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兩千年前，《莊子》便對生老病死這一人生必然軌跡有著深刻且獨到的見解。

在莊子的認知里，天地萬物構成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生死之間并無本質區(qū)別，不過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演變過程，皆遵循著同一的“道”。倘若有人能將“無”視作起點，把“生”看作一段歷程，將“生死存亡”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那么便能夠超脫生死的束縛，讓心靈獲得真正的自由。我們對于世間萬物的恐懼，究其根源，大多源于對死亡的畏懼。一旦我們能夠放下這份恐懼，面對人生，自然就能擁有無畏的勇氣。

品讀莊子對“死”的超然態(tài)度，實際上拾起的，正是對“生”的無畏勇氣。

如何在死亡面前保持平常心？

要深入理解莊子的生死觀，就不得不提及殷商與楚文化中“連續(xù)的世界觀”。在這種觀念里，死亡是連續(xù)現(xiàn)象中的一個自然過渡階段，因此“生”與“死”并非被一道鴻溝所隔斷。萬物皆有靈性，且能夠相互轉化。

那為何孔子會說“未知生，焉知死”呢？這是因為周文化呈現(xiàn)出一種單面向的特質，將全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人世的環(huán)境之中，是一種非連續(xù)性的世界觀。

就像夏生秋死的寒蟬，它無法理解一年四季的更迭變化；蜩鳩飛行的高度有限，自然也不明白大鵬鳥為何要振翅高飛至九萬里的高空。很多時候，我們人類何嘗不是受限于生命的長度、活動的范圍以及視野的廣度，將自己禁錮在有限的現(xiàn)實時空里。

倘若將孔子的世界比作一條將人規(guī)范在特定道德禮儀范圍內的線段，那么莊子的世界則宛如一條向兩端無限延伸的螺旋線，不受時空和壽命的限制，循環(huán)往復，永無終點。

世俗的價值觀常常成為人們理解生命和死亡的枷鎖。當人們能夠摒棄對功名利祿的追逐，轉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與解脫，不再被物質和名利所束縛，便能在生死面前保持一顆平和淡然的心。

超越死亡后的自由境界

對生命的過度留戀以及對死亡的恐懼，往往會使人的精神陷入不安與焦慮之中。而當一個人能夠坦然地面對死亡，那么他也就能以平和的心態(tài)面對世間的任何事情。

在《至樂》篇中，莊子的妻子去世，他卻敲著瓦盆放聲高歌。當旁人詢問他為何不哀悼時，莊子解釋道，他的妻子最初本就沒有生命，而后有了生命，如今又回歸到了死亡的狀態(tài)，這是順應自然的一種形式。

或許我們很難克服人性中厭惡損失的本能，但若能以一種“本無”的認知去看待生命中曾經(jīng)失去的事物，明白生命本就是在得與失的波動變化中前行，那么我們在面對失去時，便能多幾分釋然。

當與戀人或摯友斷交時，若能想到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即便白頭到老，最終也難免一別。此時的分道揚鑣，與年老后的離別又有何本質區(qū)別呢？我們都不過是漫長時間長河中的蜉蝣罷了。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生命從誕生的那一刻起，死亡便已悄然孕育其中。因此，萬物僅僅是以一種相對的形態(tài)存在著。關鍵在于，當物理世界發(fā)生自身變化時，我們的精神世界該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

在莊子看來，“榮”與“辱”都不過是外在的表現(xiàn)，他選擇不予理會，因為這與他內在的獨立人格毫無關聯(lián)。

“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莊子說，能夠在榮辱面前保持不動搖，分得清外在與內在的人是了不起的，然而這樣的人在世上卻極為稀少。

唯有精神自由，生命方能充分綻放

當我們對比莊子與孔子的思想時，便能發(fā)現(xiàn)諸多微妙之處。

面對亂世，孔子的人生態(tài)度是在一套周文秩序中“克己復禮”，期望達到“天下歸仁焉”的理想境界。而莊子則不像孔子那樣熱衷于談論處理人世的繁文縟節(jié)，他向世人展現(xiàn)出一種淡然超脫的態(tài)度——人世并不需要我們犧牲所有的自由去過度關切，當心境達到逍遙的境界時，事情自然會順其自然地走向合適的結果。

《莊子》的第一篇便提出了“逍遙游”，這是一種擺脫名韁利鎖、道德是非以及邏輯理智束縛的悠然自得的心境。只有做到逍遙，心中沒有掛礙，才能夠悠游自在。

那么，如何才能達到逍遙的境界呢？那便是要有“具見”。要對人生擁有足夠寬廣的器度，如同大海一般遼闊；要培養(yǎng)自己的學問，如同大海一般深邃。

莊子用逍遙消解了功利觀念，用無為消解了禮教觀念，用死歸至樂消解了生死觀念，讓人的精神得到一種升華，將人的精神拓展為無限，任其自由翱翔。

有人將莊子思想誤解為阿Q精神的代名詞，也有人認為莊子是古人“躺平”的代表。事實上，這些都是對莊子的錯誤解讀。在當下流行的話語體系中，莊子的思想常常以碎片化的方式傳播，為了適應大眾傳播的需求而切斷其豐富的內涵，只粗暴地截取其中一二，這實在是囫圇吞棗，難以領略其真正的精髓。

許多古籍的妙處需要深入探究、尋根溯源，才有可能獲得一二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