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普及和就業(yè)壓力的沖擊，引發(fā)國人關于“人文社科”取舍的熱議。特朗普政府針對取消教育部、縮減科研經(jīng)費、打擊多元化（DEI）等做法，招致上千名美國科學家聯(lián)名抗議。國際國內，教育問題備受矚目。

究竟“骨感”的現(xiàn)實與“豐滿”的理想二者如何平衡？學術自由和政治干預的矛盾如何化解？我們不妨放下眼前的爭議，回望高等教育的歷史。

歷史無聲，但自有答案。

“科技立國”與“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直是美國大學發(fā)展的雙重使命，百年來美國大學的成功，正源于其在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

美國高等教育從殖民地學院到全球標桿的演進歷程，從借鑒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到超越歐洲成為全球教育典范，其發(fā)展并無“事前擬定的草稿”，而是通過解決一個個“不期而遇的偶發(fā)事件”塑造的，但偶然性事件中，交織著教育的必然邏輯。

了解美國大學的崛起，不僅在于經(jīng)驗借鑒，更重要的是啟發(fā)我們要以更開放的心態(tài)，思考當前的問題，付諸理性的行動。冷戰(zhàn)時期的“斯普尼克沖擊”促使政府大規(guī)模資助大學科研，而與此同時，哈佛《紅皮書》倡導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又將古典人文精神注入現(xiàn)代專業(yè)教育中。這種看似矛盾的策略，實則為美國大學提供了適應社會變遷的韌性。

一、思想開放，借鑒德國先進的大學教育理念

美國開放學習，但并非簡單移植和“抄作業(yè)”，而是通過本土化改造，將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精神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民主化教育需求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高等教育體系。這一過程不僅改變了美國大學的面貌，也為全球現(xiàn)代大學的演進提供了范式。

世界上最早的博洛尼亞大學成立于中世紀，與教會關系密切。教皇通過頒發(fā)教學許可證等方式介入學校管理、審查課程內容等，甚至將教師納入教廷控制的公務員體系。盡管大學在意大利，其運作模式與羅馬教廷的權力網(wǎng)絡緊密相連，成為中世紀歐洲學術與宗教交織的典型代表。

而普魯士的教育部長、博物學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主張大學應擺脫政治和宗教干預，于1810年創(chuàng)辦柏林大學，創(chuàng)立了研究型大學的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教學與科研統(tǒng)一”，強調學術自由、跨學科研究以及大學作為“純粹知識探索”的獨立機構。這一教育理念徹底改變了歐洲傳統(tǒng)大學模式，從以宗教和實用技能為導向轉向以科學探索為核心，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從管理上給予大學比較大的自由度。

歷史證明：顛覆也可能是從內部核心發(fā)生的，最先提出讓政府遠離大學的居然就是這個代表政府來管理大學的教育部長！

假如洪堡不提出這項大刀闊斧的改革，結果很可能是這樣的：高等教育系統(tǒng)成為政府官僚系統(tǒng)的一部分，連大學教授都可能列入政府公務員編制，高等教育政策等同于政府的政策。在高度集中的體制內，大學必須時時參照政府的要求來調整其教育政策和資源分配。當然，這樣做的“好處”也有不少，比如：在政府的統(tǒng)一管理之下，大學之間的相互競爭被降到最低，他們無需擔心來自其他大學的競爭或威脅，很像計劃經(jīng)濟時期的國企。

美國向德國借鑒學習研究型大學的核心理念：

• 教學與研究一體化：教授不僅是知識傳授者，更是研究者，學生通過參與研究培養(yǎng)批判思維。

• 學術自由：教師自主決定教學內容，學生自由選擇學習方向。

• 學科專業(yè)化：突破傳統(tǒng)“通識教育”框架，推動學科深度發(fā)展。

• 大學自治：學術機構獨立于政治或宗教干預。

19世紀中葉起，約9000名美國學生赴德國大學（如柏林、哥廷根、海德堡）深造，代表人物包括：哈佛校長愛德華·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首位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的美國人，推動哈佛課程改革。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歷史學家，將德國史學方法引入美國。約翰·W·伯吉斯（John W. Burgess），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建立美國首個研究生政治學院。這些學者回國后成為大學改革的倡導者，呼吁效仿德國模式。

1876年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被視為美國第一所現(xiàn)代研究型大學：

• 設立研究生院：首任校長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明確以“推進知識”為使命，設立研究生院，強調原創(chuàng)性研究。

• 引入研討班（Seminar）模式：學生與教授共同探索學術前沿，取代傳統(tǒng)課堂講授。

• 師資國際化：聘請德國學者（如數(shù)學家詹姆斯·西爾維斯特）和留德歸國的美國學者。

霍普金斯模式迅速被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校效仿，推動美國大學向研究型轉型。但美國并未全盤復制德國模式，而是結合國情進行創(chuàng)新：

• 研究生院制度：德國大學不設獨立研究生院，美國則將其制度化（如克拉克大學1887年設立純研究生院）。

• 實用主義導向：受《莫雷爾法案》（1862）影響，贈地學院（如康奈爾、威斯康星大學）將研究與社會服務結合，強調農業(yè)、工程等應用學科。

• 本科與研究生教育分層：保留傳統(tǒng)文理學院（本科通識教育），疊加德國式研究生培養(yǎng)體系。

二戰(zhàn)前后德國學者的移民潮，愛因斯坦等猶太科學家逃亡美國，更強化了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實力。冷戰(zhàn)期間，政府通過NSF、NIH等機構資助大學基礎研究，再次鞏固研究型大學的地位。

這種“既要面包，也要星空”的兼容性，體現(xiàn)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核心邏輯：在服務國家需求的同時，守護知識探索的純粹性。 20世紀初，全球學術中心轉移，美國取代德國成為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領導者。斯坦福、MIT等校將研究與企業(yè)結合，孵化硅谷等科技樞紐，借助信息科技革命形成創(chuàng)新生態(tài)。

二、守住底線，影響深遠的高等教育訴訟案

1818年的“達特茅斯學院訴伍德沃德”一案，是美國獨立后歷史上第一樁關于高等教育的訴訟案，也是頻發(fā)的政府干涉早期教會大學或私立學院的歷史事件之一。

時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最終動用憲法來保護大學免于政府的政治干預，判決新罕布什爾州議會違憲，成為美國憲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jīng)典論述，也為美國大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奠基性貢獻。他并未直接干預大學的辦學模式，而是將達特茅斯一案的論證定在契約問題上，這關系到私立院校的自主權與生存權。

馬歇爾大法官的判詞幾乎成為所有教育、慈善以至商業(yè)機構免受州立法機構干涉的一個護身符，據(jù)說是所有最高法院判決中被下級法院引用最多的一個案例。它在接下來的二百年中，每當大學遭遇政府，這具護身符都堅不可摧、戰(zhàn)無不勝。可以說，私立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美國大學這座豐碑的頂峰，馬歇爾大法官功不可沒。

大學作為人類教育的最高形式，受到政府關注并不奇怪，古今中外，概莫能免。只要存在可能，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會有一種主導大學事務的沖動，然而，如何與大學打交道，卻是考驗著政府理念、智慧與能力。

回望歷史，很多大學不盡如人意的起因之一，即大學建設之初就必須仰賴政府或當權者的支持。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現(xiàn)代高等教育系統(tǒng)逐漸形成。然而，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這些脫胎于相對獨立的中世紀大學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逐漸被政府“招安”，成為教育部管轄之下的大學。

一旦大學仰賴政府，俗話說“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官僚作風的頤指氣使和大學仰人鼻息的逆來順受，逐漸就會成為常態(tài)。大學就會不再僅僅是傳播知識、創(chuàng)造新知的場所，就會有各種顧忌，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

三、無勝于有，不可企及的聯(lián)邦國立大學“夢”

說來難以置信，盡管美國建國后的前六屆總統(tǒng)都支持設立國立大學，包括華盛頓在內的四位總統(tǒng)還曾鄭重地向國會提交過請求，但直到今天，國立大學對美國還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夢”。

由于憲法沒有將教育的權力授予聯(lián)邦政府，因此大學的管理就只能由各州自行其是。這部日后為私立大學護航的憲法，也成了聯(lián)邦政府設立國立大學不可逾越的障礙。

亞瑟·M.科恩（Arthur M.Cohen）在《美國高等教育通史》中指出：如果建立了國立大學，將會對美國高等教育產生顯著的影響。它將會成為一個指向標，制定出大學的課程標準、學位標準、教授資格認證標準，或許還制定出入學標準。而沒有國立大學，各大學可以任意發(fā)展，自由選擇那些著名大學的辦學模式。

由于不受國家教育部門的干預，大學可以借鑒任何有利于自身發(fā)展的規(guī)則。也正是因為沒有國立大學，聯(lián)邦政府少了一個參與大學政策制定的途徑或借口，連示范或指引的機會都沒有。再加上聯(lián)邦最高法院通過達特茅斯訴訟案，限制了州政府對私立學院“情不自禁”的“干預之手”，結果美國兩級政府的手腳都被綁住了，大學的自治從法律上再次得以保障，從而推動了多元化的辦學模式及其管理方法成為美國大學最大的優(yōu)勢和特色。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美國大學的輝煌要歸功于其先行者早早地成功抵擋了政府干預的沖動，那么，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實在是一個險勝。

華盛頓等開國元勛想設立國立大學的良好初衷毋庸置疑，為了新生共和國的統(tǒng)一與繁榮、為了集國家有限財富培養(yǎng)優(yōu)秀的下一代......，但這種動機和理想越是崇高，開辦國立大學的理由越是充分，最終索性由國家一手包辦大學的沖動也將會變得愈發(fā)難以阻擋。

雖然文章開篇特朗普政府采取各種措施打擊高等教育，其實美國政府所能做的極為有限，它既不能插手私立大學的經(jīng)營和管理，更無權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打壓國立大學，因為一所都沒有。

由于美國憲法將管理大學的權力交給了各州政府而非聯(lián)邦政府，因此一般美國人對聯(lián)邦政府對于教育問題的想法與措施常常會持有懷疑、不信任的態(tài)度。

如今看來，這個制度設計堪稱“神來之筆”。

1862年，聯(lián)邦政府通過的《莫里爾法案》推動了贈地學院發(fā)展，政府可以贈地、撥款，但無權參與大學的管理決策。這對美國大學意義深遠，雖然最初只是為了培養(yǎng)農業(yè)和機械人才，卻意外成為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的基石。換言之，政府只出錢但不出力，大學有權決定政府給的錢怎么花，這就再次保證了大學的獨立與自主。

美國動用憲法保護學術自由，走過了近二百年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也開啟的政府與大學關系模式，有效預防了政府對大學自主權的過度干預。沿用至今，確保美國大學擁有四種基本自由——“誰來教、教什么、如何教、誰可以被錄取為學生”。即便特朗普急得跳腳，也只能減少部分聯(lián)邦預算，無法開除持不同政見的校長和教授。

自中世紀產生大學以來，從不缺問題，但如何解開這些問題，如何在試錯中前行，從殖民地學院的宗教烙印，到現(xiàn)代大學的全球競爭；從學術自由的抗爭，到科技與人文的角力，每一步都充滿糾結，卻也因此生機勃勃。

大學的演進，如同一部即興演奏的交響樂，既有主題旋律的重復，也有偶然迸發(fā)的變奏。對不確定性的包容，允許百花齊放式的大學管理模式，或許正是美國高等教育保持活力的密碼。

大學是知識和思想的誕生地，是心靈的避難所，大學課堂是一個獨特的思想觀念的“集散地”。人文和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試圖在一個知識碎片化和學科過度細分和專業(yè)化的時代，維持一套共同的價值觀。越是AI普及，越需要通識教育，它雖不具有功利價值，卻會讓學生受用終身，讓他們的生活和精神變得更加豐滿和充實。

1. 《美國大學小史》，程星，商務印書館，2018年

2.《美國高等教育通史》，亞瑟·M.科恩（著），李子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3.《》，管理進化論，2021年

4. 《人才基因》，朱巖梅，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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