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宗一先生的《教書人手記》一書今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再版了。和初版時相比，這次書中新收入了自稱為“小字輩”的學生宋楊寫的一篇序文《我所認識的教書匠寧宗一》。

《教書人手記》，寧宗一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于是先讀這篇，再重讀劉澤華先生二十余年前所寫的序一，繼而將書中篇目再次逐一細細讀來，不由得對書名里“教書人”這三個字反復回味。

從1954年留校任教開始，寧宗一先生從事教學工作已七十余年。他有很多頭銜：南開大學教授、中國古典小說戲劇研究家、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創(chuàng)會會長……可他自己說：“我呀，就是個教書匠！”

一生執(zhí)著于教學和寫作，極力在文學史中探尋心靈史的價值，這本《教書人手記》或許更像是一種自剖——這位白發(fā)教書人用他的經歷告訴我們，為師，到底意味著什么。

一千多年以前，百代文宗韓愈用“傳道、受業(yè)、解惑”這六個字概括了師者的職責，也深刻地揭示了師者這一角色的多重價值。

寧宗一先生

從社會文化意義上說，教師是文化基因的延續(xù)者，可以確保社會代際更替中經典文化的有序傳承，從而維系人類社會基本價值觀念的持續(xù)穩(wěn)定。

從教育哲學意義上說，韓愈強調教師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思維的引導者。同時，理想的教學也不僅僅是一種單向的行為，而是往來互動、教學相長。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和思想不是簡單的復制，而是在不斷的質疑和求索中實現(xiàn)增殖、創(chuàng)新。

這些，都可以在《教書人手記》一書中得到印證。“教學手記”篇閃耀著思辨的火花，“我和老師”篇寫滿真摯的情感，“我和學生”篇記載了教師的欣慰和謙遜，“我和同道”篇回蕩著心靈相通的和弦……

九十余年人生之旅，七十余載教學生涯，對寧宗一先生來說，古典小說戲劇中的跌宕起伏與現(xiàn)實生活里的悲歡際遇交織共鳴，暮年回望，這些文字是人生的總結，更是他作為學者和師者的真誠道白。

重讀《教書人手記》，很自然地想到兩個詞，一為言傳身教，一為上下求索。

《一個教書人的心史：寧宗一九十口述》

寧宗一先生1950年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1954年留校任教，他是新中國成立后南開大學培養(yǎng)的第一代大學生。他求學和教學初始的年代，是南開大學中文系群星閃耀的時代。

正如他在回憶許政揚先生的文字中記錄的那樣，入學時，系主任是彭仲鐸先生，講授古典文學的有華粹深、孟志孫、朱一玄三位先生，語言學和文字學的老師是邢公畹、張清常和楊佩銘三位先生。

系里延請阿英、蘆甸來講授文藝學，方紀來講俄蘇文學，阿垅開詩歌講座課、何遲講“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課，北師大的李何林先生和北大的王瑤先生來講授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

1952年院系調整后，南開大學中文系迎來了希伯來文學研究專家朱維之先生，吳梅的大弟子、曲學專家王玉章先生，中國文學史和修辭學專家王達津先生和陳介白先生……

《中國古典戲曲名作十講》，寧宗一著，北京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20世紀中葉，他們給南開大學中文系帶來了生機，也奠定了深厚的學術傳統(tǒng)。余生也晚，我已無法想象當年先生們的風采和課堂的精彩。但在寧宗一先生的文字中，我找到了這樣的記載——20世紀50年代，李何林先生定下規(guī)矩，青年助教上課前要先在教研室試講，正式上課時，導師要抽查。

寧先生給歷史系講文學史的課，李何林先生去聽了三次課，許政揚先生隨堂聽了六周課。學生做了老師，老師還要督查學生，看他是不是能做一個合格的老師。不但聽課，還要提意見：從皮鞋要擦干凈、風紀扣要系好到板書不能潦草，寫完板書站的位置不能擋住學生視線；從說話尾音太輕，容易讓后面的學生聽不清到分析闡釋的科學性甚至讀錯的字音……

初為人師的寧宗一把這些記下、改正，并在此后一生的教學中秉承。

所謂傳承就是這樣吧。在那個沒有多媒體教學、沒有幻燈片、更沒有AI（人工智能）的年代，先生們一支粉筆、一本教案走上講臺，張開嘴就是上下五千年的華麗錦繡，他們站在那里就是端莊嚴謹?shù)拇~。

幾十年后，寧宗一先生赴日講學，他會為了一個字的讀音反復查證，并真誠地向日本學生進行解釋。幾年前，年屆九旬的寧先生參加一場學術活動，沒有話筒，近一個半小時的發(fā)言中，他站在那里始終腰板挺直、聲音洪亮，一字一句都清晰地傳遞給會場里每一個人。

《中國古典小說名作十五講》，寧宗一著，北京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我想，正是那些南開的先生們的嚴格規(guī)訓，讓當年的“小寧”如今成了“老寧”依然如此。

《教書人手記》中有兩篇文章很值得注意。一篇是《進行一次考據(jù)的實驗——給錢鍾書先生〈管錐編〉挑一個小錯》，另一篇是《21世紀：以東方文化為主流？——質疑季老》。

從題目就能看出，這是寧宗一先生作為學者就學術問題與名家真誠地進行商榷。研究無禁區(qū)，學術面前人人平等，這本來就是學者應有的共識和胸懷。

但是，看一下兩篇文章的寫作時間：前者寫于1981年，后者寫于1996年，細想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兩個時間點上，作為一名高校普通教師，寧宗一先生敢于對當時已經聲名顯赫的錢鍾書先生、季羨林先生的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不單單是一種學術勇氣，更凸顯了他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不懼權威、上下求索的質樸作風。

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里談到“中人”一詞，認為其有一個意思是指妓女。但寧宗一認為，根據(jù)宋元時期的詞匯，“個中人”是指妓女，是“此中人”“勾欄中人”的委婉說法，單獨的“中人”沒有這個意思。

《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十題》

據(jù)寧先生說，這篇考據(jù)性的文章發(fā)表后被他的好朋友黃克拿給了錢鍾書先生，錢先生說：“有說服力！”這讓寧宗一感到很鼓舞。

今天看來，這無疑是學術圈里的一段佳話——后學一絲不茍、大家虛懷若谷。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者，學術研究方能有所匡正、有所進益，成為有生命力的一種存在，它不會在少數(shù)權威構建的狹隘語境中徘徊停滯，而是如江河奔流、綿延萬里。

除了和錢鍾書先生、季羨林先生的商榷，寧宗一先生還對陳寅恪先生、王季思先生、吳祖光先生等名家的一些研究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建構審美化的心靈史》

應該看到，這些和名家、大家的商榷，是基于寧宗一先生數(shù)十年來在學術領域深入開掘、精耕細作的扎實努力，因此言而有據(jù)、觀點清楚、思考縝密，不但“提得出”，而且“立得住”。在那個還沒有追求“流量”和“曝光度”的年代，這樣的學術討論是真誠的、純粹的。

對待專業(yè)的這種真誠和純粹，不但是寧宗一先生作為學者畢生秉承的治學態(tài)度，而且深深影響了他的學生。

《教書人手記》中“我和學生”篇里，無論是與年輕學子就“王朔評金庸”進行的熱烈討論，還是他給自己的學生許祥麟、羅德榮、陶慕寧等人出版的專著所寫的序文，都可以讓人看到一種優(yōu)良的學風在代際中的延續(xù)，那便是求真知、明理義、持之以恒、篤學精進。

《寧宗一講金瓶梅》

絳帳傳燈，所以弦歌不輟；春風化雨，乃有桃李芳菲。再讀《教書人手記》，忽然發(fā)現(xiàn)，這是寧宗一先生用一生的時間寫下的為師為學“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