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歲的孫銘九正等待著對自己一生的最終定性，窗外傳來解放軍進城的軍號聲，他的思緒卻飄回13年前的驪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他背著蔣介石走下山坡，那時他從沒想過自己的人生會如此曲折：

既是捉蔣抗日的功臣，又曾是投敵的漢奸，如今竟要靠國家破例來決定未來的生路。

最終審查結論下來：

孫銘九參與西安事變，為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有貢獻；投汪偽期間無直接迫害民眾行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準予安排工作。

這讓他變成了上海市政府的一名參事。

孫銘能成為張學良的貼身心腹早有淵源，他出生于遼寧，1927年考入東北軍講武堂，因射擊精準、行事果斷被張學良看中，調到衛(wèi)隊擔任副官。

張學良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時孫銘九已升為衛(wèi)隊第二營營長，負責張學良的貼身警衛(wèi)，這種信任讓他成為西安事變中捉蔣行動的不二人選。

1936年12月11日晚，張學良在西安新城大樓秘密召見孫銘九，把一把德制毛瑟槍放在他面前：

明天凌晨，你帶衛(wèi)隊去華清池，把委員長請過來，逼他抗日，記住不能傷他性命。

凌晨2點，行動開始，孫銘九率隊從華清池東側翻墻而入，先解決了門口的哨兵，接著向五間廳發(fā)起進攻。

蔣介石的衛(wèi)隊負隅頑抗，雙方交火半小時孫銘九才沖進蔣介石的臥室，床上的被子還熱著，假牙放在床頭柜上，人卻不見了。

他心里一緊，立刻讓人搜山，自己則守在山腳下。

沒過多久，士兵在驪山半山腰的石縫里發(fā)現(xiàn)了蔣介石。

當時蔣介石只穿了件單棉袍，腳上是拖鞋，見沖上來的是東北軍反而鎮(zhèn)定下來，坐在石頭上說：我是委員長，你們敢動我？

孫銘九怕士兵沖動，趕緊上前半跪下來勸：委員長，少帥請您回西安，共商抗日大計。

蔣介石不肯走，說自己腿斷了，孫銘九沒辦法，只好背起他下山。

下山的路上蔣介石問他：你們少帥到底想干什么？

孫銘九回答：日本人占了東北，我們想打回去，可您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少帥也是沒辦法。

可沒過多久，張學良便遭軟禁，以王以哲為首的元老派主張通過談判促成蔣介石釋放張學良，認為絕不能再訴諸武力。

而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卻不認同，他們認定王以哲的主張是妥協(xié)投降，堅持只有靠武力逼迫蔣介石，才能把少帥救出來。

可孫銘九已經被救少帥的執(zhí)念沖昏了頭，下令士兵開槍刺殺了王以哲。

這場刺殺徹底搞垮了東北軍，王以哲的部下認為孫銘九是叛徒，率部向中央軍靠攏，其他東北軍將領也紛紛脫離控制。

有的投靠八路軍，有的被蔣介石編入其他部隊，曾經有20萬人的東北軍不到一個月就土崩瓦解，孫銘九成了眾矢之的。

蔣介石下令通緝他，他只能帶著幾名副手連夜逃離西安。

逃亡的日子并不好過，他先躲到天津一個小閣樓里，靠變賣張學良當年送他的手表度日，不敢出門，更不敢聯(lián)系家人。

天津租界局勢緊張，他又逃到上海法租界化名孫明久，在一家五金店當?shù)陠T，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被人認出。

隨著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孫銘九開始連房租都交不起。

這時他聽說昔日東北軍的同事洪鈁在汪偽政府任參軍長，便硬著頭皮找上門，他當時的想法很簡單：

先活下去，等機會再找蔣介石報仇，救出少帥。

洪鈁把孫銘九介紹給汪精衛(wèi)，汪精衛(wèi)給了他一個軍事顧問的虛職，主要負責整理東北軍舊部的資料，沒有實際兵權。

關于這段經歷后來有不同說法：有的說他曾暗中保護過被日軍追捕的地下黨員，有的說他只是掛名，從不去汪偽政府上班。

但無論如何，投靠汪偽成了他人生的一個污點，在當時這就是漢奸的代名詞。

孫銘九自己也知道這個選擇的代價，他在汪偽任職期間從沒有穿過偽政府的制服，也拒絕參與任何針對國共兩黨的行動。

日本投降前他察覺到局勢不對，提前聯(lián)絡了國民黨軍統(tǒng)起義，被編入軍統(tǒng)在東北的特務組織。

可沒過多久他又覺得國民黨靠不住，暗中聯(lián)系上中共地下黨成了雙面間諜，這段模糊的經歷，后來也成了他解放后審查時的重點。

沈陽解放，孫銘九被解放軍俘虜，一開始他以為自己會被嚴懲，但審查人員沒有急于下結論，

而是花了一年時間，走訪了當年的東北軍舊部、地下黨成員，甚至找到了被孫銘九保護過的黨員，核實他的經歷。

審查結果出來后，負責審查的同志對他說：

你在西安事變中為逼蔣抗日立了功，投汪偽期間沒有手上沾血，還做過一些好事，后來又暗中為我們提供情報，這些都要算進去。

1949年10月，中央批準了對孫銘九的處理決定：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安排到上海市政府擔任參事。

這個安排在當時算是破例——新中國成立初期，像孫銘九這樣直接安排公職的很少。

時任上海市長柯慶施在推薦他時說：

孫銘九的功過要分開看，西安事變的功勞不能忘，給他一個工作機會，也是讓他為國家再做貢獻。

孫銘九非常珍惜這個機會，他把名字從孫明久改回孫銘九，去掉了中間的日字，象征與過去告別。

在參事室里，他負責整理上海的文史資料，經常加班到深夜。

孫銘九晚年時還接受過記者采訪，提到西安事變時說：

我這輩子最對的事，就是當年聽少帥的話，去華清池捉蔣；最錯的事，就是一時糊涂投了汪偽，國家能給我機會，我很知足。

孫銘九有過輝煌，也有過落魄，他不是完美的英雄，只是一個在亂世中掙扎、有過功也有過過的普通人。

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評價一個人要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里，看他的主流是進步還是反動，看他對國家和民族有沒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