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半個世紀的《人心與人生》，到底講的是什么呢？可以說，從少年時代開始，梁漱溟就為人生問題而苦惱，由此才有與佛學的一次又一次“因緣”交集。他還真去寺廟要遁入空門，卻沒有地方收他，但他畢生對佛學都浸潤其間，盡管未能當成和尚，但晚年還曾去寺廟修煉。梁漱溟自己承認，他的人生與思想可以分為三期：實用主義時期是二十歲前，主張西學，傾向于實用主義；出世思想時期是三十歲前，偏向佛家；儒家思想時期是三十歲以后，轉(zhuǎn)向儒家。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這三個時期恰恰和他的研究對象是重合的：第一個時期為西洋思想，第二個時期為印度思想，第三個時期為中國思想。

這些轉(zhuǎn)變，反映了梁漱溟在不同階段、對不同思想體系的吸收和認同，這些都為他的獨特思想體系的形成貢獻了力量。但無論是哪個階段，梁漱溟都不是“我注六經(jīng)”式的，而始終是要求“六經(jīng)注我”的！但在1946年也就是54歲之后，因為特定的經(jīng)歷，又開始了新的哲學變化。特別是梁漱溟在六十歲之后，其思想發(fā)展為第四個時期，盡管梁漱溟給自己的學思分期分到了三期為止，但《人心與人生》恰恰就是他最后一個時期的代表之作了，我個人認為，這才是梁漱溟最心儀的“晚年之定論”。

梁漱溟認定，人生所要面對的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個是人對物的問題，我們要面對眼前面之自然界；第二是人對人的問題，則要直面所謂“他心”即他人的心；第三個則是人對于自己的問題，所直面的乃為自己生命本身。由此，人類生活的路徑也分為三類：一是西方文化所代表的向前探索路徑，處理人與物的關(guān)系；二是中國文化代表的調(diào)整自己的意愿、尋求平衡，處理人與人的關(guān)系；三是印度文化代表的轉(zhuǎn)向過去尋求答案，處理人與生命的關(guān)系。這便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核心觀點：西方對自然加以征服，以意欲向前為特征；印度對現(xiàn)實加以逃離，以求解脫為歸趨；而中國文化則是天人合一，以調(diào)和持中為特色。

這著名的人生三路向的說法，既是對中西印文化比較的新的闡發(fā)，也是對三種文化的舊的誤解，所以梁漱溟才要反思自己提出的名論。這些說法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其中一個重要歷史功能，就是在西化思潮泛濫的時代，高擎起來一面復歸傳統(tǒng)的大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種子就開始被埋下了。這個種子發(fā)育起來，越長越茁壯，直到《人心與人生》當中得到了總結(jié)，因為這本書，才是梁漱溟一生用力最大、醞釀最久、寫作最長的一部人生哲學大著。

歸根到底，《人心與人生》聚焦于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類生命與動物生命該如何區(qū)分呢？人類心理與動物心理該如何劃界呢？其實，這就是兩千年來中國思想所聚焦的所謂“人禽之辯”，如果不同于動物的話，人到底是如何成為人的呢？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其實就是中國版的《人性論》。如果再將《人心與人生》的主題，抽象到不能再抽象，那我覺得，可以用兩句話來說——第一句：人之所以為人者——在其心；第二句：人之所謂為心者——在自覺。這就是為什么一部講人生的書，會將人心置于其焦點之上。換句話說，中國人的人生觀，就是以“人心”為本位的，孔門儒學所講的人生，總是指向人心而言的。所謂由人心而成世道，這才是中國人生哲學的大傳統(tǒng)，這種想法幾乎成為20世紀新儒家們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