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聯邦政府敲定的退休年齡調整計劃，正在撕開歐洲福利體系的裂縫——2031年起，法定退休年齡將從67歲逐步過渡至68歲。這個看似微小的數字變動，藏著整個歐洲的生存焦慮：靠殖民掠奪積累的紅利早已耗盡，高福利與老齡化的雙重重壓下，曾經的“歐洲好日子”正加速走向終結。

先看德國眼前的困局。全國8390萬人口中，65歲以上老人占比達22.3%，每五個人里就有一個超過退休年齡，而生育率僅1.4，年輕人數量連年減少。支撐養(yǎng)老金的“現收現付”模式早已捉襟見肘：現在100名在職者要供養(yǎng)44名退休人員，20年后這一比例將逆轉為78人供養(yǎng)100人。

今年，德國僅填補養(yǎng)老金缺口就需1200億歐元，占聯邦財政預算的四分之一，到2050年這個缺口還將翻番。左手是不斷擴大的支出窟窿，右手是持續(xù)減少的繳費人群，德國的社保賬本，早已算不下去。

這樣的壓力正傳導到每個群體。慕尼黑的中小企業(yè)主們最近頻繁召開裁員會議，社保繳費比例從2015年的36%升至2025年的38.7%，招一名實習生每月要多承擔數百歐元社保成本，不少企業(yè)只能縮減招聘規(guī)模；柏林的退休群體攥著每月1400歐元左右的平均退休金，在通脹高企的當下，買菜、買藥都要反復計算。

可與此同時，德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累計已達240億歐元。這種反差讓民眾怒火中燒，民調顯示超六成德國人反對繼續(xù)追加援烏資金，街頭抗議標語直指政客：“先保我們的養(yǎng)老金，再管別人的戰(zhàn)場！”

這并非德國獨有的危機，而是整個歐洲的集體病癥。英國的債務窟窿同樣觸目驚心，數百萬勞動年齡人口游離在就業(yè)市場之外，其中不少人因健康問題無法工作，超市收銀員扣除社保后收入所剩無幾，部分年輕人干脆放棄找工作，選擇“躺平”領救濟。

意大利的困境更顯突出，65歲以上老人占比超五分之一，養(yǎng)老金支出常年擠壓財政空間，政府每年都要為社保資金的籌措焦頭爛額，甚至不得不壓縮其他公共開支來填窟窿。這些曾經靠殖民掠奪、全球吸血積累財富的國家，如今終于要為過去幾十年透支的高福利買單，曾經光鮮的“福利神話”，正在現實壓力下一點點褪色。

高福利曾是歐洲的“名片”，如今卻成了勒緊脖子的繩索。德國每年福利支出超1.3萬億歐元，企業(yè)與員工的社保負擔讓不少中小企業(yè)瀕臨承壓極限；英國每10人中就有1人申領殘疾福利，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成為主要申領理由，預計2030年這項支出將突破1000億英鎊；瑞典曾是高福利的標桿，2024年數據顯示，斯德哥爾摩地區(qū)急診平均等待時間約4.5小時，較五年前延長1小時，曾經“隨叫隨到”的醫(yī)療服務，如今也因資金緊張變得捉襟見肘。這些看似光鮮的福利體系，本質是用過去的掠奪紅利堆砌，當全球格局變化、“吸血”渠道收窄，福利縮水便成了必然。

更致命的是，外部“輸血”渠道正被逐步切斷。早年歐元試圖挑戰(zhàn)美元霸權，科索沃戰(zhàn)爭直接導致歐元匯率暴跌20%；俄烏沖突后，歐洲能源成本飆升3倍，美國卻趁機將液化天然氣以4倍于本土的價格賣給歐洲，賺得盆滿缽滿。

2024年數據顯示，歐盟GDP僅為美國的66%，生產率增速不足美國的一半，曾經靠技術優(yōu)勢和全球分工賺取的利潤，如今正被地緣政治和美元霸權不斷侵蝕。德國巴斯夫集團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新建產能基地，并非“遷廠裁員”，而是為規(guī)避歐洲高能源成本，可即便如此，本土工廠的運營成本仍在攀升，工人對未來的擔憂日益加劇。

改革本是破局之道，卻在歐洲陷入“改則亂、不改則亡”的死循環(huán)。德國計劃收緊公民津貼，數百萬民眾涌上街頭抗議；英國試圖提高福利申領門檻，上百名工黨議員聯名反對，最終只能對新申請者“開刀”；西班牙2023年推動退休年齡延至67歲時，馬德里街頭出現焚燒垃圾桶的抗議場景，警察不得不動用催淚彈維持秩序。

與此同時，極右翼勢力趁機抬頭，德國選擇黨支持率穩(wěn)定在19.5%，競選口號直指“優(yōu)先保障本國人養(yǎng)老金”；意大利兄弟黨上臺后收緊移民福利申請條件，將危機矛盾轉移給外來群體——可這些操作，終究無法解決老齡化與福利透支的核心問題。

馮德萊恩主導的歐盟仍在將各國綁上北約“戰(zhàn)車”，2024年底剛宣布向烏克蘭追加30億歐元軍事援助，卻對成員國的養(yǎng)老金缺口視而不見。靠掠奪起家的歐洲，用百年紅利撐起的高福利泡沫，如今正被老齡化、債務危機、外部壓榨逐一戳破。德國將退休年齡延至68歲，不是危機的結束，而是歐洲麻煩的開始——當掠奪的紅利耗盡，透支的福利終究要還，接下來的日子里，歐洲只能在“縮減福利”與“民眾不滿”的拉扯中，艱難面對越來越多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