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丘的定位問題

系列文章（目前最新到七）發(fā)出后，引起了眾多學者和商丘本地社科文化界的關注。前天剛從上海與張維為老師拍攝新的《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回到商丘后，由羅清華老師（商丘市社科聯(lián)委員。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簡稱“社科聯(lián)”，下同）召集，與商丘多位對商丘歷史文化有極深研究的文化界專家領導一起進行了交流。有原商丘市社科聯(lián)主席趙繼彬，現(xiàn)商丘社科聯(lián)主席陳月梅，商丘市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主席張學勇，商丘虞城縣宣傳部長賈文亮。各位專家領導給了我非常多的新信息和商丘歷史文化研究著作，讓我再次深受震撼和大開眼界。回到住處可以說是心潮澎湃，昨天與楊正博士也進行了深入交流。很多新的思路可能無法在今天這一篇文章中說完，以后會逐步為大家介紹。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首先要解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對商丘到底該如何定位？

這不僅僅是一個從微觀層面對當?shù)亟?jīng)濟文化發(fā)展有重要價值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從學術上需要嚴格審視的問題。

先從營銷學角度說，定位就是要能深入而清晰地分析自身的優(yōu)勢與劣勢，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視角，從而讓自己成為第一甚至唯一。定位的基本理論簡單點說就是：沒人記得奧運賽場上的亞軍是誰。甚至于都沒人會注意到奧運賽場上不受關注的項目，或者沒打破奧運記錄甚至沒打破世界記錄的冠軍是誰。

商丘的專家和領導提到有人想推動商丘入選中國幾大古都之一，但我和楊正博士都覺得這個可能不僅不能體現(xiàn)出商丘的地位，甚至沒有把其最有價值的地方體現(xiàn)出來。更嚴重點說可能會有點“矮化商丘”了。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河南時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興盛于安陽?！边@個總結(jié)是符合實際的，也提示了商丘自身定位時需要深入考慮到的問題。商丘有幾個特點是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的。

第一，商丘是中國眾多歷史的發(fā)源起點，最后又是敗亡后的落點和眾多已經(jīng)敗亡的前朝文化承繼之點，落而不亡，但卻極少是最興盛之地。只有客觀地看清這一點，才能理解商丘的獨特歷史定位。因此，如果要將商丘定位于“幾大古都之一”，因為商丘極少成為最興盛之地，所以用“大古都”的標準來看待商丘的話，可能遠不如其他古都輝煌。更重要的是，因為商丘建都的歷史較早，并且一般是初始定都之處，因此可能本身相關的建筑就不多。另外商丘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因黃河泛濫，較早的都城遺址大多被深度掩埋在地下。目前商朝最初建都時的南亳遺址還未找到?，F(xiàn)存的商丘古城是500多年歷史，并不是都城所在地。目前已經(jīng)發(fā)掘了周朝時期的宋國古城遺址，而宋國在周初政治地位很高，卻不是主要的大諸侯國。宋國是商丘作為都城時間最長的歷史時期，但早在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談論的戰(zhàn)國七雄混戰(zhàn)期之前，公元前286年，齊國就趁宋國發(fā)生內(nèi)亂，聯(lián)合楚國、魏國攻滅和瓜分了宋國。所以，如果要將商丘定位成“大古都”，可能就存在以己城之弱去比他城之強的問題。每一個城市都有各個城市自己的特點，只有充分地認清自己的特點，利用和發(fā)揮好自己的長處，才能獲得最佳的營銷宣傳效果。營銷宣傳并不是簡單套路化的包裝和歌頌，而是在深刻認識自身優(yōu)勢特點基礎上的一種文化再創(chuàng)造過程。

第二，商丘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其是否為絕對最初的源頭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很難獲得科學的最終證明。即使截止目前發(fā)現(xiàn)了某個之最，也無法肯定將來人家別的地方就一定不會又挖出一個更早的文物來。歷史本來就是一個源遠流長的過程。商丘的特殊地位和不同之處，在于其歷史上多次實現(xiàn)不同源頭文化的集大成。商丘是三商（商族、商業(yè)、商朝）之源，但商業(yè)活動是否絕對最早出現(xiàn)在商丘，這個很顯然是不一定的。例如，早在商朝建立之前很早的良渚文明時期，就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很明顯的商業(yè)活動特征。一般情況下，在一個地方發(fā)掘的文物，基本上都屬于這個地區(qū)創(chuàng)造的文化。但良渚文物卻非常特殊，在華夏大地的眾多遺址中，都發(fā)掘出了非常清晰明顯屬于良渚的玉器。對此考古學界基本上都認同這些文物是屬于良渚生產(chǎn)的。這個非常特殊的現(xiàn)象說明了什么？為什么良渚的玉器會出現(xiàn)在這么多不同的地方？一個地方的產(chǎn)品出現(xiàn)在另一個地方有多種可能性。例如戰(zhàn)爭的搶奪，現(xiàn)在大英博物館里就有很多很遙遠其他地方的文物。但這種搶劫方式比較容易解釋這種文物出現(xiàn)在另外某一個地方，卻很難解釋為什么良渚玉器出現(xiàn)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他總不能被人搶劫了那么多次，這個邏輯上不太說得通。另外一個相對合理的解釋就是良渚人通過正常的外交或商業(yè)性質(zhì)的交往，把良渚玉器當作禮物或商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贈送或交換。因此，良渚很可能在更早的時間就出現(xiàn)了原始的商業(yè)活動。因為良渚的玉器屬于極為高端的奢侈品，因此這種商業(yè)活動可能規(guī)模上不是太大。但在商丘，商業(yè)交換的對象主要是水牛、糧食等日用生活品，因此它就成為一種大規(guī)模進行的社會活動。商業(yè)始祖王亥就是在帶領族人用水牛等產(chǎn)品去進行交易的途中遇害的。

出土良渚玉器在中華大地上的極為廣泛分布

第三，商丘的伊尹是藥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醫(yī)最初并不一定是起源于商丘，最初的中醫(yī)藥相對比較簡單，是單一的草藥直接貼敷在皮膚上或直接吃掉。但伊尹是首創(chuàng)將多種藥材按比例在一起煮成湯藥煎服，這樣的做法與做成湯食是同源的。這是中醫(yī)藥食同源說法的重要來歷之一。

第四，商丘是奠定中華文化的百家爭鳴集中之地。

第五，昨天張學勇主席對我所寫的系列文章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缺憾，就是只提到應天府，卻對其沒有充分展開。坦率地說我之前還沒有系統(tǒng)收集相關的資料?，F(xiàn)在中國有四大書院之說：應天書院（位于商丘）、?岳麓書院（位于長沙）、?白鹿洞書院（位于九江廬山市）和?嵩陽書院（位于鄭州登封市）。應天書院的極為特殊之處在于：它不僅僅是一個從事教學與研究活動的書院，而且承擔了類似中央黨校的政府官員培訓培養(yǎng)職能。

第六，商丘是火文化的發(fā)源之地。

總而言之，商丘是殷商文化起源之地，又是虞夏商文化衰落后的集中承繼之地。雖起而不盛，卻落而不滅。融火商食藥于一體，集華夏文武之大成。商丘一直是功成不必在我，夫唯不爭，而天下莫與之爭。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都是獨一份的。只有以此來對商丘進行城市定位，才能使其傲立于當今全世界名城之林。

如果要論險，當然是華山。如果要論文化之厚重，當然是泰山。如果要論宗教與武術的匯集，當然是嵩山與武當。如果要論古木參天，奇花異草，風景秀麗，就屬衡山。如果要論怪石翠柏，可看恒山。如果要論海拔高度，當然是珠穆朗瑪峰。如果要論山峰的怪異，就屬張家界 ...... 如果要論全面，那就是黃山。所以，選擇什么樣的定位，也就選擇了自己成為第一甚至唯一的客觀和科學的視角。如果弄錯了定位，就可能形成最善長拳擊的人卻要去搞體操，本來可以一拳將對手打倒拿冠軍的，卻可能連參賽資格都拿不到。

五岳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

古都歸來不看城，商丘歸來不看都。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特殊歷史文化定位，才能使商丘大成于當今之世。

二、大古都之說

在與楊正博士交流中，他收集整理了中國大古都的如下發(fā)展過程。

鄭氏“三大”。南宋學者鄭樵，寫了本紀傳體中國通史《通志》，第一次提出“大古都”的概念：認為中國有三大古都，即長安、洛陽、建業(yè)（今江蘇南京）。

陳氏“四大”。兩宋之后，北京異軍突起。明中期時學者陳建認為“古今天下大都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建都論》）——等于是在鄭樵的“三大”里邊剔除了南京，添上了開封、北京。

近代膨脹到“五大”“六大”“七大”。梁啟超把他們捏在一起湊出個中國五大古都；后曾在浙江大學任教的歷史學家張其昀又把杭州加進了榜單，于是“五大”又變成了“六大”；20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殷墟考古的重大進展，歷史學家譚其驤建議將安陽列為大古都，于是“六大”搖身一變再成了“七大”。

1983年，在西安成立了一個中國古都學會的組織，開始做古都認證工作。它是由中國國內(nèi)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gòu)、文化團體中的團體和個人自愿組成的全國性學術組織

“八大”。1988年的時候，中國古都學會正式確認西安、北京、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安陽為中國七大古都；2004年鄭州入圍，“七大”變“八大”。

“九大”。2010年大同上榜，“八大”變“九大”。

“十大”。2016年成都中選，便有了如今的“中國十大古都”。

因為有這種文化和商業(yè)力量的推動，爭取大古都頭銜的動力越來越強。曾經(jīng)地方政權(quán)割據(jù)的城市都進來了。如果鄭州、成都、杭州也能算古都，銀川、荊州、廣州、沈陽、會寧、寧安甚至一些縣城等也可以競選全國十大古都。中國是多民族國家，邊疆民族政權(quán)的首都也可以考慮，綜合下來就加入了和林、伊犁、拉薩三座城市。和林是古代突厥、回鶻、蒙古三大汗國的首都，影響力足夠。伊犁是烏孫、察合臺汗國和準噶爾汗國的首都，地位不容小覷。而拉薩市吐蕃國和和碩特汗國的首都，又是蒙藏佛教宗教中心，地位非常之高。

認定古都或大古都當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使從單純歷史學術研究角度也有其價值和意義。對于各地的文旅發(fā)展也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對于什么叫大古都也并沒有特別嚴格的標準，前中國古都學會秘書長、史學博士李令福在2011年12月于鄭州接受中原新聞網(wǎng)-鄭州晚報記者訪問時曾談到過：

“大古都”都是民間認可的身份，經(jīng)過中國古都學會的認可，然后逐漸被大家所公認。但一個古都城市是不是“大古都”，還是有很多衡量標準的。確定“大古都”的標準并沒有具體條款，也沒有約定俗成的衡量條件，但據(jù)李令福博士個人的看法，一個古都城市要想成為“大古都”至少要符合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這個古都在一段時間內(nèi)作過全國的政治中心，這是基本條件；第二個條件是這個古都在中國的歷史上起過很特殊的作用；第三是這個古都要和現(xiàn)代的城市有某種關聯(lián)，“大古都”的選址都應有一定的延續(xù)性。（參見：中國古都名城網(wǎng)，古都學會李令福：鄭州列入“大古都”當之無愧，2011-12-02）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文化發(fā)展研究院副教授常書紅在2019年提出了認定大古都的五個條件：

一是建都歷史悠久；

二是都城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勢優(yōu)越；

三是我國歷史上主流（或主體、主干）王朝或政權(quán)的都城；

四是都城建設宏偉，有著相當大的城址規(guī)模；

五是在它遺址上或其近旁存在后續(xù)城市，且應是國家級或較高級別規(guī)格的區(qū)域性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

相應地，古都文化應具備下列特征：

一是源遠流長；

二是具有突出的區(qū)位特征；

三是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

四是格局宏大；

五是至今仍為中心文化。

可見，古都文化是在歷史時期形成，并在與時代新境融通之中不斷傳承發(fā)展的文化，它不僅在當時是支撐王朝與政權(quán)得以存在的內(nèi)在精神支柱，是國都乃至全國繁華興盛的重要因素，也對古都所在地區(qū)當今的社會生活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參見：常書紅（2019）.古都文化的內(nèi)涵、特征與時代價值，《前線》月刊.2019(7):65-67.）

以此為標準，有學者認為安陽不具備大古都條件。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的鄒逸麟對五大標準進行評論和反駁，其他學者也認為五大標準不具有操作性。復旦大學葛劍雄則進行了定量分析，將安陽與南京、杭州進行了量化對比，得出的結(jié)果顯示：在綜合指數(shù)上，安陽雖然低于南京，但是高于杭州。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是：杭州名列大古都，安陽也當之無愧。

一般公眾對鄭州是否是古都，實在沒有多少印象。同樣，鄭州入列大古都也引起了爭議，甚至比安陽入列爭議更大。2011年6月，已經(jīng)89歲高齡的歷史地理學者陳橋驛，在給一位學者的回信中明確寫道，“將鄭州列入其中，這是我和許多人都不贊成的”。（參見：李可亭.《商丘歷史文化十六講》.河南文藝出版社.2022-11-01。第二講 商丘“大古都”夢何時能圓）

由此可見，中國的“大古都”說，我國政府及有關部門沒有制定過任何標準，誰也沒有進行過評定和審批，只是一種民間或部分學者學術討論性質(zhì)的判斷，具體說是歷史上某些學者，現(xiàn)在是中國古都學會主導的認定。但如果要進行一項認定，首先必須得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尤其是明確為什么要進行這個認定？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由此制定可操作性的標準。然后在此標準前提下來進行認定工作。但目前大古都的認定卻是在一種沒有嚴格標準的前提下、一種更類似政治投票方式的主觀評價，與選美的標準化程度差不多的評定過程。

事實上，各種不同的大古都標準都是心目中已經(jīng)有某個都城，以此為模樣來提取特征。這樣一來提出的標準，事實上就是這個城市量身定制的歷史文化定位。如果大古都的標準之一是”必須匯集至少三個及以上前朝承繼之地“，那整個中華大地可能就只有商丘符合大古都的標準了。

這樣來看，對于大古都的爭奪不應過度。因為中華文化的最基本脈絡是尋求統(tǒng)一。過多地搞大古都的稱號這不是鬧分裂嗎？另外，現(xiàn)在網(wǎng)上很多排名靠前的大古都是經(jīng)歷的朝代數(shù)量越多越靠前，這本身意味著經(jīng)歷的社會崩潰過程更多，也不完全是好事情啊。一個朝代都城的歷史更長、朝代數(shù)量更少、萬古長青不是更好嗎？同時，當有太多大古都的名號之后，大古都名號的價值自然也就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