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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中旬，王洪文背著政治局和周總理，坐專機飛到長沙，向毛主席誣告小平，企圖阻止他擔任第一副總理。

后來毛主席逝世、四人幫倒臺、小平同志復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系列重大歷史事相繼發(fā)生。

歷史翻開了新一頁，1980年中央決定公審“林、江反黨集團”，小王的“長沙告狀”自然成了重要罪行。

特別法庭根據(jù)有關領導同志的意見，將“長沙告狀”作為第一審判庭的首次庭審。

但誰也沒想到，庭審后國內(nèi)外對此都有反應。

國外的新聞媒介對此表示“不理解”，國內(nèi)參加法庭旁聽的代表，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因為“四人幫”利用合法地位“告狀”，是想阻止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這的確是陰謀詭計，但在組織上是合法的。

小王當時是黨的副主席，他去向主席匯報“工作”，即便內(nèi)容不正確，程序上也沒有錯，以此定罪是不恰當?shù)模?/strong>

如果僅僅因為匯報內(nèi)容不實就定罪，那以后黨內(nèi)誰還敢向中央?yún)R報工作？這會徹底破壞黨內(nèi)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

類似的說法社會上有不少，外界的反應與法庭開始時的初衷，出現(xiàn)了背道而馳。

從純粹的法律和組織程序角度來看，小王的行為屬于黨內(nèi)斗爭和政治權謀的范疇，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反革命罪行。

特別法庭的審判員王文正，在庭審前就提出過不同意見：

王洪文以中央副主席的地位，向毛主席反映情況，盡管其用心險惡，有誣告行為。 但這是符合組織原則的，是合法的，而以此作為反革命罪提出起訴，是要考慮的。

可惜當時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兩案”的審判指導委員會，還是將“長沙告狀”作為第一條重磅罪狀來起訴，想以此作為突破口。

發(fā)現(xiàn)國內(nèi)外輿論對此產(chǎn)生爭議后，特別法庭內(nèi)部也展開了激烈討論。

一部分同志認為，審判本身就是“走過場”，是對“四人幫”進行政治清算，程序只是披上合法外衣。

只要能達到政治目的，程序就可以簡化甚至扭曲，“四人幫”罪惡滔天，已是“國人皆曰可殺”。

“四人幫”當政的時候，從來不走法律，肆意用政治手段迫害無辜，現(xiàn)在他們倒臺了，憑什么受法律保護？

何況“四人幫”自己都已放棄辯護（其實是阿姨、春橋、小王放棄，姚文元沒放棄），更說明程序無足輕重。

另一部分同志認為，即便審判有強烈的政治背景，也必須嚴格遵循法律形式。

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對前高層進行公開審判，必須為后世確立“依法審判”的先例。

不能開“因人設法”、“程序虛無”的惡例。

審判要經(jīng)得起歷史和國內(nèi)外輿論的檢驗，如果程序有明顯瑕疵，判決的合法性和正義性會大打折扣。

“文革”十年是對法律和一切規(guī)則的徹底破壞，要做好“撥亂反正”，就必須從最細微的程序正義開始重建。

哪怕這個“形式”一開始很薄弱，也必須先把它立起來。

現(xiàn)在“四人幫”有三人拒絕辯護，本來就是在否定法庭的正義性，不能再給他們提供話柄。

“長沙告狀”這件事，恰好處于政治錯誤與刑事犯罪的模糊地帶。

是否將其作為主要罪狀，最能檢驗審判是“政治表演”還是“司法審判”。

如果強行將它定罪，等于向全世界宣告：政治斗爭失敗方的一切行為，都可以被隨意追溯為刑事犯罪。

這就模糊了政治與法律的邊界，產(chǎn)生“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惡劣示范，后患無窮。

如果將這件事排除，則意味著法庭承認了 “政治歸政治，法律歸法律” 的底線原則。

即便對“四人幫”這樣被定性的集團，也只用他們確鑿觸犯刑法的行為（如策動武裝叛亂、制造武斗傷亡）來定罪量刑。

經(jīng)過反復爭論和交流，最終“重程序”的一方說服了大家。

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據(jù)理力爭”，更是因為當時“文革”剛結束，整個國家和黨內(nèi)外，都彌漫著對“無法無天”狀態(tài)的深惡痛絕。

大家對都穩(wěn)定、可預期的規(guī)則和秩序，擁有強烈渴望。

維護審判的程序公正，是回應這種社會心理、重建執(zhí)政合法性的迫切需要。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做法極其有效，阿姨發(fā)現(xiàn)“長沙事件”不追究后，也接受了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自己做辯護。

小王態(tài)度也明顯變化，對自己的錯誤有了明顯認識，不再抱怨“成王敗寇”，而是在減刑上開始想辦法。

1980年的這場爭論和最終選擇，其意義遠超審判本身。

它確立了“程序意識”的起點，即使最具政治性的審判，也不能完全拋開程序。

這為后來“依法治國”理念的逐步發(fā)展，埋下了一顆雖然微弱，但極其重要的種子。

它避免了用法律手段，清算一切政治分歧的先例，為日后處理歷史問題，劃定了一條謹慎的界限。

這次審判的經(jīng)驗與教訓，直接體現(xiàn)在后來《刑事訴訟法》的修訂與完善中，強調了對被告人辯護權等程序權利的保障。

從某種程度來說，審判“四人幫”是我國法治理念中，一個極為關鍵的轉折點。

司法界和黨內(nèi)有識之士，在極端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對法治程序的尊嚴進行了堅守。

這場爭論及其結果，對中國后來的法治建設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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