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這在當今大眾傳媒的認知中，是一個有爭議的熱門話題。不少人所持的懷疑態(tài)度都源于一本書，即英國人吳芳思（Frances Wood）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1995年英文版，1997年被譯為中文出版）。此書在三十年前出版時，便引起了很大反響，三十年來仍不斷被提起。只是有些讀者可能不知道，實際上，在史學界，尤其是元史學界，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并沒有爭議。

原文 ：《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何來爭議》

作者 |南開大學 馬曉林

圖片 |網(wǎng)絡

論戰(zhàn)的結(jié)果不為大眾所知

國內(nèi)外多位元史研究者，都撰文對吳芳思的書做出了回應和批評。其中，中國學者的代表是元史專家、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志玖先生（1915—2002）。楊先生早在1941年就發(fā)表了關(guān)于馬可·波羅來華的論文，在學術(shù)界可謂一錘定音。

吳芳思的書中集合了以往質(zhì)疑者的各種詰難。楊志玖先生在第一時間撰文逐一回答（《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回答》，《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2000年，楊先生發(fā)起組織了“馬可·波羅與十三世紀中國”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特別邀請吳芳思參會。會議共收到論文59篇，其中包括吳芳思的《馬可·波羅的讀者：抄本復雜性的問題》。馬可·波羅的書確實以抄本流傳情況復雜而著稱，但吳芳思的文章很難說有多少新意。早在1980年代初，研究元史、中外關(guān)系史的學者黃時鑒先生（1935—2013）就已對抄本和刊本情況進行過系統(tǒng)梳理（《略談馬可·波羅書的抄本與刊本》）。吳芳思的文章漫談了《馬可·波羅行紀》的幾種版本被后人添枝加葉的情況。這在學術(shù)界也是老生常談了。當然，最重要的是，吳芳思這篇文章不再質(zhì)疑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吳芳思也自辯，寫《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是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討論，而不是否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總之，在參會的59篇文章中，沒有任何一篇否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因此，經(jīng)過世紀之交的這次會議，“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可謂蓋棺定論。

然而，這場“世紀論戰(zhàn)”的結(jié)果并不為大眾所知。盡管會議綜述發(fā)表在權(quán)威學術(shù)期刊《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作為論戰(zhàn)失敗方的否定說卻仍然在大眾傳媒中謬種流傳。其原因，一方面是學術(shù)期刊的傳播渠道窄，閱讀門檻高，另一方面是否定說的論證方式非常具有迷惑性。

漫談有別于學術(shù)

吳芳思曾留學中國，長期任職于英國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又撰寫過關(guān)于敦煌、一戰(zhàn)等主題的書，對于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她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大概能激起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但也導致錯誤的觀點廣為流傳，誤導大眾。

就整體而言，吳芳思書有漫談的特點，趣味性強，閱讀難度低。但是該書稱不上合格的學術(shù)著作，邏輯不嚴密，自相矛盾之處頗多。如該書第九章題為《冰淇淋和意大利實心面條》，整章論證這兩樣事物與馬可·波羅不存在任何聯(lián)系，進而推論馬可·波羅不可信。實際上，馬可·波羅從未提過這兩樣物品。冰淇淋和面條由馬可·波羅帶回歐洲，是16世紀以后歐洲的民間傳說。吳氏竟然用晚于馬可·波羅三百年的民間傳說，推論馬可·波羅不可信，真是厚誣古人。

如果用學術(shù)著作的標準來衡量，吳芳思書忽視學術(shù)規(guī)范，缺乏基本史學和文獻常識，未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例如全書第一個注釋，所引英文書名就是錯的。再如第十三章討論馬可·波羅的身份，卻沒有征引蔡美彪先生的著名論文《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迄今這也是關(guān)于該問題最重要的文章，以中、英文兩個版本發(fā)表。

吳芳思書某些部分也曲解了權(quán)威。書中引以為據(jù)的是兩位權(quán)威學者。一是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著作《馬可·波羅注》。吳芳思書評價道：“伯希和對馬可·波羅的準確性和他所知情況的依據(jù)提出許多懷疑……伯希和教授常常為此感到困惑。”伯希和的研究橫跨敦煌學、西域史、元史等領(lǐng)域，晚年將精力投入馬可·波羅研究中，恰恰是因為他對馬可·波羅深信不疑。伯希和的《馬可·波羅注》展現(xiàn)了其畢生學術(shù)造詣，征引十余種語言的史料，常常對疑難問題提出多種可能性，但從未困惑于也未質(zhì)疑馬可·波羅來華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吳芳思書曲解的第二位權(quán)威是德國學者傅海博（Herbert Franke，又譯傅海波）。傅海博是伯希和去世后蒙元史領(lǐng)域的代表人物。吳芳思書反復引用傅海博1965年的一篇講稿，曲解傅海博的文意，據(jù)之質(zhì)疑馬可·波羅的可靠性。傅氏講稿最后一句是“我們都必須對他（馬可·波羅）的可疑之處作善意解釋，假定他畢竟是到過那里的”。“可疑之處”指的是學界尚未解決的問題，需要“善意解釋”表達了傅海博對馬可·波羅的認可。傅海博隨后在1968年的著作《中華帝國》和1969年版《不列顛百科全書》“忽必烈汗”詞條中，便清晰地寫道“馬可·波羅書中有關(guān)中國的許多細節(jié)的精確性令人震驚”“（馬可·波羅）得到了有關(guān)遠東地區(qū)的可靠信息”。吳芳思書出版后，意大利學者羅依果（Igorde Rachewiltz）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嚴厲地批評吳芳思書缺乏專業(yè)水準。傅海博閱后給羅依果寫信：“我很高興你指出了她是怎樣錯誤地引述我在1965年的臨時發(fā)言。我認為你已經(jīng)最終埋葬了她的理論?！?/p>

吳芳思書還使用“假設(shè)論證”，即假設(shè)存在一個事物來否定現(xiàn)存事物。她在全書結(jié)論中推測馬可·波羅的書抄自《波斯文旅行指南》。事實上，世界上并不存在《波斯文旅行指南》這樣一本書。目前沒有任何實際證據(jù)表明這本假設(shè)中的書存在。

兩個反問句最具有迷惑性

上述邏輯謬誤，只需要有識之士稍加思考和擴展閱讀便能辨清。而下面兩個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吳芳思書中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馬可·波羅為什么沒提筷子、茶、漢字、長城、纏足等中國特色事物？其二，中國史料浩如煙海，為什么沒有直接提到馬可·波羅？

第一個問題是用反問代替論證。邏輯學上有一種謬誤，叫作“默證”，即訴諸沉默，把別人沒說的事當論據(jù)?！澳C”不能作為論證方法。論證問題必須按三段論的步驟，首先提出問題，接著列舉證據(jù)，最后得出結(jié)論。而吳芳思提出了問題，自己不列舉證據(jù)，卻將疑問交給她默認的對手去解答。看似合理的提問，實際上是典型的邏輯謬誤。而所謂馬可·波羅沒提的筷子、茶、漢字、長城、纏足等事物，實際上是現(xiàn)當代西方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時代不斷發(fā)展，七百年前的元代中國，與今天的中國有很大不同。七百年多前，馬可·波羅來到元代中國，看到的是元大都、紙鈔、驛站、鹽業(yè)、杭州的橋、云南的貝幣、吐蕃的獒犬、青藏高原的麝香……馬可·波羅有豐富細致的描述，與元代史料吻合，絲絲入扣。用反問代替論證，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吳芳思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中國史料浩如煙海，為什么沒有直接提到馬可·波羅？吳芳思查閱了清嘉慶年間所修方志《揚州圖經(jīng)》，從而發(fā)問：馬可·波羅在揚州為官三年，為何沒有在地方志中留下記載？這種質(zhì)疑，乍一看很有道理，但其實缺乏史料常識?！稉P州圖經(jīng)》在揚州方志中是較為簡略的一種。揚州地方總志八種，按編纂時間排序為：明嘉靖《惟揚志》、明嘉靖《南畿志》、明萬歷《揚州府志》、清康熙《揚州府志》、雍正《揚州府志》、嘉慶《揚州府志》《重修揚州府志》和同治《續(xù)纂揚州府志》。揚州方志中有關(guān)元代官員的記載非常少。揚州是元代重要的大城市，行政級別是“路”，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地級市。揚州路達魯花赤是行政一把手。元朝統(tǒng)治揚州的八十余年中，路達魯花赤三年一任，應該有將近30人。然而目前所有方志中留下記錄者總共只有2人。史料傳世，受到很多偶然因素影響。元末揚州經(jīng)歷了慘烈的戰(zhàn)火，檔案、書籍和碑刻破壞嚴重，幸免于難的資料相當有限。方志關(guān)于揚州最高行政長官的記錄都如此殘缺不全，遑論馬可·波羅的名字。中國史料“浩如煙海”，不等于“無所不包”。吳的這個問題還緊跟著一個推論：既然中國史料中找不到馬可·波羅的名字，那么馬可·波羅沒來過中國。這也是偷換概念的論證法。實際上，史料中沒有記載，不等于不存在，這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常識。

這兩個反問句在世界上傳播極廣、極具迷惑性。用反問代替論證，在辯論時是很省力的，不斷要求對方提出證據(jù)，既能掩飾自己的無知，又能永遠占據(jù)主動地位。學者認真地逐一舉證回答問題，就會陷入自證陷阱。這種反問式論證，是典型的陰謀論邏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那么，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證據(jù)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在《馬可·波羅行紀》書中。只要仔細地將其原文與中國史料對讀，研究越深入，契合之處就會不斷被發(fā)現(xiàn)。歷史研究是不斷發(fā)現(xiàn)新知的過程。新知和未知，是值得敬畏的。讀史的意義，就是破除固步自封、抗拒新知的心態(tài)，勇敢探索自己既有認知以外的世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0期第8版，未經(jīng)允許禁止轉(zhuǎn)載，文中內(nèi)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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