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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權的人通常都傲慢，傲慢的人通常都勢利，勢利的人通常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人通?？床灰姟叭恕敝豢匆娎约旱睦?/p>

王家衛(wèi)、秦雯“錄音門”事件，看似是一場娛樂圈的權力撕扯，其實也是優(yōu)績社會的一個隱喻。不妨從三個關鍵問題談起。

1.

古二持續(xù)曝光王家衛(wèi)、秦雯的“錄音門”事件，我感觸最深的，是溢出屏幕的“權力感”。很多時候，聊他人“閑話”其實并不單單是“講閑話”這么簡單——而是“我夠資格置評”的權力感。

當然，秦女士當下面對的最大“麻煩”，并不是那些八卦，甚至不是署名權糾紛，而是：她和助手許女士是怎么在跟警察起了沖突（很多媒體用了“襲警”一詞）、被帶進瑞金二路派出所之后，然后立即找到“朋友的小弟”去搞定，對方僅僅“兩句話”就把她們給撈了出來。以至于連王家衛(wèi)都驚訝：“你們這么張揚，還要打電話給所有警察朋友？”

如某些官媒指出的：若這段“自曝”內容屬實，這已經涉嫌濫用權力干預執(zhí)法程序，將人情凌駕于法律之上，是對司法公正的公然踐踏。

但無論自曝內容是否屬實，有一點可以確認：“我能輕松被撈出來”，在秦女士這里，不是應該感到羞恥和自責的濫權行為，而是一種可對外炫耀的資本。你就說這高高在上的“權力感”吧。

如果秦女士、許女士、涉事派出所，在這樣的錄音之下居然都無人去問責、質詢，不給公眾以交代，那是輿論的失職，也是對“特權者”違法濫權行為的再次縱容。

某種角度來講，比濫權本身更令人擔憂的，是以特權為自豪的風氣，是社會對特權的縱容。

如果濫權者無需承擔任何實質性的違法成本，那么這個成本最終將由全社會來買單。

2

有人批評古二私下錄音、公布錄音的做法不體面，這個事情我是這么看的。

古二的做法在“程序”上的確有問題，涉嫌侵權，但我不傾向于將他的行為放到“私德”的語境下去討論，我更愿意在權力結構的框架下去理解他的“不得已”——一個被排除在話語權、資源分配權之外的弱勢者，用他所能夠得著的、也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去打一個不對等的仗。

在他放錄音之前，他的發(fā)聲維權有用么？又有多少人真正關注，或者說care？可悲的是，他想要捍衛(wèi)的權力主張，還得借勢“八卦”的傳播力，才真正破圈。

不要假裝“權力的游戲”不存在。我是今年在“錄音門”事件之后，才知道原來當年有n篇批評《繁花》的劇評都被下架了。大平臺、大導演、大編劇，便可如此么？

在這樣的權力結構里，我倒認為古二在用一個所謂不得體的方式，去沖撞一套更大的“不公正”。透錄這件事的確“不漂亮”，但在權力極不對等、正規(guī)維權失效的場景里，它不過是弱者最后的武器。

在這個事件里，我認為輿論更應關注的，不是古二的私德如何，而是古二所指向的——長期存在于業(yè)內的系統(tǒng)性unfairness（不公）。就算古二不體面，可他所指向的“不公”比他更加不體面。不是么？

而這種不公，又何止是在編劇界才有？自己不干少干，卻愛搶下屬功勞的領導，哪個單位里沒有？哪個人的職場生涯里又沒遇見過？

為什么古二得到很多的支持和同情？因為大家苦這種不公久矣。哪個年輕人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職場環(huán)境，一個可以只靠才華就能出頭的“機會”呢。

3

怎么看藝術家人品和藝術能力之間的沖突？這句話的職場版則是：人品與能力，哪個更重要？

古往今來，不論東西，人不咋樣，但“作品”驚人的例子很多。這個事情也素來都有爭議，有人更看重人品，有人更看重才華與能力?？此茻o分對錯，各有合理性，但其實不同的價值偏好背后，折射著不同的三觀。而放大到一個社會里來看，一個體系的價值偏好，不止映射著時代的道德重心，也會直接關乎我們每個人的生存處境。

比如，在一個優(yōu)績至上的社會，那些績優(yōu)的成功人士，就是會被分配更多的社會資源，擁有所謂更多的“話語權”。為什么秦雯會自吹輕松撈人？因為她是知名大編劇，寫出過非常暢銷的“爆款”電視劇。名氣，在優(yōu)績社會是一種有效的社交貨幣。如果她是業(yè)內的nobody，你看她是不是還能如此自信于自己的“能量”。

至于說她那些劇的價值觀是否有爭議，藝術水平究竟如何，和她為人如何一樣，在漂亮的收視率和超高的討論熱度面前，啥也不是。秦雯此前的大熱劇《我的前半生》和《流金歲月》，其實都被詬病過價值觀落后，爭議并不?。ㄎ易约阂矊懳呐u過）。但顯然，影視工業(yè)體系的價值偏好只是KPI，所以秦雯依然是大編劇，依然能拿到好資源，依然獨占著署名權。

在這樣的體系偏好面前，優(yōu)績者會生出“傲慢”，看不見他人的付出與勞動，眼里只盯著自己的“績效”與“名利”，那就再正常不過。他人都不過是自己追逐成功的“工具”，而已。

可是，當體系的價值偏好是績優(yōu)至上，短期看是績效更高，長期的代價卻是社會價值觀的異化，成功學盛行。人不止勢利、追逐成功與成功人士，也會自我剝削，自我工具化，以優(yōu)績與否來定義自己的價值。這很容易導向存在焦慮和身份危機。

為什么“署名權”要抓得這么緊？因為這直接關乎自己的江湖地位（存在根本），怎能拿出來輕易瓜分？！

現代社會里，績效是重要的，但若不把“品格”納入考核標準，人會變成工具，制度也失去了靈魂。“人”才是目的，不是手段。

放到“藝術圈”，當優(yōu)績成為一切判斷的尺度，那才華也就不再是藝術的靈魂，而是權力的工具。藝術也被異化了。

所以，人品和能力哪個重要？我想，如果我們是站在體系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答案會更加清晰。

真正可怕的，不是個別人的傲慢和濫權，而是社會默許甚至推崇傲慢和濫權。當德性被擠出評價體系，失德失范無需承擔任何社會成本，哪怕是“聲譽成本”，我們所有人都將為這樣的墮落而買單。藝術圈、職場、權力場，映照的都是同一張鏡子。你覺得呢？

謝謝閱讀。對于這次事件，你怎么看？歡迎文末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