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長

10月份，德國聯邦政府發(fā)布秋季經濟預測報告，將2024年德國GDP增長預測從此前的0.3%下調至-0.2%。同時，IfW等多家機構集體將今年德國的GDP預期下調至-0.1%。這意味著，德國可能面臨連續(xù)兩年經濟衰退，成為G7中表現最差的經濟體。

德國時間10月30日，“德國經濟引擎”大眾汽車集團發(fā)布的第三季度財報顯示，三季度凈利潤從去年同期的43.4億歐元降至15.7億歐元，同比大跌63.8%；營業(yè)利潤為28.6億歐元，同比大跌42%；營業(yè)利潤率從6.2%降至3.6%，為四年多來最低水平。

為了應對挑戰(zhàn)，大眾汽車宣布史無前例的重組，計劃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并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余工廠規(guī)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目前，大眾汽車正與工人展開拉鋸式的談判。當月，德國失業(yè)人數增加了2.7萬人，失業(yè)人口達到286萬人，失業(yè)率保持在6.1%左右。

德國人對大眾汽車有著深度的依賴感，其業(yè)績“暴雷”無疑給德國的經濟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當下，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國大選、特朗普上臺、強勢的美元美股以及中美關系，很少人關注到德國這一老牌經濟體在俄烏戰(zhàn)爭后正走向衰落。特朗普的再度上臺定然加速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美世界右轉，右翼勢力的崛起可能給德國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我曾寫德國三部曲《德國重劍：激情政治、統(tǒng)制經濟與奴役之路》、《德國模式：經濟憲法、自由市場與繁榮之路》、《德國大選：政治挑戰(zhàn)、歐洲困境與統(tǒng)一之路》，分析過德國經濟的歷史。如今，德國正面臨新的困境，正發(fā)出經濟長期停滯的信號，曾經令人刮目相看的德國經濟何以至此、又何去何從？

本文邏輯

一、德國模式與經濟困境

二、中國追趕與美國施壓

三、產業(yè)重組與地緣政治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德國模式與經濟困境

二戰(zhàn)后，艾哈德改革，開辟了第三條道路——社會市場經濟，奠定了德國經濟模式。此后幾十年，德國經濟在馬歇爾計劃、美蘇爭霸、東西德統(tǒng)一、歐洲一體化的歷史機遇與挑戰(zhàn)中持續(xù)增長，堪稱“德國經濟奇跡”。

德國是經濟增長最穩(wěn)定的發(fā)達國家，是二戰(zhàn)以來極少未發(fā)生過經濟危機的發(fā)達經濟體。

在進入被追趕階段（辜朝明，2023），美國、日本等發(fā)達經濟體制造業(yè)大規(guī)模地遷移到中國等新興國家，進而出現貿易逆差、投資不足、利率與通脹低迷等問題，后者對前者形成追趕之勢。而德國的突出之處在于，即便在被追趕階段，德國依然長期保持貿易順差。

我在《這才是中國經濟的出路》一文中，用對外貿易順差定義出口經濟，用第一次對外投資所得凈額定義出海經濟。

日本與德國作為對照組來比較：在進入被追趕階段，日本逐漸從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德國是一個出口經濟與出海經濟并駕齊驅的國家。

數據顯示，在八九十年代，日本是出口經濟，對外貿易順差巨大，巔峰時期達到1200億美元；進入2000年，尤其是2007年后，轉向出海經濟，對外貿易順差逐步縮小，甚至一度出現巨額逆差，2023年貿易逆差達660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迅速擴大，2023年達到2493億美元。

2023年，在日本上市公司中，4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在前10大上市公司中，70%的營收來自海外市場。日本大型銀行也轉型為全球化金融機構。三菱日聯、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的海外信貸凈利息收入占比分別為90.6%、85.0%和67.2%。

德國的走勢與日本完全不同。從1990年到2003年，德國出口持續(xù)增長，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持續(xù)下降，甚至出現逆差。不過，在2003年之后20年的時間里，德國的出口經濟和出海經濟“齊飛”。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貿易順差達到2423億美元，同時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也達到1554億美元。

日本與德國最大的差別在于，日本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遭遇了持續(xù)的大衰退，國內有效需求崩潰導致中小企業(yè)破產、大型企業(yè)集體出海，重創(chuàng)國內產業(yè)鏈和出口經濟。而德國經濟長期保持穩(wěn)定，歐洲一體化中穩(wěn)定的需求支撐起國內產業(yè)鏈與出口，同時又在新興市場尤其是在中國市場的大規(guī)模投資中獲得巨額收入。

日本經濟從出口轉向出海，屬于“單翼切換”，德國則保持“雙翼飛行”。

這說明德國的產業(yè)資源全球化配置合理高效。該出海的出海，該留在國內的留在國內，而且各自都具有競爭力。像德國大眾、巴斯夫，是兼具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的全球化企業(yè)。

再簡單比較中國與美國。當前，中國還是一個出口經濟體，貿易順差巨大，但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收入長期為逆差。美國與中國相反，貿易逆差巨大，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規(guī)模不小。

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貿易差額為8221億美元，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為-1482億美元；同期，美國貿易差額為-10632億美元，對外投資第一次所得凈額為1366億美元。

跟美國、日本、中國相比，德國經濟模式是非常特殊的、罕見的。在出海時代，中國可能是日本模式、單翼飛行，還是德國模式、雙翼飛行，這個問題我們以后討論。

當前，德國的挑戰(zhàn)是這種模式可能難以為繼，德國的全球產業(yè)資源面臨重組以及國際競爭力重新定價的風險。

毫無疑問，俄烏戰(zhàn)爭是打破德國經濟這種內外部平衡的關鍵事件。

俄烏戰(zhàn)爭以及對俄能源脫鉤政策，引發(fā)德國大通脹，重創(chuàng)德國化工、鋼鐵等高耗能產業(yè)，導致出口迅速下滑，貿易順差降至1000億美元。盡管2023年德國通脹率迅速下降，出口也隨之反彈，但是，德國的工業(yè)基礎受到沖擊，汽車、機械設備制造、化工三大產業(yè)資源正在重組，以至于宏觀經濟陷入衰退。

2024年上半年，德國出口額同比下降1.6%，由于進口額大降6.2%，進而推高貿易順差。德國出口火車頭汽車及零配件同比下降2.4%，位居第二、三的機械制造和化工出口同比下降4.4%。

今年德國通脹率迅速下降，是歐洲央行加息抗擊通脹和歐美協力開辟能源通路的結果，但是很少人意識到，這可能反映了德國經濟韌性不足，其需求正快速下滑。受能源供給沖擊最嚴重的德國，其10月CPI僅2%，不及美國同期通脹率（2.6%）。

數據顯示，10月德國制造業(yè)PMI初值為42.6%，已連續(xù)28個月收縮，這是德國最近幾十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制造業(yè)衰退現象。而同期，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公布的制造業(yè)PMI為46.5%。

德國聯邦統(tǒng)計局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jié)和工作日調整后，9月德國工業(yè)產出環(huán)比下降2.5%，為歐元區(qū)20國最低。

微觀層面，德國聯邦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六個月，德國申請破產的公司數量與2023年相比增加了近25%，僅8月份，德國提交的常規(guī)破產程序數量就比上年增加10.7%。

盡管德國通脹率已回落，但其能源成本難以恢復到戰(zhàn)前水平，其制造成本已難以與中國等新興國家競爭，依賴于能源的化工、機械制造業(yè)與汽車產業(yè)紛紛關閉工廠。

德國工商聯會8月1日發(fā)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德國企業(yè)正考慮減少生產或遷往海外。德國化學工業(yè)協會最近一項調查中，74%的化工企業(yè)表示，不太可能投資擴大在德國的生產規(guī)模；只有15%的化工企業(yè)表示，可能投資擴大生產規(guī)模。其中，巴斯夫今年已關閉了13家國內工廠，明年還將關閉三家。巴斯夫董事會主席Martin Brudermüller坦言：“在德國，看不到還能賺錢的地方?！?/p>

在國際地緣政治沖突時代，德國的雙翼飛行模式正被打破，其產業(yè)資源面臨重組、重新定價。

02

中國追趕與美國施壓

當前的德國，正面臨被追趕階段更加難的處境，正遭遇兩個強勁對手的夾擊：中國與美國。

大眾汽車、巴斯夫等德國老牌企業(yè)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yè)，深耕中國市場。長期以來，中國與德國形成一種互補性經貿格局。不過如今，中國正在成為德國的產業(yè)競爭對手。

德國汽車、機械制造和化工三大產業(yè)占其GDP的比重達到30%，而中國這三大產業(yè)規(guī)模同樣龐大，而且近些年快速興起，憑借成本優(yōu)勢、技術迭代與產業(yè)政策支持，正對德國構成直接競爭。

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大規(guī)模支持新能源發(fā)展，在原有成熟的汽車與電子產業(yè)鏈基礎上逐漸形成大規(guī)模量產能力。在2022年石油危機期間，新能源汽車迎來了一輪潑天富貴。這推動了中國新能源汽車大規(guī)模量產，比亞迪迅速崛起，并且對德國、美國汽車廠商構成挑戰(zhàn)。

數據顯示，2023年，比亞迪汽車銷量達到302萬輛，同比大漲61.8%，國內市場份額從2020年的2%左右躍升至11%，力壓德國大眾，成為中國市場份額占有率最高的汽車廠商；同期，德國大眾在華銷售量為239.86萬輛，同比增長僅0.1%，在華市場份額從2018年巔峰時期的近16%下降至10.1%。

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國際競爭力，不是來自頂尖技術，而是產業(yè)鏈。新能源產業(yè)鏈中諸多核心技術依然由美日韓掌握，而中國的能力是擁有能夠大規(guī)模量產的能力。

德國新能源汽車大眾ID系列在2020年開始逐步量產，但受限于成本與市場需求，量產提升速度很慢。在去年9月份德國慕尼黑車展上，德國版大眾ID.7率先預售，價格為56,995歐元，約合人民幣45萬元。而同款車，中國版2024款價格僅德國的一半。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大眾汽車在歐洲市場純電銷量為18.4萬輛，同比下跌15.2%；在全球市場的純電動車銷量僅為31.7萬輛，同比下跌1.4%，在集團內部銷量占比為7.3%。

當前，全球汽車市場主流依然是燃油車，比亞迪憑借其電池及中國汽車產業(yè)鏈的優(yōu)勢，正在成為全球第一大電車廠商，但對美德日系汽車構成替代還為時尚早，而且下一個汽車時代并非新能源汽車。

中國汽車工業(yè)對德國汽車業(yè)的挑戰(zhàn)可以用六個字概括：亂拳打死師傅。中國正在使用激進的汽車產業(yè)政策，正在加速推進汽車國產化，盡管整個產業(yè)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但德國汽車廠商的前景是值得擔憂的。

大眾汽車對華市場依賴度為25%，在華市場份額被比亞迪等國產廠商吞食，導致大眾全球銷售下滑。今年上半年，大眾汽車在華市場交付量只有134.5萬輛，同比下滑7.4%，這拖累其全球銷量下降0.4%。國內汽車廠商大打價格戰(zhàn)，大眾汽車在華可謂量價齊跌，拖累其上半年全球營業(yè)利潤下降11%。大眾汽車在北美、南美和西歐銷量的增長，被在華汽車銷量的下滑給抵消。大眾汽車不得不將今年全球市場的交付量下調至900萬輛左右，較去年下降2.6%，此前預期增長3%；銷售額預期下調至3200億歐元，較去年同比下降0.7%，此前預期增長5%；利潤率預期降至約5.6%，低于此前的6.5% -7%。

德國時間9月30日，在公布凈利潤下降63.8%的財報后，大眾汽車宣布史無前例的重組，計劃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并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余工廠規(guī)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這是大眾汽車第一次考慮關閉國內工廠來降本保利。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與戰(zhàn)前巔峰時期相比，德國汽車行業(yè)就業(yè)人數已下降6.5%。

化工是德國老牌工業(yè)，但如今存在“去德國化”的可能。

與汽車相比，化工行業(yè)對能源成本更加敏感。在2022年石油危機期間，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第二季度能源成本同比大增266%，迫使其迅速關停國內工廠，向海外尋求進口替代和產業(yè)轉移。2022年前10個月，德國實際對華投資增長達95.8%，遠高于全國同比增速14.4%。

11月，德國總理塑爾茨率領豪華經濟“天團”訪華，其中包括大眾汽車、巴斯夫等12家老牌德企。他們希望加快在中國市場的布局以緩解能源與供應危機。當時，巴斯夫對湛江項目提速、加碼，投資一座年產量達8萬噸的新戊二醇裝置；明確到2030年，將投資高達100億歐元。

即便石油危機已過去，但德國的能源供給瓶頸依然沒有解決。德國化學工業(yè)協會（VCI）估計，當前階段德國的能源價格比美國高出5倍、比中國高出2-3倍（《德國的經濟衰退警報與結構性挑戰(zhàn)》，CF40研究院））。

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化工行業(yè)的產量與2018年相比下降了21%，利潤下降了12%，投資下降90%，新訂單處于十年來最低水平。

今年前8個月，除了食品行業(yè)和造紙行業(yè)，德國幾乎所有主要終端行業(yè)的化學品需求都呈疲軟態(tài)勢。例如，電子設備行業(yè)的化學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16.1%，機械行業(yè)的化學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8.3%。除了出口亞洲市場的化學品上漲，其它地區(qū)市場均下跌。例如，出口北美化學品總額同比下降3.6%，出口拉美市場同比下降3.4%。

德國另外一個對手是美國。

德國在工業(yè)領域的優(yōu)勢被世界石油危機削減，同時其在信息化領域的弱點又在美國人工智能浪潮興起后暴露。

下一個汽車時代，定然不是新能源汽車，而是智能汽車。而德國智能汽車系統(tǒng)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在應用端不如中國。過去三年，大眾汽車旗下軟件公司CARIAD分別產生33.95億歐元、20.68億歐元和23.9億歐元的虧損，而在智能駕駛市場上成果有限。

在智能汽車時代，特斯拉或許能夠替代大眾等傳統(tǒng)汽車廠商成為領導者。同時，未來的汽車格局可能發(fā)生根本變化。消費者可能不再采購汽車，大量租用汽車，最后只剩下幾個大型無人駕駛汽車租賃平臺，而包括大眾在內的傳統(tǒng)汽車廠商淪為平臺的代工廠。

實際上，不僅僅是汽車智能化，德國幾乎在所有領域的信息化、智能化沒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徹底被美國甩開，甚至不及中國。

這或許跟德國卓越的工業(yè)、謹慎的性格有關系，還跟德國的金融體系有關系。

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依賴于發(fā)達的資本市場，但是德國金融市場與中國類似，是以商業(yè)銀行為主體。德國的銀行是全能銀行，可以持有工商企業(yè)的股份。這種金融制度支持制造業(yè)融資，抑制金融泡沫，同時抑制了資本市場的發(fā)展以及對技術創(chuàng)新的融資。

這種金融制度決定了德國很難出現像谷歌、微軟這種的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企業(yè)。與日本類似，德國錯失了90年代的信息技術的領導權，只是二者原因不同。反過來說，美國正在引領人工智能時代，正吸納更多歐洲資本涌入，這可能加速德國傳統(tǒng)工業(yè)和金融沒落。

德國的問題出在哪里？

03

產業(yè)重組與地緣政治

該怎么理解當前德國的經濟問題？

短期的能源沖擊？經濟結構和轉型問題？錯失新能源和人工智能？

都不是。最準確的理解是：德國經濟在新的國際地緣政治危機下遭遇產業(yè)重組與重新定價的風險。

過去，德國通過有效的產業(yè)資源配置實現了“雙翼飛行”，那是全球化最好的時代和國際地緣政治穩(wěn)定階段。然后，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來，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尤其是歐洲地緣政治風險驟升。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標志著歐洲遭遇二戰(zhàn)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也徹底改變了德國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導致其經濟面臨全面風險。

對此，德國政府應負首要責任，尤其是過去長期（2009年-2021年）執(zhí)政的默克爾及其基民盟。

在歐洲政治舞臺上，更大的責任在法國，而不是德國。二戰(zhàn)徹底擊潰了德國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戰(zhàn)后，法國的政治與軍事，德國的經濟與貨幣，二者相互合作，撐起了歐洲。在國際政治上，對默克爾過多的苛責，相當于給馬克龍卸責。

然而，在歐洲一體化的路上，德國的政治作為已經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默克爾很出色地維持了歐盟內部的最大公約數以及政治底線，但連她也認為，僅做可預測的改變，不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歐盟可能在內外部政治動蕩中走向分裂。實際上，默克爾主義的中立、妥協、務實以及謹小慎微的執(zhí)政，難以應對歐洲日益嚴峻的政治沖突，以及國際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zhàn)。

在默克爾時代，歐洲地緣政治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歐洲內部政治沖突、法制崩潰也在加劇。歐盟沒能抑制東歐的威權主義和西歐的民粹主義，這威脅著歐洲的價值觀與政治安全。在國際政治上，默克爾奉行多邊主義，但沒能在國際政治沖突時代，在歐洲、美國與俄羅斯的政治博弈中捍衛(wèi)歐洲的政治利益。

早在克里米亞危機，默克爾表現出務實而平衡的政治藝術，但顯得缺乏政治遠見與戰(zhàn)略改變。默克爾在華盛頓會見奧巴馬后發(fā)表了一段微妙的講話：“歐盟正在準備一攬子措施。我們將對俄羅斯實施第三階段制裁。我想強調的是，這不一定同我們的意愿相符。”實際上，默克爾一直是普京最友好的“對話者”。

為了解決能源問題，默克爾不顧歐洲議會和美國反對，與俄羅斯建設“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就“北溪二號”項目對德國及歐洲相關企業(yè)、個人實施制裁。特朗普還曾反復敲打德國，批評默克爾在俄羅斯問題上喪失原則，甚至以撤走美駐德軍隊作為威脅。

然后，默克爾務實到底、利益均沾的做法將德國置于極大的地緣政治風險之中而不自知。在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度高達65%，其制造業(yè)對天然氣消耗占據德國的三分之一以上。這無疑加劇了德國經濟和政治脆弱性，至少增加了普京發(fā)動這場戰(zhàn)爭的籌碼。

“一個自由、安全、繁榮和社會公正的歐洲現在面臨著來自外部的巨大威脅，而且沒有做好對抗的準備?！?/p>

戰(zhàn)爭爆發(fā)后，默克爾本人也承認，歐盟完全依賴他國的時代已經“一定程度地結束了”，歐洲人需要更多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并捍衛(wèi)自己在世界上的利益。然而，歐洲人對德國締造歐洲政治力量感到悲觀。

一份民調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歐盟公民對柏林方面處理經濟問題和捍衛(wèi)民主價值觀有信心，但只有17%的人認為德國能引領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僅20%左右的歐洲人相信德國能處理好歐盟與俄羅斯、與美國的關系。

默克爾執(zhí)政帶來另外一個問題是過度迎合極左思潮。

2015年，中東和北非戰(zhàn)亂升級，百萬難民越境進入歐洲，引發(fā)難民危機。默克爾考慮民眾訴求，實施了開放性的難民政策。然而，隨著大量的難民涌入，引發(fā)了一系列問題：接收能力不足、難民融入困難、宗教沖突、犯罪率上升。在遭受德國人以及歐洲人的嚴厲批評時，默克爾終止了難民政策。

默克爾沒能從地緣政治上入手，僅迎合選民和嘗試推行多元文化融合。實際上，難民危機背后是俄羅斯、歐盟與美國的國際政治博弈。長期以來，難民問題是普京拿捏歐洲的重要手段。

在能源問題上，默克爾放任歐洲氣候政治化，向極左勢力妥協，加劇了歐洲能源危機，也加劇了歐洲政治分裂。早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危機爆發(fā)后，德國左派政黨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運動。默克爾迅速做出妥協，暫停了剛剛頒布的延長核電站使用期限的決定。隨后，默克爾政府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fā)電。盡管如今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已占其總電力消耗的52%，但是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存在不穩(wěn)定性而且價格昂貴，無法保障德國龐大的工業(yè)用電需求。

默克爾在能源問題上的偏左態(tài)度、妥協作風與務實方案，體現了默克爾在國際政治上的不成熟，掣肘了德國對俄關系。

特朗普再度贏得美國大選，這將給不善于處理國際事務的德國帶來巨大的壓力。同時，全球意識形態(tài)將加速右轉，可能推動德國右翼勢力上臺。德國右翼勢力，是一個可怕的歷史代名詞。盡管歷史不會重復，但不確定性自然增加。

當然，把當前德國經濟的問題都歸為默克爾，這也是不公平的。德國嚴重的官僚主義、低下且低效的公共投入、老齡化少子化、大眾汽車及大型企業(yè)僵化的機制，過度謹慎的傳統(tǒng)以及落后的金融制度導致其錯失信息時代，這些都是德國經濟的積弊。

總之，德國停滯，已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