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7年總統(tǒng)大選日益臨近，極右翼和激進左翼都開始直面身份認同問題。殖民史專家帕斯卡爾·布朗夏爾在接受采訪時指出，這一現(xiàn)象表明，法國亟需通過政治方案來彌合社會分歧。距離2027年法國總統(tǒng)大選還有三年時間，為什么身份認同問題在公共討論中占據(jù)了如此大的比重？

無論我們是否愿意，身份認同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它將成為下一屆總統(tǒng)競選的核心議題之一，盡管并非唯一焦點。在法國，歷史、人民與宏大敘事共同塑造了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

以殖民史為例，這一話題至今仍是禁忌，但它卻真切地存在于我們的街道、記憶與日常生活之中。它揭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現(xiàn)象：沒有哪個社會經(jīng)歷過如此突然且劇烈的變遷，大量人口在一個經(jīng)歷過非殖民化進程的國家定居下來。

如今，超過2000萬人的祖父母出生于法國過去或現(xiàn)在的海外領(lǐng)地。我們不能對這種歷史遺產(chǎn)視而不見。

部分法國人的祖父母曾是“原住民”，而另一部分人的祖父母則是“殖民者”，這意味著前者在歷史上曾被剝奪了一切權(quán)利。我們必須學會傾聽這段歷史，以便共同跨越這些分歧與創(chuàng)傷，而不是永遠被困在其中。

激進左翼政治家讓－呂克·梅朗雄提出了“新法國”的話語體系，聲稱法國人口因持續(xù)的移民潮和世代交替而不斷發(fā)生變化。您如何解讀這一觀點？

在身份認同問題上，真正深入審視過社會及其分歧的政黨只有兩個：極右翼的國民聯(lián)盟和激進左翼的不屈法國黨。讓－呂克·梅朗雄對這一問題尤為敏感，這既源于他作為摩洛哥法裔僑民后代的個人背景，也與他高度關(guān)注自身選民群體有關(guān)。

一方面，他通過“新法國”的理念引入了一種積極的愿景。這讓人們感覺到，未來可以建立在這一歷史遺產(chǎn)之上，主動將法國視為自己的歸屬，而不是被動地忍受。在這一點上，不屈法國黨與只尋求排斥異己的國民聯(lián)盟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另一方面，梅朗雄將這種愿景與他口中排斥這一新趨勢的“陳腐”法國區(qū)分開來，從而制造了一道新的裂痕。所謂“新法國”，即基于所遭受的歧視來構(gòu)建共同命運的理念，可以被視為極右翼“這是我們的家園”口號的對立面。

與國民聯(lián)盟的口號一樣，它也人為地劃定了兩個對立的群體。這正是政治口號的運作機制：團結(jié)一部分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只不過這一次是沿著身份認同的脊梁進行切割。

這種口號帶有潛在的風險，它排斥特定人群，并以膚色為標準將人們聚集在一起，這實際上是一種重新種族化的做法。盡管如此，這依然是一個極具煽動性的口號。隨著2027年大選的臨近，左翼和右翼陣營都應(yīng)當對此進行深思。

為什么其他政黨在處理這個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對此感到恐懼。一些政黨選擇保持沉默；另一種策略是回歸普世價值，但缺乏批判和反思的普世主義顯得過于膚淺。

社會黨左翼在這一問題上已經(jīng)嚴重滯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拒絕承認身份認同問題和殖民歷史的沉重包袱，反而試圖將其抹去。

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黨曾天真地認為，只要宣布自己反種族主義，并從道德制高點來處理這個問題就足夠了?，F(xiàn)實表明這種做法已經(jīng)失效，這也正是今天不屈法國黨能夠在這一議題上掌握話語權(quán)的原因。

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種族主義言論依然甚囂塵上。我們在針對移民背景市長當選的反應(yīng)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在市政選舉之后，一種以排斥和邊緣化“他者”為特征的陳舊種族主義思維再次浮出水面。這并非什么新鮮事，它同樣是殖民遺產(chǎn)的一部分。

當一名黑人排除萬難贏得選舉并領(lǐng)導地方政府時，外界往往會貶低他的勝任力與才干，甚至大肆渲染其所謂的危險性。法國殖民法的根基，就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占多數(shù)的“原住民”贏得選舉。因此，任何打破這種民主剝奪的特例都會被視為一種威脅，而這種歷史記憶至今依然鮮活。

此外，盡管種族主義在整個社會中呈下降趨勢，但法國依然存在持有種族主義立場的個人和政治人物。隨著平等觀念的不斷推進，這些人不得不提高調(diào)門以獲取關(guān)注。

在過去，當具有殖民地背景的人群在政治上被徹底排斥時，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聲地去指責他們所謂的“不合法性”。

當今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和去殖民化思潮是如何表現(xiàn)的？與任何政治運動一樣，它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原住民組織代表了一個極小且高度種族化的少數(shù)派，但他們在2005年成功引發(fā)了社會的關(guān)注和政治上的收編。

當一些民選官員談?wù)摗按詴r代的終結(jié)”時，你就能感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這種觀點聲稱，只有那些親身經(jīng)歷過歧視的人，才有資格參與圍繞身份認同的政治斗爭。這意味著一個人必須具備特定的膚色，才能為特定群體發(fā)聲。

如果將這種邏輯推向極端，必將導致一個隔離的社會。雖然我無意為這種思維方式開脫或賦予其合法性，但我認為它反映了歷史深處積壓的怨恨正在浮出水面。縱容這種觀點將是極其危險的，就像接受某些研究人員的建議，停止對種族主義影響進行研究一樣不可取。

2017年，您曾贊揚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直面殖民史的勇氣。您如何評價他的兩個任期？

這份成績單并不算差。鑒于馬克龍的政治立場，他的優(yōu)勢在于不受左翼或右翼政治歷史包袱的束縛。因此，他能夠公開將殖民統(tǒng)治定性為反人類罪。

在他之前，弗朗索瓦·奧朗德曾召集了一個關(guān)于法屬圭亞那和安的列斯群島的歷史學家委員會，而弗朗索瓦·密特朗、雅克·希拉克和尼古拉·薩科齊則從未采取過類似舉措。馬克龍則就盧旺達、喀麥隆、海地、阿爾及利亞以及對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期間為法國效力的穆斯林士兵的賠償?shù)葐栴}，多次召集歷史學家進行研討。

分析人士指出，或許是因為過度聽從了顧問的意見，他最終選擇推行一種更符合其選民基礎(chǔ)的記憶政治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