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去已經(jīng)三年三個月了，很多事都恢復了原樣，只有大學的門，至今還半開半合。想進北大清華轉(zhuǎn)轉(zhuǎn)，得先搶預約名額，跟春運搶票一樣難，沒搶到？找黃牛，兩百起步，甚至三百往上。

2025年9月，清華大學通報說，兩名教職工因為帶人進校被拘留了，還有學生勾結(jié)“黑導”發(fā)展下線，賺了不少。通報措辭罕見地強硬，媒體也輪番追問：大學屬于誰？該怎么開放？
可罵完之后會發(fā)現(xiàn)，這些高校還是那樣，裝睡的繼續(xù)裝睡。門，就是不開。
說起來你可能不信，中國的大學，曾經(jīng)是沒有墻的?；蛘吒鼫蚀_地說，中國的大學，經(jīng)歷過一個“有墻—拆墻—建墻—封門”的過程，每一步都走得熱鬧，每一步又都透著荒唐。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學搞過一陣“開門辦學”。什么叫開門辦學？就是老師學生走出校門，到工廠農(nóng)村去，到工農(nóng)兵中間去，還把人請上講臺。1967年《人民日報》介紹同濟大學的改革，讓學校、設(shè)計單位、施工單位三結(jié)合，搞教學、設(shè)計、施工一體化；1969年復旦大學辦“五七文科”，要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線辦文科”。那陣仗，轟轟烈烈，大學與社會之間幾乎沒有什么邊界可言。
當然，這種“開門”后來走了樣，也不必多說。但至少那個年代的人還記得，大學是可以隨便進的。2006年以前，北京的大學基本都是隨意進出，去北大逛逛三角地、聽聽講座、買買書，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那時候的校門，不過是一個通道，不是一道閘。
后來墻就慢慢砌起來了。
說起來，中國的大學本來就有圍墻。不是這幾十年才有的事，而是從根子上就帶著的。幾千年來，有城就有墻，宮有宮墻，園有園墻，廟有廟墻，老百姓的院子也要砌一圈墻。錢鐘書把婚姻比作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想出來，這話擱在今天的大學身上，倒也貼切，只不過想進來的人要托黃牛，想出去的人得找教務。

北大的圍墻問題，繞不開一個人：陳平原。這位北大教授說，理想中的大學應該沒有圍墻，任何一個公民，只要有時間有精力，聽得懂相關(guān)課程，大學就應該向他們開放。他還講過一件事，說當年沈從文報考北大名落孫山，就在北大旁聽課程，后來成了大作家。換了今天，沈從文大概連校門都進不去，更不用說坐在教室里聽課了。
其實北大自己也不是沒拆過墻。1993年，北大推倒了南門外600米長的圍墻，建起2.5萬平方米的商業(yè)街，成了國內(nèi)最早拆圍墻的高校。那年頭的大學，開始琢磨著走向市場，和社會打成一片?？傻搅?001年，這面墻又被砌了回去。陳平原的分析是，拆墻象征著大學走出象牙塔、強調(diào)市場與社會，而重建南墻，則是因為意識到此舉沖擊了教學科研水平，使原本學理深厚的北大變得急功近利起來。可笑的是，北大不因為有了圍墻和不讓人進就變得不急功近利！然而有形的圍墻拆了又建，無形的圍墻建了又拆，大學在世俗化和低俗化之間反復橫跳，始終找不到一個舒服的姿勢。
疫情期間，全中國的大學都關(guān)上了門。起初是因為防疫，進出要登記，要測溫，要審批，后來就是“非必要不出?！?，再后來，解封了，校門卻沒有跟著開。綿陽城市學院的學生在留言板上罵，說學校從2020年就開始封校，到了2021年底還在用釘釘請假審批，沒疫情的時候也打著安全的名義不讓出門，教職員工家屬反倒來去自如。這位學生的質(zhì)問在今天的回響更大了：為什么連自己學校的學生想出門都難如登天，外面想進來的人卻被黃牛明碼標價？這道墻，到底是在保護誰、又在把誰關(guān)在里面？

三年過去，墻留下來了，而且越砌越厚。2025年寒假，“參觀清華”小程序顯示節(jié)假日每日只放6000個名額，還要抽簽，北大的預約名額更是連公開數(shù)字都沒有。全國147所“雙一流”高校里，超過一半的程序上允許公眾入校，但基本都要實名、限額、報備審批。
不過，真正讓這道墻變得荒誕的，不是它有多高，而是墻里墻外都在做的事。
墻外面，黃牛們把進校名額炒成商品，200塊起步，有教職工參與其中被拘留；墻里面，綿陽城市學院的學生們兩年出不了門，連“非必要”的邊界在哪里都說不清楚。有網(wǎng)友在熱搜上諷刺：“要是自家孩子在客廳學習，你會把電視開到最大聲嗎？”話是有點糙，但道理不糙，大學的門是用來學習和交流的，不是用來鎖著玩的。更扎心的是網(wǎng)友的質(zhì)問：“管控越森嚴，越容易滋生黃牛、黑導游”。
有人拿外國大學說事，說人家沒有圍墻，沒有保安，想進就進。北大秦春華教授專門寫文章解釋，說美國大學之所以沒圍墻，最根本的原因是“不需要”三個字：斯坦福占地35平方公里，砌墻成本夠再建兩所分校了；哥大夾在曼哈頓的街道之間，想圍也圍不起來。圍墻和大學精神，或許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沒圍墻”是“自由開放”的一種象征，恐怕也不是牽強附會。
反過來也一樣，有圍墻不等于就要把門鎖死。國外大學不需要圍墻就能保障安全和秩序，不等于我們有了圍墻就必須把所有人都擋在外面。
再說回北大學生沈從文的舊事。沒有沈從文，照樣會有李從文、王從文。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教室、一張課桌、一個聆聽的機會。而今天的大學，給不了。2023年，一個在河南三本上學的女生想去北大旁聽暑期課程，提前七天守著小程序搶預約名額，秒沒。她繞著北大探了5個校門，發(fā)現(xiàn)每面圍墻都加了鐵絲網(wǎng)，兩米半高，把她隔絕在外面。

這個時代不缺高樓大廈，不缺五星級酒店里的學術(shù)會議，不缺收費上萬塊的“清北研學團”。缺的是一道真正打開的門。
北大門口的鐵絲網(wǎng)還在加高，清華門外的黃牛還在加價。校方說“安全”，說“秩序”，說得冠冕堂皇?？衫习傩招睦锒济靼?，這堵墻保護的不是師生的安寧，而是某些人既得利益和安全感的體面包裝。
北大的故事告訴我們，三十年拆了又建，墻外的商業(yè)街墻里頭的書桌，誰贏誰輸，大家都看得清楚。圍墻這東西，砌得越高，人心就越遠。而人心一旦遠了，再想拉回來，就不是拆一堵墻那么簡單的事了。
大學的門什么時候才能真正打開？這個問題，也許比我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但歷史終究會給出答案：一道關(guān)上的門，不可能永遠關(guān)著。真正的問題不是開不開，而是當門打開的那一天，圍墻里的人還愿不愿意走出來，圍墻外的人還記不記得進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