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的北平，寒風(fēng)直往胡同里鉆。就在這天，一則小道消息被悄悄傳開：中央準備設(shè)立“文化比較研究所”，副所長人選叫張嘉儀，已從上海動身進京。老報人們聽名字陌生，去檔案里翻來翻去，才發(fā)現(xiàn)“張嘉儀”竟是臭名昭著的汪偽高官胡蘭成。

謠言來得突兀。胡蘭成當(dāng)年給日軍唱和，罪證歷歷，突然要在新中國當(dāng)官？不少人愣住了。更離奇的是——據(jù)說他走到南京就折返南下，所謂“赴京當(dāng)官半路逃走”，一時間茶館里議論紛紛。

事情究竟怎樣？線頭得追到一九四七年。那年冬，胡蘭成改名易姓躲在溫州，以“失意文人”身份同梁漱溟通信，信中自稱對東方哲學(xué)研習(xí)多年，順帶拋出幾條“建設(shè)性意見”。梁漱溟秉性耿直，只要文字有可取之處便愿討論，兩人書信往返數(shù)月。

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天，胡蘭成話鋒一轉(zhuǎn)，暗示自己“處境窘迫”，希望梁漱溟引薦進學(xué)界。梁漱溟看出他心思復(fù)雜，沒有輕許，只回了幾句客氣話，事情就此擱下。遺憾的是，這段往來后來被胡蘭成徹底歪曲。

據(jù)胡蘭成晚年自述：一九四九年年底梁漱溟攜信面見毛主席，主席不僅贊成成立文化比較研究機構(gòu)，還當(dāng)場點頭用他當(dāng)副手。故事聽上去跌宕，實際漏洞滿地。第一，中央當(dāng)時忙著“抗美援朝”與土地改革，根本沒計劃組建這類機構(gòu)；第二，政務(wù)院檔案里壓根找不到任命文件。

最直接的否認來自當(dāng)事人家屬。一九八三年，梁漱溟之子梁培寬在接受《讀書》雜志采訪時回憶：“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父親確曾提議成立文化研究所，可主席沒有通過，更別提副所長人選。”短短幾句話，把流言釘死。

那么“半路逃走”的橋段從哪冒出來？多半出自胡蘭成自己的“自我神化”。他在日本出版的回憶錄里寫到：“北上途中，車過浦口，忽聞京城風(fēng)氣嚴正，遂知自身身份終難遮掩，只得調(diào)頭南返。”看似戲劇，其實自相矛盾——既已得中央首肯，為何一聽“嚴正”就膽寒？

時間再往前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胡蘭成驚惶失措，攜汪偽余部輾轉(zhuǎn)漢口、南京，再化名逃到上海。三年后，他潛入溫州，以張愛玲接濟的微薄款項度日。躲躲藏藏之間，新的政權(quán)在北方生根，他卻拿不定主意該往哪條路走，于是給自己編造了一套“上書請命—受命入京—懸崖勒馬”的傳奇，既可顯示才學(xué)，又能解釋逃亡，聽上去面子里子都在。

試想一下，如果毛主席真要用人，會不知道胡蘭成的底細？中共中央社會部對汪偽系統(tǒng)的情報掌握得一清二楚。當(dāng)時很多漢奸被列入重點緝捕名單，胡蘭成也在其中。所謂“任命書”不過一張白日夢。

有意思的是，這場謠言并非一傳十、十傳百，而是隔了多年才在海外華人圈擴散。原因很簡單：胡蘭成晚年定居日本，靠教書與寫雜文糊口，若不往自己身上貼金，讀者未必買賬。把“毛主席點頭”這幾個字寫進回憶錄，無異于打出一張巨型招牌。

再看梁漱溟的處置就能明白真相。建國后，他長期從事政協(xié)和教育工作，對舊友來信不分派別皆肯討論，卻從未向中央推薦有污點之人，這是早已形成的行事原則。袁同禮、胡適、辜鴻銘等人或有交往，但一涉及政務(wù)，他始終保持距離。胡蘭成若真得他全力相助，公開文件、個人日記不可能毫無蹤影。

往后多年，每當(dāng)有人提起“半路逃走”的故事，梁培寬都會搖頭。他甚至補充：“父親在書信中對胡蘭成有才氣肯定，但提到其身世時只寫了四個字——‘此人可疑’。”這四個字，比任何辯解都來得干脆。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胡蘭成在東京青梅市的出租屋里病逝，臨終遺言“江山如夢”顯得蒼白。三天后，靈堂里擺放的贈禮上也寫著這四字，一些日本友人讀來唏噓，卻很少有人知道這背后的謊與惑。

謠言止于史料。官方檔案、當(dāng)事人口供與時間線互相印證，足以說明：不存在所謂“新中國副所長任命”，更談不上“半路逃走”。胡蘭成借梁漱溟之名自抬身價，這不過是他眾多謊言中最響的一記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