩頭掛”的局面，直接后果就是辦事不順、糾紛偏多。

臨清、冠縣、邱縣在威縣、清河一帶的飛地，綜合各種因素來看，很可能同時摻雜了元代投下食邑遺留、運河漕運功能用地，以及開荒移民的問題。衛(wèi)所的影響在這一帶相對較弱，不能完全忽略，卻不是主角。

當時一些地方志在描述這些飛地時，并不細追最初緣由，而只是簡單記一句“某地，本屬某縣，今仍照舊”，背后的歷史層層疊疊，只能從斷片的檔案和地名中，一點點重新拼合。

五、邊界之外：冀南飛地并非孤例

如果只看臨清、冠縣、邱縣的飛地，容易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跨省飛地是特別罕見的怪事。其實在威縣、清河周圍，類似的“掛在別人名下”的地塊，并不只有這三家。

直隸省內部，一些縣之間也存在小飛地，比如曲周、雞澤等地，就在界線上形成過不那么起眼的小塊“插花地”。只是因為都是直隸轄區(qū)之內，相互之間級別、歸屬差別不大，矛盾沒有那么尖銳，平時也多按約定俗成的方式處理，未必引起更大爭論。

相比之下，臨、冠、丘的飛地之所以顯眼，是因為它們屬于山東，而地理上卻完全落在河北境內，又靠近交通要沖。省界這條線在舊時就等于行政權力的分界線，哪怕只是幾座村莊，涉及的稅收、征兵、司法權，也要格外敏感。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政權更替、戰(zhàn)事頻仍，各級政府在重整地方行政時，已經意識到這些“殘存飛地”對治安和管理造成的影響。設置“臨冠丘設治局”，正是想在不一下子推翻舊有屬地關系的前提下，先找個折中的辦法，把分散的飛地統(tǒng)一歸口，方便發(fā)號施令。

對于設治局下的老百姓來說，最大的變化可能并不是地圖上的顏色變了，而是到衙門打官司、交賦稅，有了相對明確的對象。至于究竟是山東官還是河北官，很多人并不那么在意，只看辦事干不干脆。

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全國范圍內的行政區(qū)劃調整，這些歷史遺留的飛地，多數(shù)被重新劃歸鄰近的河北縣份，逐步消失在后來繪制的省界、縣界圖上。臨冠丘設治局這一名稱，也慢慢退場，不再出現(xiàn)在官方建制中。

不過，在威縣、清河和周邊縣份的鄉(xiāng)村里，偶爾還能聽到一些老地名，比如某某廠、某某莊，還隱約帶著當年冠縣廠、東廠、西廠的影子。河邊舊窯場的遺跡、村里老人口中的“當年給山東那邊交差”的話頭，像是碎片，零散地記錄著這一段曲折的邊界史。

行政區(qū)劃在地圖上看只是幾條線，人走在地上，忽略了紙面的邏輯，卻常常能感受到那些線背后的歷史拖痕。冀魯交界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飛地，從元代貴族食邑，到明清漕運制磚，再到民國設治局，每一步都沒有憑空出現(xiàn)，它們像小小的紐扣，把不同朝代的制度、不同地方的利益，一粒粒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