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在今天如此唾手可得，以至于我們往往忽略了，它竟和“四大發(fā)明”的兩項核心技術有關。

隨之而來的，是這樣一個疑問：為何這兩項足以改變世界的技術，在古代卻沒能引發(fā)相應的社會巨變？

活字印刷還原模型

其實，盡管擁有領先世界的印刷技術，書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是少數人的奢侈品。

在宋代印刷術成熟后的幾百年里，絕大多數人依然買不起書，甚至直到明代，手抄本依然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力量。

而這，正是周紹明教授在《書籍的社會史》中試圖拆解的核心謎題。這本書絕版多年，近日終于迎來再版。

《書籍的社會史》在舊書網上溢價多倍。

它在開篇就拋出了一個極具沖擊力的觀點：古代中國的“印刷革命”其實是一個極其緩慢，甚至有些“遲鈍”的過程。

01

印刷術背后的故事

為什么活字印刷術輸給了雕版印刷術

當我們討論書籍的歷史時，往往容易忽略它本身也是一種商品。

在書的第一部分，就揭示了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活字印刷在中國發(fā)明很早，卻輸給了看起來更原始、更費力的雕版印刷。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的早期印刷品之一。

通過對紙張、墨水，尤其是刻字人工成本的精細推算，他發(fā)現雕版印刷之所以沿用千年，是因為它完美契合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

雕版雖然前期投入大，但它不需要車間鑄造活字，也不需要昂貴的機器和廠房，雕版刻工的工資低廉且效率極高，且中文活字不比英文，有幾萬個之多，活字的各種費用對于初創(chuàng)企業(yè)來說難以承擔。

“宋體字”又稱“匠體字”，它的出現降低了支付給抄手和刻工的成本。

此外，雕版一旦刻成，版材可以保存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并且可以做到隨用隨印，這對于需求量極小、流轉周期極長的學術著作和家譜來說，是最經濟的選擇。

書中指出，長期存在的廉價剩余勞動力，很大程度上使得抄本直至16世紀都比印本便宜。與此同時，印本在16世紀的崛起并不妨礙抄本的使用，事實上，書印得越多、流傳得越廣，越會在傳播初期產生抄本。

02

古人想要讀到一本書

這件事究竟能有多難

在古代中國，獲取一本書究竟有多難？舉例來說，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遺書中，八千多件文書里竟然只有二十件是印刷品。

這意味著，在印刷術發(fā)明兩百多年后，印本在知識傳播中依然處于極其邊緣的地位。即便在被視為文化巔峰的宋代，印刷業(yè)也僅僅局限于杭州、四川等極少數地方，對于絕大多數地區(qū)的讀者來說，印本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稀缺資源。

為了找一本書，南宋詩人陸游曾跨越一千多英里前往四川，只為尋找在江南難覓蹤影的典籍。哪怕到了明代初期，這種匱乏依然沒有緩解，反而因為戰(zhàn)亂和政策經歷了嚴重的衰退。

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經典，如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的文集，在當時的市面上竟然難尋蹤跡。內閣重臣楊士奇為了湊齊一部完整的《文選》，耗費數十年搜求殘本，最后還是帶著“書板多闕”的遺憾為子孫寫下跋語。

楊士奇（1365年—1444年），明朝內閣首輔、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這種“無書可觀”的焦慮，貫穿了宋到明中葉。周紹明教授提醒我們，直到16世紀——也就是距離雕版印刷發(fā)明整整八個世紀后——印本才真正實現了對抄本的全面優(yōu)勢。

在那之前，無論是貧寒學子還是高官顯貴，都共同生活在一種關于知識短缺的挫敗感之中。這種長期的匱乏，也深刻地塑造了文人對書籍那份近乎執(zhí)念的渴望。

03

私人藏書秘不示人

書籍作為一種文化資本

既然書籍如此昂貴，私人藏書往往處于“秘不示人”的幽閉狀態(tài)。這種保守并非全然出自吝嗇，也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生存策略。

對于一個士大夫家族而言，珍稀書籍首先是昂貴的物質財產，它不像土地那樣要被征稅，而且還能夠保值增值，而持續(xù)性的排他手段有助于增長和維持它的價值。

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書樓，明清時期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1560年前后由富有的寧波官員范欽建立。

此外，珍稀圖書也是維持家族聲望、壟斷知識解釋權的“文化資本”，藏書家們可以利用他們的藏書去當教書先生，可以以此通往士人社會的更高圈層，還可以用藏書來補償科場上的失意。

值得一提的是，私人藏書秘不示人給中國近世的思想圖景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周紹明教授看來，這使得人們更喜歡通過對話來進行深入討論，并導致對記憶的嚴重依賴（因為書籍的珍稀難得）。

直到17世紀，極少有宋明時期的大思想家擁書百城，這可以解釋王陽明及其眾多弟子為何強調實踐勝于知識，也可以部分解釋明人在史學、考證等領域造詣的膚淺。

但他也提醒我們，不應簡單地將藏書家斥為自私的守財奴。在這一現象的背后，隱藏著私人藏書樓在制度缺失下所承擔的巨大壓力。在古代極度缺乏公共圖書館投入的背景下，這些私人收藏被迫肩負起了難以承擔的公共職能。

17世紀中葉江南書籍批發(fā)和零售市場

為了在不花費巨資的前提下豐富自己的知識，古代學者們想了各種辦法，其中很重要一個是形成共享藏書的小圈子，不過即便在晚明，廣大的學術上的“知識共同體”仍是空中樓閣，一直到了清代，在皇權推動下的政府藏書才建立起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考證研究的流行。

04

讀書是第一等事？

一個愛讀書但不“入流”的鞋匠故事

這本書的最后一章將目光轉向了更廣闊的社會。

在清代，社會對文字和書籍存在著一種近乎宗教般的崇拜，這集中體現在當時風靡全國的“敬惜字紙”傳統(tǒng)與“惜字會”活動中。

寧波惜字會的拾字紙者

人們小心翼翼地收集每一片帶有文字的碎紙并舉行儀式焚化，試圖以此為個人和家庭積累功德。

然而，周紹明教授敏銳地指出，這種對文字的禮敬，本質上仍是局限于個人與家庭，它并沒有催生出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讀者與讀者之間相互連接的“公共意識”。

他認為，士人自身身份與文化社會的整合，成為這一時期的關鍵問題，而最能體現這個維度的，是乾隆年間一個蘇州修鞋匠錢近仁的故事。

錢近仁是一個典型的邊緣人：幼年失學，身為孤兒，靠修鞋維生。但他對文字有著近乎宗教般的虔誠。為了認字，他每識一個字便付給鄰家孩子一個銅板；為了讀書，他在寺廟和書鋪打雜以換取閱讀機會。

在他貧病交加死于饑荒后，蘇州的名士們出于對其“好學”美德的敬重，合力將他葬在了眾多名流安息的虎丘山下，并由高官為其撰寫墓碑。

江蘇蘇州?丘錢近仁墓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勵志神話，它的背后卻隱藏著深層的冷漠與隔閡。書中指出，救助錢近仁的儒醫(yī)王丙雖與他同處一室，卻幾乎從未與他真正交談；那些“折節(jié)與之交”的文人，并未表現出對錢的強烈興趣和深厚友誼。

在那個時代，書籍可以是一種信仰，可以是一件昂貴的投資，也可以是實現躍遷的敲門磚，但它始終沒能變成一種能夠整合社會、打破孤島的公共力量。

在電子書和AI全面發(fā)展的今天，重讀這本書依然有著特別的意義。它讓我們看到，如果知識只是停留在那里，那么它注定是“死”的。

“書籍”的價值不在于它的載體，而在于它如何在社會中流通并被人掌握，如何從冰冷的數據變成一種改變命運、打破隔閡的真實力量。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愿我們不只是信息的搬運工，而是那個能讓知識“活”過來、賦予它力量的人。

你之前閱讀過這本書嗎？

關于中國書籍史你還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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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將從中抽選2位留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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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史名著全新再版，

全面提升譯文與裝幀，

一本易讀宜藏的經典

一本書還原英國閱讀生活

-End-

觀點資料來源：

《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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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或許落寞，書史終將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