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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宋雪濤 歷夢穎

來源 | 雪濤宏觀筆記

編輯 | 楊蘭

審核 | 浦電路交易員

通道信用一旦受損，就難以恢復。紅海動搖的是路，霍爾木茲動搖的是貨源本身。即使貨還在、路還通，信用崩了，流量就回不來。

美以伊沖突已進入第二個月。在常規(guī)軍事力量處于劣勢的情況下，伊朗采取了不對稱作戰(zhàn)路線：將戰(zhàn)略支點移向霍爾木茲海峽。

邏輯并不復雜——海峽一旦出現(xiàn)變數(shù)，壓力首先擊中高度依賴中東能源與原料的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隨后外溢至歐洲，最終以盟友施壓的方式反向傳回華盛頓。這不是正面對抗，而是以全球供應鏈為杠桿的橫向施壓。與此同時，胡塞武裝在曼德海峽待機，兩個海峽南北呼應，構成雙重戰(zhàn)略施壓節(jié)點。

伊朗并未宣布封鎖，對外口徑是“許可制、選擇性放行”——船只需提前協(xié)調、取得通行許可，對敵對國家船舶保留拒航權。精妙之處在于將“是否封鎖”這一清晰問題，轉化為“誰能過、在什么條件下過”的持續(xù)模糊狀態(tài)。公開封鎖會立刻觸發(fā)明確的軍事反應，而這種模糊管控，殺傷力未必更低，卻更難被反制。

根據(jù)Clarksons Research，截至2026年4月2日的數(shù)據(jù)，霍爾木茲海峽過境量較沖突前下降約95%，日均過境船只從125艘跌至8艘，其中影子艦隊占比從戰(zhàn)前15%飆升至60%，意味著正常商業(yè)航運已基本撤離，留在通道里的是規(guī)避制裁的灰色運營，而非正常貿易秩序。

01

舊秩序的失效

這種局面，歷史上并非沒有先例。兩伊戰(zhàn)爭期間，雙方共攻擊波斯灣商船逾400艘，其中約六成為油輪。據(jù)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Strauss Center研究顯示，遭攻擊油輪中約23%沉沒或被判定全損。但戰(zhàn)爭結束后，通道逐漸恢復，供需結構基本回到原位——油價中樞有所上移，卻并未發(fā)生供應端的結構性重塑。

舊秩序的修復依賴三個條件同時成立。其中最具決定性的是美國提供了海上安全秩序：1987年啟動Operation Earnest Will，為重新掛美國旗的科威特油輪提供海軍護航，1988年又在Operation Praying Mantis中重創(chuàng)伊朗海上力量，將沖擊控制在可管理范圍內。

正是這一軍事背書，重建了霍爾木茲的通道信用，讓航運業(yè)相信通道是安全的、貿易是可以恢復的。另外兩個條件則提供了等待的空間——需求側沒有可替代選項，能源消費國別無他路，只能等待供給恢復。全球供應鏈尚未深度整合，中斷的傳導范圍有限，系統(tǒng)性風險遠不及今日。

而如今，這三個條件已同時改變。軍事背書層面，美國如果既要壓制伊朗軍力、又要同時為商船護航，兩線并行將使其捉襟見肘。更深層的問題是，冷戰(zhàn)結束后數(shù)十年的戰(zhàn)略消耗與軍力收縮，美國海軍早已不復兩伊戰(zhàn)爭時期那種壓倒性的單邊投送能力——而那恰恰是當年護航機制得以運轉的根本前提。需求替代層面，新能源已具規(guī)模，消費國有動力也有能力主動重構能源消費結構，不再只能被動等待。供應鏈層面，全球深度整合之下，任何持續(xù)沖擊都會觸發(fā)系統(tǒng)性重組，留給舊秩序自我修復的時間窗口大幅收窄。

舊的修復機制所依賴的前提不再存在，意味著即使戰(zhàn)爭結束，情況也不會簡單回到從前——供應結構本身將被迫重塑。

這并非推斷，而是已有先例可循。

紅海自2023年底危機以來的復航軌跡，正是這一判斷最直接的現(xiàn)實注腳。胡塞武裝襲擊商船后，大量船只被迫繞行好望角。這本質上是一場運輸端危機——貨物依然存在，只是路變長了，成本變高了。與霍爾木茲的供給端沖擊相比，烈度要低得多。但即便如此，超過兩年過去，紅海航運始終未能恢復正常。

根據(jù)Clarksons Research 2026年2月數(shù)據(jù)，亞丁灣船舶日均通行量較2023年正常水平仍下降約70%。分船型來看，集裝箱船通行量下降約86%，LNG運輸船下降約95%，散貨船下降約56%。與此同時，好望角通行量較2023年增加約93%，仍有約717艘集裝箱船、69條航線維持繞行狀態(tài)。盡管2025年底通行量曾出現(xiàn)小幅回升，但進入2026年后再度趨于平穩(wěn)，并未延續(xù)復蘇勢頭。馬士基等頭部班輪公司雖開始試探性恢復部分航線經(jīng)蘇伊士運河通行，但整體市場對大規(guī)模復航仍保持謹慎。

根本原因在于，通道信用一旦受損，就難以恢復。停戰(zhàn)不等于恢復原狀——即使貨還在、路還通，信用崩了，流量就回不來。

霍爾木茲面對的是更深一層的問題。紅海動搖的是路，霍爾木茲動搖的是貨源本身。這場危機最終將把全球供應鏈推向何處，正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02

新秩序重塑中的眾生相

霍爾木茲海峽的影響范圍，不止于能源。其過境貨物流動，實質上構成了四類關鍵供給鏈條。

第一類是能源，包括原油、LNG、LPG及成品油，是全球工業(yè)與運輸體系的基礎輸入。第二類是工業(yè)原材料，包括石腦油、甲醇等，直接支撐化工及制造業(yè)生產。第三類是農業(yè)原料，包括硫磺、合成氨等，是全球糧食生產的關鍵物質基礎。第四類是高端制造關鍵材料，比如鋁、氦氣的供給中斷將直接影響半導體、新能源及航天等高端產業(yè)的正常運轉。

這四類鏈條的共同特點在于，其終點并非大宗商品本身，而是具體的產業(yè)部門——從汽車、紡織、包裝，到糧食種植、半導體、新能源電池、高端裝備制造等。因此，一旦受阻，沖擊不會止步于油價，而是沿產業(yè)鏈縱深傳導，最終作用于實體經(jīng)濟的廣泛部門。換言之，霍爾木茲并非單一能源通道，而是嵌入全球工業(yè)體系的關鍵供給節(jié)點。

然而，不同品類所承受的沖擊烈度并不相同。這種差異，本質上由三個變量決定。第一是通道暴露度，即該商品對霍爾木茲通道的依賴程度有多高。第二是短期可替代性，即封鎖發(fā)生后，能否找到替代來源、動用庫存、或切換工藝路線加以對沖。第三是下游滲透度，即價格沖擊一旦發(fā)生，會波及多少產業(yè)鏈環(huán)節(jié)，傳導能走多深。

三個變量疊加，決定了沖擊的實際烈度。高暴露，沖擊就會發(fā)生。低替代，沖擊就難以被吸收。高滲透，沖擊就會向下游快速蔓延。三者同時成立的品類，將是本輪危機中壓力最為集中的風險節(jié)點。

本輪沖擊中，能源體系之所以成為最核心的風險源，在于其同時具備"高暴露、低替代、高滲透"三重特征的疊加。

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能源貿易無可替代的咽喉。每日經(jīng)由該通道運輸?shù)氖图s占全球海運石油貿易的四分之一，LNG約占五分之一，且流向高度集中，超過八成指向亞洲市場。一旦通道受阻，沖擊不會被分散，而是集中釋放至同一需求區(qū)域。

從歷史對比看，本輪供給中斷的規(guī)模已顯著超出既有經(jīng)驗框架。過去七十年間，每一次重大能源危機都伴隨著一定規(guī)模的備用產能作為緩沖——1956年蘇伊士危機中斷約10%的供給時，備用產能約35%；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中斷約7%時，備用產能約8%；1990年海灣戰(zhàn)爭中斷約9%時，備用產能約4%。而當前沖擊已接近20%，全球可動用的備用產能幾乎為零。這是二戰(zhàn)以來規(guī)模最大、也最缺乏對沖手段的一次能源供給中斷。

問題不僅在于通道受阻，更在于缺口無處填補。原油并非完全無替代路徑，但所有潛在替代均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有效補充——大多數(shù)閑置產能仍位于霍爾木茲以內，繞行管道容量有限且安全性已遭削弱，戰(zhàn)略儲備只能平滑節(jié)奏而無法持續(xù)供給。亞洲煉廠長期圍繞中東中重質原油進行工藝設計，短期切換輕質替代油在技術層面亦存在摩擦成本。

LNG的約束更為剛性。卡塔爾與阿聯(lián)酋的出口物理上高度依賴霍爾木茲，封鎖即意味著直接中斷。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等主要供應方均已接近滿負荷運行，全球液化能力幾乎沒有冗余空間。3月初拉斯拉凡工業(yè)城受損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約束——2列液化裝置及1套氣轉油裝置停運，損失產能約1,280萬噸/年，占卡塔爾總產能約17%，受損產能恢復需3至5年，即便沖突緩和，未受損裝置恢復至正常水平也需3至4個月。?；鸩坏扔诨謴停贚NG體系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供給無法替代，壓力便只能向下傳導。從下游滲透路徑看，能源沖擊的擴散幾乎覆蓋全部產業(yè)部門。原油價格通過物流成本與原材料成本兩條主線同步傳導，運輸、制造等環(huán)節(jié)均難以規(guī)避。LNG則沿電力、化肥、工業(yè)燃料及化工原料四條路徑擴散，對工業(yè)生產體系形成更深層的成本擾動。兩者疊加，使能源價格不再是單一商品的波動，而是轉化為全局性的成本中樞抬升。

沖擊在不同經(jīng)濟體之間呈現(xiàn)出明顯的分層特征

壓力最為集中的，是供給與價格雙重承壓的東亞與東南亞制造業(yè)核心經(jīng)濟體。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對中東油氣的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分別達21%、33%、27%，本地能源生產幾乎為零，既無煤炭切換空間也無管道氣替代來源，綜合抗沖擊系數(shù)均不超過13%。泰國（直接依賴27%，抗沖擊31%）與菲律賓（直接依賴10%，抗沖擊10%）處境類似，供給中斷將首先沖擊電力供應，進而向工業(yè)生產與居民生活傳導。新加坡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煉化與轉口樞紐，油氣總依賴度接近100%，綜合抗沖擊系數(shù)僅1%，對沖擊的敏感性在所有經(jīng)濟體中最為突出。

歐洲更多體現(xiàn)為價格沖擊通過成本鏈條向工業(yè)與消費端傳導。希臘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高達56%，綜合抗沖擊系數(shù)僅20%，供給與價格壓力并存。意大利直接依賴度僅9%，但油氣總依賴度達75%，抗沖擊系數(shù)18%，制造業(yè)與居民能源成本將隨油價上行同步抬升。荷蘭作為歐洲重要的能源轉口樞紐，直接依賴14%，油氣總依賴66%，抗沖擊系數(shù)26%，價格傳導壓力同樣不可忽視。

相比之下，具備本地能源替代能力的經(jīng)濟體抗沖擊性明顯更強。中國內地（大陸）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僅7%，煤炭與可再生能源在終端能源中占比較高，綜合抗沖擊系數(shù)達76%，供給側具備較強緩沖。印度直接依賴13%，煤炭占終端能源約44%，抗沖擊系數(shù)56%，具備一定的切換空間，但切換速度有限，電力供應仍將承壓。美國作為能源凈出口國，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接近零，供給端沖擊相對有限，抗沖擊系數(shù)70%，主要承壓路徑是油價上行推升國內通脹。

這場危機的核心，在于伊朗把霍爾木茲海峽變成了卡住全球能源供應鏈的關鍵節(jié)點。能源市場受到的沖擊，早已不再是階段性的價格起伏，而是逐漸形成了結構性的供給緊張。在這一背景下，亞洲主要制造業(yè)經(jīng)濟體最先受到影響，再加上LNG產能恢復周期漫長、海上安全保障力度減弱、關鍵航道的可靠性下降，原有的能源供應格局正逐步松動，全球工業(yè)體系也不得不在成本更高、不確定性更強的環(huán)境下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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